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換日線》Jen Chen／Leaning In - 女性談判與職場）

「搭飛機時，坐在有體臭的成人身邊，或會哭鬧的孩子旁邊，你寧可選擇哪一個？」

這不是玩笑，還真有人統計出答案了！根據《時代雜誌》（Times Magazine）報導，美國市場分析公司 Harris Interactive 訪問 2,200 多名乘客： 63% 的乘客，「寧願」選擇坐在哭鬧的孩子旁邊，也不願坐在身上有異味的成人旁。

雖說，在多數人心裡，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但拿哭鬧的孩子和身體散發異臭的人相比，好像也太傷孩子、父母心了。不過這項趣味調查，也間接帶出了台灣近期發生的幾件糾紛與爭議。

●父母帶孩童搭機引發的多起爭議，讓雙方都滿腹委屈

例如近日，網友捕捉到一群幼稚園學童，成群在機場排隊辦理登機的照片，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和媒體報導：

現場眼見除一位老師外，並無其他家長隨行，由於孩童恐尚處於不受控制的年紀，故部分輿論擔憂，沒有多位成年人一同看護，孩童出國是否安全？有無可能因失控喧鬧，干擾了同行旅客？

這不禁讓人想起月餘前，一位母親帶著 2 歲孩子參加旅行團暢遊歐洲。因孩子不時哭鬧的頻率過高，導致同行團員的不滿與怒罵，認為「該母親未盡到管教職責，進而讓大家所費不貲盼前來享受的旅程，掃了興致。」

結果雙方互受委屈，也使承辦旅行社裡外不是人──這件事情，因而也成了新聞。

搭機時遇到會哭鬧的孩童，並非新穎話題，不過從近期的輿論反應可見，這儼然成為所有乘客們嘴上不一定說出口，但內心必定滿是糾結或不悅的經驗。

當報到櫃檯的地勤人員好心詢問：「請問偏好走道或窗邊？」在逃生門座位被選走的情況下，回答：「那，偏好離小孩遠一點」的玩笑，似乎也成為大家自我幽默或會心一笑的揶揄哏。

●國外月亮不一定比較圓，但他們有什麼特殊解法嗎？

坊間早已有非常多教育類書籍或網路文章，探討西方國家對於嬰幼兒的教育，是多麽「不同於亞洲國家」。

例如針對類似上述的新聞事件，過去就常有諸如「因為『尊重』，西方父母不會責罵哭鬧小孩」；「想哭沒關係，美國父母體諒孩子情緒」⋯⋯等說法。（註一）

許多這類型的文章，或許有「一味歌功頌德國外教育方式」之嫌，不過若細緻拆解，多少也能提供一些不同文化的觀點，讓我們吸收學習 ── 

但重要的是，這些「差異」其實並無優劣對錯，更多半會牽涉到原生家庭和其背後的「基礎心態」，也就是我們成長背景與文化的差異。因此很難將不同脈絡混為一談，「教育方法」也很難全盤移植。

我未有養育孩子的經驗，並不足以用豐富的實證知識分享心得。

也因此，這篇文章意不在權衡東西方文化的教養差異，而是透過「社會心理學」角度，嘗試解釋東西文化「基礎心態」上的背景差異，間接導致人們不單是在教養孩童層面，甚至在許多社會處事上的思維，有著高度不同之處：

這「基礎心態上的背景差異」議題，在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與跨文化心理學（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中，也是經常被學者們著墨的項目之一。

最鮮明的例子之一，即為：「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Vs.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主張：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本運作，是由許多人基於互助合作關係組成的團體，而非個人。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則認定「一己的利益」： 一個人應有能力主宰自己的行動與思想，其價值和自由不應該因考慮大團體的利益，而受到限制或否定。

●用社會心理學來拆解，基礎心態上的跨文化差異：集體主義 VS 個人主義

舉例來說，我們常聽聞，「歐美的」同事或客戶，下班時間一到、或休假期間，拒絕接洽或回覆任何工作事務，人就這麼消失了；然而「亞洲的」社會，卻時常因老闆或同儕還沒下班，使得職員們不敢輕舉妄動。

（當然，隨數位科技發展，這現象有漸少的趨勢，但也進而衍生出「責任制」的種種「變形」，這是另一個議題，此次未列入討論）

上述現象當然不是「通例」，也可能因人而異。但普遍來說，因西方文化相對重視個體，在這樣的思維下，任何大團體的利益（公司賺不賺錢、老闆累不累）都不該凌駕一個人的行動或思想。

也因此「我重視我的下班時間，並且無須將這行為帶給團體的感受，當作己責」，是多數西方職員理所當然的想法。

而在許多東方國家，大家多半有著「生命共同體」的思維：我們所作所為，必須顧慮到大團體的感受與利益；若撇下老闆或團隊先行離去，甚至是一種「情感上的背叛」。

這種文化和原生家庭教育，往往讓我們很難割捨對於大團體（家庭、組織、到社會）精神上的義務和忠誠（註二），若有高度「自我主張」，有時還會有些過意不去、甚至因而遭到團體的排擠。

簡而言之，於西方較普遍的「個人主義」相對強調人權與自由；而東方較普遍的「集體主義」，則推崇將團隊間的整體利益，擺放於個人利益之上──每個人的言行舉止，都要盡可能「考慮到他人觀感」。

●根源思考問題：孩童是獨立的個體，抑或是父母的生命共同體？

回到「孩童的哭鬧」一題。正因個人主義的普遍認知是：每一個人（包含孩童）都是獨立個體，他們的舉動關乎個人的利益與責任。

故團體利益（飛機上乘客的舒適），不應凌駕於個人利益（哭鬧表達情緒）之上；而個人的行為責任（如因哭鬧影響他人），也由個人（小孩本人）承擔。

換言之，多數西方人士其實同樣不喜歡哭鬧的小孩，但依循社會心理的角度，及我淺見的理解，那是出於對「吵鬧聲音」的不悅，而非對「父母疏於管教」的不滿：

因為他們清楚「個人主義」，同時也在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故成年人通常不會主動去對「幼兒的父母」表達不滿──

因為在他們眼中，孩童的哭鬧是其「個人利益」，在沒有違背法律的前提下，「團體利益」不該凌駕其上；而在表達抗議（維護自身利益）時，若對父母表達不滿要求「好好管教孩子」，則是間接干涉、否定了（孩童的）人身自由。

但在東方社會，就完全不同了：若仔細觀察，許多批評父母沒好好管教哭鬧幼兒的評論，說法皆是「父母很自私」，這種言論便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思維 ──

這種思維認定，幼兒「非」獨立個體，是仰賴父母、與之緊密連結的「生命共同體」。故當一名尚未有行動或控制力的幼兒犯錯，就是父母的失職；而幼兒哭鬧若干擾、妨害了「團體利益」，爸媽應當出來道歉。

●學者提醒：這只是文化的傾向（Spectrum），並非絕對的偏好或優劣

再舉一例，我們常能從新聞中窺見，在日本，政府或企業若有一名幹部失職爆發醜聞，整體內閣、全體幹部，常常會召開記者會一同出來鞠躬致歉 ─

這便是典型集體主義的案例：因為「一人的」成敗得失，代表著「大團體」的榮辱與共。在許多學術研究中，常將日本社會視為集體主義表現的極致。而在台灣的許多社會事件中，也有類似的傾向。

但近幾年，隨著台灣社會發展，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處事基準上，也出現了不同的思考和觀念。

在嬰幼兒的學齡前教育上，親子專家們提出許多知名的「教條」，其中之一是建議父母「與孩童對話時，要蹲下來與他們目光平視，而非站在高處俯視他們」──

此舉其實正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意在讓孩童感受到他們是獨立的個體，他們的意見（利益）值得被重視，而父母亦非絕對權力（主宰他們自由意識或行動）的象徵。

從另一面來說，在主流文化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在包括「擁槍權」等敏感議題上，眾人也對於「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邊界如何劃分，有著長年以來的討論與爭議。

換言之，其實「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在現代社會中，是相對、而非絕對二分的觀念。特定社會、民族有其「主流文化傾向」，但沒有絕對性的差異與優劣之分。

至於，是什麼造就了東西方「主流」社會文化的差異，眾說紛紜，即使從歷史角度、思想潮流分析，也尚未擁有完全的解答──

可能與氣候、地理位置、戰爭、殖民有關係（註三），甚至 2017 年還有最新的研究推測，DNA 中的某節染色體，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

●那麼到底搭機時、面對會哭鬧的孩子，可有妥善的解決方案？

1) 研究建議，與其對父母抱怨，如果直接直視孩子並告知他們「請小聲一些」，往往效果大於由父母親出面。

原因是，幼童對於陌生的面孔或環境，會因害怕而產生自我保護意識，不敢輕舉妄動；父母熟悉的面孔表示安全環境，反而會使他們覺得能放縱表現。

2) 許多班機上皆備有塗鴉簿或玩具能借給孩童分散注意力，可詢問空服員取得 。

3) 若想多準備些「備戰用品」，Travel & Leisure也整理了 10 件能及早預防的措施，提供父母們參考。

當然，這些理論、討論都有個前提：

「教養」肯定有著不分種族、國籍、貧富，以「禮儀與尊重」為基礎的準則，是放諸四海皆通用的。倘若是放縱已有行動與判別力的孩童在公眾場所喧鬧，而有失尊重他人的空間，則無論哪種文化，都會使人不悅。

但嬰幼兒的哭鬧，屬生理上自我無法克制的不舒適，非父母能代為控管，孩子自己恐怕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痛苦 ──

因此也希望，成年的我們，都能多體諒孩子的不適，畢竟我們都曾是孩子，有天或許也會為人父母，盼他人也寬容對待我們的孩子。

希望大家都能說美麗的話：）

註一：對「過度歌頌西方教育方式」的去脈絡化言論之批評，可參閱此文

註二：由 Leon Wang 分享的表格整理，精簡出東西方社會文化：「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

註三：有興趣多了解的讀者，可參考由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心理學系教授 Harry Triandis「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一書，作者研究跨文化心理至今已長達 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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