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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 Feb
  • 2016

【真實名案下篇】道德探討,賓拉登該死嗎?

作者 書是活的

2016/02/23 12:52

上一則:【真實名案上篇】殺一名孤兒能救三人,你會犯罪嗎?

【作者/書是活的】一一年五月二日深夜,美國士兵射殺了恐怖分子賓拉登,射殺令由美國總統下達。賓拉登死亡的消息一公布,美國響起了歡呼聲,紐約市民開心到上街跳舞。歐巴馬總統自豪地宣稱:「正義獲得了伸張。」不久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說:「對於能成功狙擊賓拉登,我感到十分高興。」為了讓我們不至於對梅克爾的「高興」有所納悶,同黨的國會議員考德加以解釋:總理當然是以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感到高興。他說:「身為基督徒,我認為世間有邪惡,而賓拉登是惡人。當世間之惡減少了,身為基督徒是可以感到高興。」

但事情也許並沒有這麼簡單。單單一個人或一個政府真的可以身兼原告、辯護律師及法官,來決定誰該活、誰該死嗎?有許多人試圖證明這樣做是對的,但是大多數研究國際法的人都加以駁斥。如果仔細觀之,我們違逆仇視的欲念需求,而制訂出的所有這些法律及國際法規定所彰顯的是另一件事,而這件事隱藏在這些法律及規定的背後,比這些法律及規定更為重要。

 

德國基本法的第一句為:「人之尊嚴不可侵犯。」此言當然並不為真,因為尊嚴經常受到侵犯。這句話的本意是指我們不應容許人的尊嚴受到侵犯。這一句之所以擺在德國憲法的開頭並非偶然,這是憲法裡最重要的一句話。基本法的第一條具有「永久保障」,意思是只要基本法還適用,這一條就不能更改。而政治人物也常掛在嘴邊的這份尊嚴究竟是什麼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說:尊嚴意味著絕對不允許將人變成國家行為的純粹客體。但「變成國家行為的純粹客體」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概念要回溯至康德。康德說:人能夠立下自己的道德規範並且據以行事,這一點把人類和所有其他生物區分開來。人認知世界,能夠反省自己,因此他是主體,而非像動物或石頭一樣只是客體。康德把理性的人類稱為「人格個體」,只有人格個體才有尊嚴可言。

叔本華批評康德沒有充分界定此一定義。而叔本華的批評並非全然沒有道理:康德沒有解釋為什麼一個對本身有自覺的生物就是「人格個體」,而所有其他生物都不是。我認為康德並不需要進一步加以說明。因為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德國的整體思想深受基督教影響,這與我們是否相信有上帝無關。此一宗教的新意並不在於創造出一個新的上帝,而在於毫不妥協地尊重他人。少了這份尊重,我們的哲學、藝術和文化就無從想像。而對他人的尊重就意味著把對方視為主體。

因此,憲法也比康德更進一步:康德只把有理性的人視為人格個體,不包括孩童或是有心智障礙的人。但對憲法來說,只要是人就足夠了。身而為人,就是個主體,並且具有尊嚴。如果一個人的命運由旁人決定,而他本身不能影響這個決定,亦即如果不問他的意見而逕行決定,那麼他就成了客體。因此事情很清楚:國家永遠不能把一條命拿來和另一條命相衡量。因為人不是物品,沒有人能比另一個人更有價值。這一點在人數多時也同樣適用

這只是大學教授和哲學家高高在上的概念嗎?只是憲法法官不食人間煙火的決定所做出的要求?不,正好相反:各位只需想像一下,假設我們把一條命和另一條命拿來衡量,會發生什麼事:有三名病患生命垂危,一人少了一個腎,第二人的心臟隨時可能停止跳動,第三人失血過多即將死亡。另有一個健康、只患了小傷風的人坐在候診室裡看報。如果我們把人命拿來計算,那麼醫生就該取那個健康之人的器官和血液來救活另外三個人。正是所謂一命換三命。在這樣的世界裡,就醫看病說不定反而更危險。



各國政府早已開始質疑這些原則,用愈來愈複雜的方法試圖迴避此一彰顯人人價值相等的明確決定。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歐巴馬總統在二○○九年上任之後不久即宣稱,美國將繼續反恐、反暴力,但會以「尊重吾人價值與理想」的方式進行。他說他將關閉囚禁戰犯的關塔那摩監獄,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美國這個國家過去這一百年來如此輝煌,是全世界自由、公平與正派的保證,此時似乎終於重新記起自己的理想,那一刻令人歡欣。如今歐巴馬總統的這份聲明已過多年,卻仍然有不受法律保護之人在關塔那摩遭到監禁、侮辱和折磨。

這幾年在德國也有類似的舉措。在一九八五年的一篇文章裡,法律學家鈞特.雅克布斯首度把「敵人刑法」和「公民刑法」加以區分。他援引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契約理論」:脫離社會的人處於一種沒有法律的自然狀態,因此成為敵人,而打擊敵人乃屬必要。恐怖分子攻擊國家及憲法本身,因此失去公民權,成為不受法律保護之人。根據這個理論,如果這些人想要摧毀我們的社會,就可以對他們刑求或加以誅殺,也就是說,假使德國也有像關塔那摩監獄的機構,也屬合法。這並非只是抽象的討論,討論進行得十分激烈,的確有些持重人士傾向於贊成這種「敵人刑法」。在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之後,雅克布斯質疑,法治國家在面對公民所做的自我約束,在面對恐怖分子時,「根本不恰當」。

雅克布斯想根據「敵人刑法」來對抗恐怖分子和黑手黨,在馬格努斯.葛夫根一案上,則有人討論,是否應該允許警方用刑求來偵辦令人髮指的犯罪行為,尤其可能挽救另一條生命時。「為救人而刑求」這句話廣為流傳。葛夫根既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黑手黨,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馬上同意剝奪他身而為人的尊嚴。就連「德國法官協會」當時的主席都認為刑求並非萬萬不可,也有一些大學教授同意他的看法。

各位也許會認為,在德國,至少那些來自市民階層的政治人物有足夠的理性,不至於因為恐怖分子帶來的危險而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情況卻正好相反:二○○七年,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和「社會民主黨」這三大政黨投票贊成儲存通訊信息備用,此舉能監視每一個國民。這條法律是在馬德里及倫敦遭到恐怖攻擊之後制訂,據說唯有如此才能贏得反恐的戰爭。後來「德國聯邦刑事局」發現,透過儲存通訊信息備用頂多只能提高千分之六的破獲率。也就是說,為了這麼一丁點好處,公民的基本權利輕易被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局」透過監聽而能提高的破獲率也不太可能高到哪兒去。後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定這條法律違憲而加以廢除。而那些政治人物呢?他們沒有下台,沒有道歉,甚至不覺得慚愧。

支持「敵人刑法」的人、威脅要刑求犯人的警察、下達殺人令的歐巴馬總統、為了賓拉登被殺而表示高興的梅克爾總理—他們全都錯了。因為人權其實一如友誼,在黑暗、艱難的日子裡,尤其要經得起考驗,否則就毫無用處。我們的共識是絕不容許政府故意違反法律,這也是我們憲法的基礎,這份共識如今經常遭到違背:無人機在戰爭中殺死平民、恐怖分子被視為不受法律保護而遭到刑求、情治機關閱讀我們的電子郵件和簡訊,因為我們全都受到普遍的懷疑。

雖然這一切都並非來自德國政府,而法律也不要求任何人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梅克爾總理當然無法解散關塔那摩監獄,也無法裁撤「美國國家安全局」,因此她並未違反她的就職誓言。然而單是這樣並不夠,政府的任務遠遠不止於此。如果政治人物不再竭盡所能保護憲法,如果他們成了外國政府侵權的共犯,如果他們有時甚至為了外國政府的侵權行為而感到高興,這就危害到我們自己。西方世界的自由與自我理解不會取決於高速公路收費、增稅或長照保險,而在於如何對待法律。

那位英國老法官以殺人罪將那兩名船員判處死刑,但建議加以赦免。六個月之後,女王釋放了他們。判決書上有幾句了不起的話,是我們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應該奉行的:「我們往往不得不樹立我們自己也達不到的標準,訂定我們自己也無法遵行的規則……我們無須指出捨棄這些基本原則所意味的可怕危險。」

原文轉載自:殺1名無辜之人,可以拯救300人,你願意犯下罪行嗎?德國律師馮.席拉赫帶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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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6/06/21 17:01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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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是活的

書是活的,他走出來貼近你。 而他不在乎你在背後談論他東長西短, 他也不在乎你劈腿好幾本。 這是一種愛吧。 我這個人啊,一講到閱讀,人都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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