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面相，中西方有不少相似的諺語，例如「人不可貌相」 英文是「Never judge by appearances.」或者「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諺語歸諺語，雖然提醒我們不要以貌取人，但這還是大家的通病。

例如北捷殺人事件後，有位略懂「面相學」的網友就有如下評論：「鄭捷是很典型的三角眼型下三白眼，這種人的面相加上後天環境與教育，不是成為大企業級總字輩或各種領域的專業達人，就是變成前無古人、極惡無道的罪犯！」

而關於三白眼，這位網友又說：「三白眼的人個性剛強，自尊心高，而且幾乎都愛憎分明，為信念常能奮不顧身，甚至捨身忘死......以他性格，很可能成為熱愛冒險的極限運動家，或是因為渾身散發凜凜之氣，成為一線刑警或軍人，使流氓、混混看到就求饒。」

言下之意是檯面上的大企業家都運氣好，否則他們會是危險人物？ 抑或是鄭捷有教化之可能？ 而他已經被處以死刑，離開人世了，否則法官看到不知道會不會有別的想法？

不管你對上述的評論覺得有理或有趣，想必對於中國面相學都有一定聽聞，你可能很好奇，是否在西方的占星術之外，也有相同的學問或理論？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與中國面相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面相學在中國多為職業術士賴以為生的工具，所以一般流行於市井之間，為匹夫匹婦解決人生的困惑。但是在西方醫學史上，類似的面相學卻曾經主宰過「致病」學說，甚至成為犯罪學家不得多得的利器。

西元前巴比倫帝國時，即有所謂Physiognomonics(姑且翻譯為「體相學」)，就是透過一個人的外在特徵，例如額頭、嘴巴、眼睛、牙齒、鬍子或頭髮等，判斷他的天性，大概也屬於「卜筮算命」之流。雖然相同的概念散見於之後的醫學典籍，例如希波克拉底斯與蓋倫(Galan)的著作，不過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證據，更無法與當時流行的「體液學說」契合，因此沒有得到重視。

面相學和醫學為何扯上關係？ 那不得不感謝18世紀末一位住在維也納的德國醫師哥爾(Franz Joseph Gall)。他認為大腦由33個管理區塊組成，其形狀決定了每個人的天賦，因此利用頭蓋骨的構造就可以判斷什麼樣的人可能成為謀殺、竊盜或詐騙的罪犯。

哥爾的學說並不見容於當時的奧地利，但是他的門徒史展柏(Johann Gaspar Spurzheim)卻將這套理論發揚光大，並取名為「顱相學」(Phrenology)，而且在法國、英國及美國相當受到歡迎，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便成為顯學，甚至使得史展柏可以在愛丁堡公開解剖人類的大腦，再配合各種人類頭蓋骨與面相的組合圖解，以此預知人的生理與心理疾病。一時間，顱相學家帶著圖譜與人體頭像模型穿梭於大小市集中，宣稱可以治病。

當然這套顱相學並非當時醫界公認的診斷聖經，不過卻被義大利一位軍醫官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應用到犯罪學的研究，成為其享譽國際的法醫學鉅著《罪犯人類學》(Criminal Anthropology )的理論來源。

龍布羅梭一開始只解剖一些死亡的精神疾病患者，想瞭解他們精神異常的結構性成因，可惜努力了很多年始終沒有重大發現。1870年，他讀到德國病理學家維爾喬(Rudolf Virchow)的研究，認為罪犯的頭蓋骨有其先天特徵，可以做為事前評斷，甚至犯罪後的證據來源。

於是龍布羅梭開始研究義大利監獄裡的罪犯面相，並且解剖一些被判處死刑的盜匪屍體，結果似乎讓他發現了犯罪根源的重要依據，誠如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說：「看到這個頭蓋骨，便如同廣大平原被火紅天空點亮般，我立刻就知道這名罪犯本性的問題......一種隔代遺傳導致他繁衍出原始人類及低等動物的殘忍天性。」

而在研究6千零34位罪犯後，他做出一些判斷，如下：

●刺客的下巴突出、顴骨分得很開、頭髮細而黑、鬍鬚稀疏、臉色蒼白。

●性侵犯手比較短、前額較窄、頭髮顏色淡、生殖器及鼻子畸形。

●騙子的下顎大、顴骨突出、體重較重、臉色蒼白；而扒手手很長、身高比較高，黑髮、鬍子稀疏；至於搶匪，像是小偷等，頭蓋骨測量不規則、頭髮粗、少見稀疏者！

龍布羅梭經由自己的研究，主張犯罪案件為兩種主要型態：一種是「偶然罪犯」，乃是因情勢所逼而犯罪的人；一種是「天生罪犯」，因為遺傳上的缺陷而習慣性犯罪。這些遺傳上的缺陷可以從外觀看出來，最常見的是「手臂長」、「視力敏銳」、「下顎寬大」及「壺狀」的耳朵。

他的理論雖然受到矚目，但也沒成為醫學主流，尤其是罪犯「天生遺傳」的理論，更受到不少抨擊。當時法國的醫學教授拉卡桑(Alexander Lacassagne)更強烈反對，認為社會氛圍才必須負最大的責任，最後逼得龍布羅梭不得不修正理論，不再透過單純的生理特徵來區分「犯罪類型」。

不過由於顱相學的研究刺激，開啟了犯罪與人體測量學的研究，而其中最有名的研究者，莫過於法國警察局的犯罪書記員貝迪永(Adolphe Bertillon)。

貝迪永的父親是「巴黎人類學協會」的主席，專門研究及比較人類頭蓋骨形狀、尺寸，而此時正值龍布羅梭的著作開始流行之際，在家學淵源的影響下，他開始用人類學的方法連結被逮捕的嫌犯及過去的罪犯，以此設計了一套「貝迪永人體測量認證方法」(Bertillon's identification anthropométrique)。

1883年2月20日，一位自稱杜邦特(Dupont)的犯人被送到貝迪永面前，透過他的測量數據，以及精心建立的1千多項犯罪紀錄檔案卡系統，他居然認出眼前這位杜邦特，曾經在去年底因為竊盜罪被逮捕過，而且名字是馬丁(Martin)而非杜邦特。貝迪永因此成為巴黎報紙的頭條，而且該年底就成功辨識了50名不斷換名字的累犯。2年後，法國警方和監獄開始利用這套方法辨別犯罪嫌疑人。

雖然貝迪永的方法被許多現代辨識方法(如指紋採證)所取代，但是他的成就仍被認為是現代的「嫌犯辨認技術之父」，即便他並不十分重視指紋的特有性。

值得一提的是，貝迪永設計自己的辨識系統時，曾經請求父親的同事：1位比利時的統計學家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的意見，而他正是今日被醫界普遍用來評判肥胖標準「BMI指數」(Body Mass Index，身體質量指數) 的發明者。(當初BMI的用途，只是為了比較英國軍人與法國軍人的平均身材，和今日的用途南轅北轍。)

從面相學談到顱相學， 還有罪犯辨識的歷史， 讓我想到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Mr. Selden's Map of China )一書中，曾經引用塞爾登一段深富哲理的話：

許多「有用的技藝與學問」領域已各走各的、不相往來；然而每個領域都與別的領域關係密切，不只常借助於相鄰領域，而且透過那層借助，還借助該領域之外的東西。

（作者／蘇上豪：臺北市博仁綜合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熱衷寫作，一手執刀，一手提筆，專攻最困難的心臟外科，以及最需才情的長篇小說與科普散文。)

>>本文出自《胖病毒、人皮書、水蛭蒐集人：醫療現場的46個震撼奇想》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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