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會人格是「疾病」還是「障礙」？

「犯罪會遺傳」這假設肯定比依存症與精神疾病更令人難以接受，因為這無疑是歧視犯罪者的孩子。然而，始終不承認犯罪與遺傳有關的社會，有時會發生極為殘酷的事。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就讀長崎縣佐世保市某所公立高中的女學生，被班上女同學誘至家中勒斃後，還被砍下遺體的頭部與左手腕。

行兇的女學生接受偵訊時，只是淡淡地供稱：「想看看人體內部是什麼模樣」、「想殺人、分屍」，絲毫未見悔意。

行兇女學生成長於富裕家庭，父親是當地非常知名的律師，但她國中三年級時，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再婚後，父女關係惡化。殺人事件發生約莫五個月前，她持金屬球棒毆打睡夢中的父親，導致父親頭蓋骨凹陷，身負重傷。

後來父親讓女兒獨居，而她住的地方便成了行兇現場。

根據近代刑法，犯罪一事為犯罪者本身應負的責任，禁止溯及家族以及共同體負連帶責任。精神障礙等無法自負責任的情形，則予以免除刑責，裁定由精神病院收容。

然而，以這樣「罪與罰」的準則看待未成年的重大犯罪事件，便出現許多矛盾。

除非犯罪者被認定腦部病變、精神異常，否則行兇原因都會被歸咎於與環境有關。

若是成人犯罪者，可依自己的意思選擇環境，但未成年者無法對自己負完全責任，所以只能追究父母的監護之責，別無他法。這般理論的意思是，孩子的環境是父母給予的，亦即父母的教養方式引發犯罪行為。

事實上，事後有許多「有識之士」認為少女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是因為母親去世後，怨恨父親與年輕女性交往、再婚的緣故，甚至提及讓少女獨自生活，與家人分開所產生的「孤獨感」，也是引發殺機的原因。

這位女學生的成績很優秀，但她從小學開始便出現解剖貓，或是在貓食混入異物等不尋常行為。

事件發生後，有人供述：「她從國中開始就想殺人。」雖說母親去世一事讓她的身心狀況更糟，但以金屬球棒襲擊睡夢中的父親，顯然是脫序行為。

雖然妻子離世後，與別的女性交往並非犯罪，不明事理的外人也不該以道德論罪，但那些探究教養方式成為犯罪原因的人士，勢必暗批女學生的父親：「要是你沒有再婚，和女兒住在一起，更加愛她、對待她，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那麼，父母面對行為如此異常的孩子究竟能做些什麼？

媒體之所以追究父母的責任，不是基於考量孩子的人權，而是一旦發生不好的事，人們會無意識地探究因果關係，然後設法排除原因。

正因為有些人無法忍受沒有任何理由的不尋常犯罪，內心深感不安，所以孩子（未成年者）免責的話，父母便成了犧牲品。

現代精神醫學將有可能引發犯罪行為的精神障礙，稱為「反社會人格障礙」。

雖說如此，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有一些狡詐、殘酷之人，若是輕率地將他們的人格特質視為必須治療的「疾病」，如此一來便與刑法規制的責任能力有所抵觸，衍生出棘手問題，所以只好將這樣的人格特質曖昧地視為「障礙」。

問題是，任誰看來，他們都是「行為異常」之人。

英國曾以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出生的五千對雙胞胎為對象，進行反社會傾向遺傳率的調查。

調查結果發現，性格「冷漠無情」孩子的遺傳率為三○％，剩下的七○％來自環境影響，這裡所說的「環境」當然包括教養方式，所以這項調查結果合乎一般人的認知。

研究人員又試著抽樣被老師認為「無法教化」，亦即高度反社會傾向的孩子。研究結果十分衝擊人心。

在犯罪心理學上被歸類為心理變態者的孩子，其遺傳率高達81％，環境影響卻不到兩成，而且環境指的不是教養方式，而是來自同儕關係之類「非共有環境」的影響。

倘若這項研究結果屬實，便能說明父母面對孩子的極端異常行為，可說束手無策。父母要被追究的「責任」，就是自己偶然具有這樣的基因，並遺傳給孩子。

關於上述提及的女學生殺人分屍事件，遺憾的是，女學生的父親於案發兩個月後，也就是十月五日於家中上吊自殺。

（作者／橘玲：早稻田大學畢業，日本當代最著名的經濟小說家兼政論家。作品有《洗錢》、《銀行駭客》、《笨蛋這麼多是有理由的》、《「不必讀也沒關係的書」導讀》等作品。）

>>本文出自《殘酷：不能說的人性真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