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孫若甄：淡江法文系畢業， 對人事物變化敏感、正義感過剩， 喜歡藝術、音樂、和創作有關的一切，喜歡懸疑的故事。 慢熱卻總是朝著人群走，文字是紓解矛盾自我平衡的方式。 對世界充滿熱情，期許自己永遠在擁抱新奇之餘不忘批判思考。)

去年二月，BBC 電視台播出一部紀錄片，英國商人Simon因罹患運動神經元病，被告知只剩約2年的生命，他選擇前往安樂死合法的比利時，接受強制終止生命的「治療」。

但是，如同英國等其他國家，台灣安樂死尚屬非法，但隨著老年人口比例越來越高，「最後一哩路」的議題也不斷浮上檯面。安樂死合法化訴求在網路平台上也逐漸得到眾多的附議支持，衛服部遂於近期召開會議，邀請提案人賴台生先生與多位學者就安樂死議題進行討論。

●積極與消極：安樂死法令現況

無論國外或國內，這項牽涉人權與倫理道德的問題一直備受爭議。在荷蘭、比利時等國家，若生理上承受極大痛苦，主動提出「安樂死」並經過醫師的審慎評估通過後，便能透過外力的方式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些國家的法令，則有更嚴格疾病與身分上的規範和限制，如患有末期與重大難以治癒之疾病的人才能受准安樂死。

在台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在 2000年立法通過，末期病人能選擇接受非侵入性的治療，以不積極維生的方式度過剩下的日子。在 2019 年即將實施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更保障病者所做的決定不受親屬干擾，醫師在執行上也能更受尊重。

但這兩項法令仍屬於以「被動」的方式，不強制延長患者生命，這次賴先生所提出的訴求則是希望政府能效法荷蘭等國，實施積極作法。經討論後，學者們與法務部長認為，消極安樂死的作法雖已漸漸為台灣社會所接受，但現階段仍需更多公民共識，應於「病人自主權利法」正式施行後再視狀況討論積極安樂死的相關法案。

然而，為什麼會有病患願意放棄求生的機會，離開摯愛的親友，甚至主動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選擇「善終」

多人都知道，治療重症時進行的侵入性化學治療，常是造成患者身體感到劇痛的元兇。當藥物奮力地對抗病毒時，也同時攻擊著其他健康的細胞。這樣的過程沒有期限，病人只能不斷重複的治療，或依靠維生器材、撐過一天是一天，等待死亡來臨或奇蹟發生。

許多病患在日以繼夜的療程中，只感到尊嚴不斷消逝，增加的唯有對子女親屬的愧疚和自己的心力交瘁。如果說一般人過的是生活，他們禁錮在醫院裡的日子，也許無法稱之為「活著」。

活動範圍被限制、映入眼簾的景色只有冰冷白色的牆壁，對生命的熱情所剩無幾。我們常說，放不下的人失去的更多，對他們來說何嘗不是如此？因此，選擇畫下完美句點好好離開，便不難讓人理解了。

不過，有些人並不是因為罹患絕症、康復無望而選擇安樂死這條路。

在比利時，許多非末期重症患者也得以實行「治療」，且不乏飽受心理痛苦的病患。2015 年，24 歲的艾蜜莉因重度憂鬱症得到允許安樂死的裁決。類似的案例開始引起了爭議，許多人質疑，若心理疾病患者也同樣能申請人工致死，那這樣的死亡方式是否有濫用之嫌？

但事實上，社會上對於精神心理疾病一直有許多誤解的眼光，相比肉身之苦，大眾也較無法理解、同理其中艱辛。可是，我們怎麼去評斷他們沒有做過相同程度的努力？身為旁人，又如何得知心理的折磨比不上與生理的痛苦？

根據調查，約有3分之1受准安樂死的心理病患選擇活下來，因為僅僅是得到這樣的判決，他們所受的痛苦已得到認同，內心因此感到平靜。其實，安樂死背後的意義很可能就是「同理心」。

無論承受心理或生理的痛苦，重症患者雖得到關心，卻也同時背負來自健康親友們「撐下去」的外在期待；而安樂死的判決，象徵著他們的辛苦努力得到了認同，而這份認同感便是他們一直所渴求的。

●身為最親的人，我們的掙扎

在生與死之間，我不免去思考一個問題：人活著的意義為何？我們能主宰、決定自己人生的去留嗎？

我們總說生命可貴，能救活一次是一次，活下去就會有希望。但是，若他的夢想是走遍世界各地，而活下去的代價是終日在醫療儀器之間徘徊、康復遙遙無期，我們能站在哪個立場要求他活下去？

如果所愛的人孤獨地和自己腦袋中吵雜的聲音對抗，在心靈的世界和外在環境中掙扎求生，我們又能否以愛之名去為他決定如何面對困難？

接受至親至愛的離開是世界上最難的一件事，也是我們最不容易保持理性的時刻。但我認為，這之中最重要的是「尊重」。我們會因和親人長年互相扶持、共度的回憶感到不捨，但是卻無法強迫他們對生命的決定。當他選擇體面地離開，我們能不能接受呢？

>>本文經《維京人酒吧 Viking Bar》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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