大家都知道，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洗禮後，就全面汰換舊有的曆法，統一改制成西曆紀元，跟著西方世界同步過新曆年。

從那時起，每年的「跨年」，逐漸在日本本國形成一種和式的新年文化，像是齊聚神社「初詣」的盛況，相信許多日本旅遊愛好者一定不陌生。

相較台灣而言，除了每年例行參加的跨年晚會，跟著藝人們倒數、煙火秀等，好像比較沒有特別的文化活動，因為接下來就要等著過農曆年了。不過，令人好奇的是，曾經被日本統治半世紀的台灣，在那期間，台灣到底是過甚麼年呢？

日本第一次得到海外新領土後，當然想把本土的很多制度照單炮製在台灣，除了利於治理外，最主要當然還是與世界接軌，於是，與全球同步的曆法和時間制便隨著日本傳送到台灣。

當時總督府運用官方媒體與教育的媒介大力宣導，儘管不是那麼即時的看出成效，卻也讓台灣人普遍有了新的時間概念。

大家都知道，元旦這天國家元首要參加升旗典禮、唱國歌，還有一系列相關的慶祝活動等，但是你絕對想不到，早在日本時代的台灣總督府就已經開了先例啦！只是差在那時的國旗是日之丸、國歌是君之代而已！

就這樣年復一年，日本的新年文化開始影響台灣人，有少數人開始會在門口擺上了「門松」或繫上「注連繩」；又或者是台日同學間互相送上新年賀卡，甚至有一些台灣的學生會相約到日本老師的家中展開「新年初寫」（書初め）。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1919.01.02）的報導指出：在當年元旦來臨的前一刻，「臺灣神社」（今圓山飯店）外頭，已經有兩百多人等著要進去參拜了，其中包括了五十名「大龍峒公學校生徒」

由此可見，神社參拜在那個年代已經是台灣人會選擇參加的一種新年活動，雖然這是屬於日本神道信仰的傳統，裡子不一定真正得到台灣人的宗教認同

但是，以一種異文化的新奇感來看，說不上全島普及，卻也確實顯現出台灣人逐漸接受對於「跨年」的娛樂玩意。

當然，文化的流動，絕對不是只有東洋風在島上蔓延，台灣本土的舊曆年文化某種程度也熏陶著在台日人。

《臺灣日日新報》（1930.01.30）就曾刊載：「台北放送局配合舊曆新年，在大年初一中午12點10分開始放送支那音樂及台灣音樂。」

1932年則專題報導的大稻埕跟萬華這兩處台灣人過舊曆新年的情形：「萬華與大稻埕的本島人店鋪依習俗停業。由於天氣適合外出，所以出門遊玩的人潮絡繹不絕。」

同時也有警察抓賭博、銀行郵局不放假、豬隻宰殺量倍增等情況。雖然多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瑣事，但實際上很多民俗活動都有日本人的身影參與盛況喔！

簡單說，以當時的台北為例，西門町到大正町（今總統府到林森北路一帶）以日本住宅區為主，大稻埕跟艋舺則是台灣人最多數。當新曆年時台灣人去過日本節日

舊曆年再輪到日本人來過台灣節日，不一定全部都這樣，但是不同文化體的兩者相互流轉的例子卻是真實存在。

儘管在當局推廣新曆年時，官方也曾試圖排除有關舊曆春節等各種本地習俗，仍抵擋不住庶民間的文化交應，只能隨他而去

直到戰爭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才有實際的政策強制順從，但是時間很短，也不夠徹底，況且舊曆年是台灣人的習慣，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動搖的，所以最後台灣還是保留住自己的傳統。

如今，台日兩國已不再是一體，我們以輕鬆的角度去回味這段文化激盪的在地史，或許有人覺得庶民的趣味很酷，可能也有人會對那時的在位者質疑批判，都是一種我們對歷史的再詮釋與思辨

參考資料：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據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
林玉茹，〈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1890-1945）〉，《臺灣史研究》。
台灣回憶探險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