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裔德語詩人Paul Celan，經歷過悲慘的納粹大屠殺，雙親皆死於集中營。戰後，他成了一位詩人，諷刺的是，他是一位不得不用德語寫詩的詩人，這對他造成極大的內傷，時時刻刻展現在他的字裡行間。

1946年，他寫信給行動報總編輯李希納，內容說道：

「我要告訴您，一個猶太人用德語寫詩是多麼沈重。我的詩發表後，也會傳到德國；允許我跟您說這麼可怕的一件事，那隻打開我書的手，也許曾經與殺害我母親的劊子手握過手......但我的命運已經註定了─用德語寫詩。」

這是一個時代悲劇，不僅種族遭迫害，連文化的根也被粗魯拔起。然而，語言正是我們自身的反射，它正反映了一位說話者的人格特質與成長歷程。

母語更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鑰匙。

1952年2月21日，當時仍隸屬於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當地學生發起遊行運動，爭取孟加拉語的語言權，結果慘遭警察的無情射殺，事後，國際社會為紀念這群鬥士，稱這些受難者為「語文烈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向全球宣傳保護語言資產的重要性，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及語言、文化多樣性的價值，以避免世界大部分的語言消失，乃將這個具有意義的日子訂為「世界母語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1年11月發佈的研究報告，二十一世紀結束前，全人類將有半數的語言步入死亡，而少數幾個語言稱霸的現象則愈發明顯；台灣的原住民語、客語、台語，極有可能在未來的數十年內消失殆盡，這絕非危言聳聽。

然而，島上有多元的族群，在不同的時間點匯聚在同個土地上，除了文化上的差異外，最大的共同點應該是無法使用自己的母語暢談自若，最主要還是歸咎於歷史因素。

綜觀台灣的歷史脈絡看語言的壓迫，最遠應是鄭氏時期設立的台南孔廟，掛著「全台首學」的匾額進行儒家教育，逼迫已經擁有新港文的平埔族人學習四書、五經，西拉雅族的語言和文字

就在這種大漢沙文主義的文化霸權下被漢化、儒化，迄今已趨近滅絕的狀態。

而接下來的閩、粵移民在台灣各個角落定著於土地上的「在地化」，漸漸地發展出所謂「在地式」的語言型態，即一般所熟知的台語及客語，卻在外來政權的更迭之下，這些本土語言成了時代的犧牲者

日治時期的「國語家庭」與皇民化運動，以及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復興中華文化」運動，都一再扼殺、甚至是有計劃性的消滅台灣的在地文化。

集權主義者要滅其根，先要滅其語，才能重新改造認同，灌輸統治者的思維模式，如此一來，集體訓練出來的是一群不會思考，也無從思考起的豢養野獸。台灣人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逐漸地遺失自我人格與文化尊嚴。

一直到邁入解嚴後的民主時代，國民中小學逐漸有了「鄉土教學」、「認識台灣」、「母語教育」等課程，然而，驀然回首，已不在燈火闌珊處。我們已迷失自己太久，那個屬於自己、最貼近自己的根，我們已經變得陌生，甚至嗤之以鼻了。

當保存語言多元性蔚為世界潮流時，台灣人是否仍抱持著過時落伍的思想，認為「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

當國際組織、許多國家認知到語言是自我認同、族群文化的載體，歷史智慧及獨特價值的結晶，並投入扶植與復振弱勢語言的同時，相對於約六十年前為母語挺身而出、寧可流血犧牲的年輕人，台灣人豈能置身事外？

如今，在台灣島上的你我，面對母語的問題，理當回歸台灣主體的本質思考，才能找回文化的價值所在。

因為，當我們處在這個大環境壓迫的世代中，我們仍然可以用力地講一句標準的母語，以及唱一首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跟逝去的祖先智慧產生連結，也可以透過現在去反省歷史、追求當下，以致於展望未來。

就像美國黑人的人權領袖，麥爾坎‧Ｘ（Malcolm X）曾說過的名言：「不用刀槍，語言就是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