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美國進入一個震蕩的局面，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風起雲湧，不只歷史留名，也確確實實地翻轉了美國的社會，其影響至今仍可以從美國的政治或社會情勢略知一二。

反之，和當時的美國相比，台灣簡直天差地遠。

自國民黨政權敗逃台灣後，整個島上籠罩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一群由中國來台的自由主義者，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

該雜誌在台灣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幾乎是整個1950年代在檯面上唯一可以聽到的異議聲響。

其中的核心人物雷震，為了政治改革而結合台灣本地的在野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這個舉動觸怒了蔣介石，於是，1960年9月，警備總部藉《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的殷海光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等人逮捕，該雜誌停刊。而在此之後的十年，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變得更加穩固。

這可以說是台灣在戒嚴體制中的第一波黨外民主運動，儘管以失敗收場，卻成為許多後起之輩的啓蒙者，其中也包含本文今天要談的主角──「黃文雄」。

對黃文雄來說，「自由中國事件」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他認為，沒有停止思考的人，都不得不開始思考個人和國家的出路。

1964年，黃文雄申請到美國念大學，因為接觸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及積極參與美國諸多的社會運動，讓他一直思考台灣的民主與獨立運動該如何前進。

到了60年代末期，台灣的政局正上演著蔣經國逐步掌握蔣氏王朝的接班儀式，黃文雄心想，要是能夠重新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國民黨對台灣的高壓統治，那麼台灣政治就有另一種衝撞體制或改變現狀的可能性。

1970年4月18日，蔣經國為期十天的訪美行程，黃文雄決定挺身而出，並且有所行動。

4月24日，蔣經國抵達紐約的飯店，位於紐約地區的台獨盟員再度舉行示威遊行。接近中午時，蔣經國在隨扈與美國警察的護衛下即將步入餐會門口。

此時，黃文雄突然隻身從人群中竄出，並朝蔣經國狂奔喊道：「我們是台灣，在這裡清算我們的血債冤仇！」語畢便隨即拔槍指向蔣經國，就在板機扣下的剎那間，一位美方人員迅速將黃文雄持槍的手托高；因此子彈射出的瞬間，才沒有打到蔣經國。

在場的維安人員趕緊將黃文雄壓制在地，只見黃文雄憤而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台灣人一樣地站起來！）」一旁的鄭自才見狀上前搶救，卻也被警棍擊倒在地，兩人在被押進警車時，仍不斷高呼：「台灣獨立萬歲！」

這件事隔天當然變成頭條新聞，424的這一聲槍響，引起全世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注目，國際間的各大傳媒均大幅報導，雖然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攜帶危險武器、妨害公務等罪名，卻也掀起海外台獨運動的高潮，更給島內的國民黨政權一場震撼。

黃文雄的刺殺行動失敗，他決定棄保潛逃，展開了二十五年的流亡人生。據傳，蔣經國在事件後曾多次問身邊的人：「為什麼台灣人要殺我？」而黃文雄這一槍到底為台灣改變了什麼？

或許當時的人不得而知，但可以清楚爬梳的是，蔣經國自那一次遇刺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若比較起他那強悍老爸的鐵腕作風，顯然不同了許多。

例如，來台灣這麼久，開始決定起用台籍的政治菁英；此外，對於政治異議者的整肅，雖然在本質上仍然是壓迫民主，不過對於處刑的執法也比較寬緩，不像蔣介石動不動就槍斃。

而槍響之後，台灣遭逢二次全球能源危機，中華民國也在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又接二連三爆發中壢事件跟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的統治機器隨內外部的強烈碰撞而逐漸鬆動，到了民主力量最頑強的80年代末，也逼得蔣經國不得不解嚴。

時至今日，刺蔣案已過了48個年頭，將近半世紀的回顧，生活在民主台灣的你我，該如何面對這段台灣歷史的重要插曲呢？我想，已故的台灣史學者張炎憲已經做了最好的定位：

「在台灣人長期反對外來政權統治的過程中，從日本時代到目前，可以說：不斷有人在追求台灣獨立、台灣人能當家做主。

我相信：鄭自才、黃文雄在這個事件所表現的，正是台灣人的一種意志、一種對統治者的反抗；不管這個反抗成功或失敗，它都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想法。……我想，他們那一代的人為此可說沒有白活：

他們在歷史留下一個紀錄，表明了台灣人為什麼要反抗蔣經國、為什麼反抗國民黨、為什麼有這樣的主張？我想，後來的人都可藉此反省，而把這些經驗變成台灣歷史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