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園區舉辦春櫻祭活動，慶祝神社落成80週年，卻引發統派人士的不滿，抗議市長鄭文燦不該紀念日本神社。

一下忠烈祠、一下日本神社，到底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台灣又有什麼淵源呢？

首先，我們先簡單理解日本治台的宗教政策。

領台初期，帝國議會也決定在台北圓山興建國家祭祀的場所，即「台灣神社」（今圓山大飯店），隨後，總督府在全台各地的主要地方建造神社，如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花蓮、台東、澎湖等地。

雖然設立神道建物，但官方在宗教上採取「舊慣溫存」的策略，意指對於原先存在的佛寺或廟宇，不做過多的政治干涉，以穩定台灣的民心。

另外，總督府也深入到各地街庄設置大小神社，以作為社會教化的範疇，桃園神社就是在這樣的時空下誕生（1938），除奉祀開拓三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外，也加祀豊受大神及明治天皇，是日本海外唯一完整保留的神社建築。

但神道畢竟不是台灣人普遍的信仰文化，這些產物也隨著日本戰敗而劃上句點。

同樣在193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也要求各省開始設立「忠烈祠」，這著實令人感到有趣，為什麼呢？根據學者黃進興的研究，他認為，在一般所認知的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向來是「重文輕武」。

他也講述，武廟正式成為中國官方祀典是在唐朝初年，這是因為立國之初有安史之亂和四夷入侵，朝廷急需用兵，武廟祀典自然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但崇祀武廟也讓文官們產生焦慮。

至明太祖朱元璋以平民之身藉武力取得天下，深知「兵能弭亂，亦能召亂」的道理，除了嚴控武人的忠誠度，也撤廢武廟，不讓武者占有一絲地位，以達「君尊臣卑」之目的。

由此可見，中國武廟的興廢轉換，恰巧反映了歷代君主對軍人的操控。

再回到中華民國的焦點上。當時國民政府以慰祭「烈士」而籌建忠烈祠，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這樣的背景應與對日抗戰有緊密的關聯性，政府透過褒揚殉難烈士，給予最高的國家榮譽，以作為替國家犧牲的籌碼。

另一項待考證的可能，台灣史學者蔡錦堂教授研判，日本經驗濃厚的蔣介石，在留學日本陸軍官校時，其附近的靖國神社，是否給予蔣介石一些有關慰祭殉國死難者的啓發不得而知

但就忠烈祠的籌建時間點及內容來判斷，特別是在1940年由國民政府頒布有關忠烈祠的「大綱」與「辦法」內容來看，其精神與先前一年日本將招魂社改稱為靖國神社，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若將兩者的性質比較，會發現極大差異。靖國神社起源於招魂社體制，是幕末維新時期激烈的政治對抗所產生的宗教觀念，與傳統日本的神道思想有關，同時保有新時代從上而下的國家價值觀，且伴隨著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共同成長。

反觀忠烈祠，與中國傳統的文化固無關連，也沒能形塑出宗教的形態，只有單方面的祭祀儀式。即使今日存在於台灣，也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連結有很大的差距，純粹事權力者利於統治的思想工具。

更奇怪的是，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為了消除台灣人的「日本元素」，將日本時代創建的神社原址，以其基礎重新規劃成忠烈祠，如原「台灣護國神社」變成國民革命忠烈祠、高雄神社成為高雄市忠烈祠，還有桃園神社也更換為桃園忠烈祠……依此類推，在全台的例子屢見不鮮。

忠烈祠對台灣人而言，是那個陌生、不曾體驗過的中華民國歷史，可以說是被外力強加或操縱的記憶

更甚者，當台灣人開始被日本徵召入伍時，對日抗戰的死難者，很有可能是當時身為「日本國民」的台灣人的「敵人」，這在戰後對台灣人的認同判斷與價值定義，無疑產生莫大的扭曲。

如今，神社的復原已是單純的古蹟維護，藉以見證台灣歷史的物換星移；我們也尊重忠烈祠存在的事實，並予以保留。不該輕易曲解成日本認同或中國認同，而是，在台灣主體意識的前提下我們如何面對這段歷史。

參考資料
蔡錦堂，《台灣的忠烈祠與日本的護國神社．靖國神社之比較研究》（〈師大臺灣史學報〉第三期，頁03-22，2010）。
黃進興，《聖賢與聖徒》：〈武廟的崛起與衰微：一個政治文化的考察〉（台北：允晨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