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惡人比較難還是當聖人比較難？

●幫助他人

個性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具有決定性。

至少這是關於援助行為的大量實驗所顯示的結果（1962年至1982年間有超過1千項實驗！）。

以下是幾個例子：

一些心理學家設計了同樣的場景，並且安排一個人在經過電話亭的時候故意弄掉文件。電話亭裡動了些手腳。有時會把1枚零錢（面值1歐元左右）放在退幣口明顯可見的地方。有時沒有放零錢。

實驗結果頗具戲劇性：

在找到零錢的那一組，百分之87.5的人幫了路人。

在沒有找到零錢的那一組，只有百分之4幫了路人。

於是設計實驗者做出這樣的假設：

○只要從電話中找到零錢，就能表現得很大方，和這個人是否小氣無關。

○只要沒有在電話中看到或找到零錢，就能表現得很「摳門」，和是否有同情心無關。要預測人的行為，看情形比看個性更準。

為了解釋這個機制，他們假設決定性的因素是心情。他們認為在這個情形中，直接促使我們伸出援手的，是身處心情愉快的狀況。似乎一點好運就能把我們放在這樣的狀況裡。

他們選擇這個假設，因為它涵蓋的範圍非常大。在記憶力、合作行為或冒險行為的測驗中，心情愉快和表現優良之間，確實有相當密切的關連，而且這樣的關連也出現在心情愉快和心理學家所說的一般「親社會性」行為（利他、慷慨）之間。

能與心情愉快和行為大方相連的其他因素，同樣出奇地微不足道。

另外有人指出，聞到某些香味也能和行為大方之間表現出正面關連。

這個設計非常簡單：

實驗者的同伴在商場裡問人願不願意跟他換１美元零錢。

離麵包店（從裡面飄出麵包蛋糕香）最近的人都很樂意換零錢；在聞不到什麼特別香味的地方，願意換零錢的人就少得多。

在這類實驗中也一樣，大家會假定決定性的因素在於聞到香味所引起的愉快心情。

啟動因素的性質仍然是那麼微不足道、無關緊要。真令人驚訝。

光是熱麵包的香味就夠了！

其他能引導「親社會性」行為的可能因素也受到檢視：團體效應、哲學課程的影響，以及所謂的控制型人格。

這些因素不是瑣碎小事，但比較不具決定性。

●只要周圍的人不太多，就能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根據某些實驗，當我們單獨面對受害者時，比我們身處人群之中，更容易伸出援手。

沒有人認為解釋這個現象很容易（如果能找出解釋的話）。

以下是最能讓人接受的假設。

當我們身處人群之中，有兩個機制會抑制我們產生幫助他人的意向：

 (1)其他人的無動於衷會影響我們（如果別人不動，我們也不動：我們認為表現出冷漠比較恰當）。

 (2)「責任分散」（如果我們認為反正有人會做，我們袖手旁觀比較沒有罪惡感）。

悲觀一點可以說，原來只要在人群中，就能當個「爛人」。

樂觀一點可以說，原來只要身旁沒有別人，就能當個「好人」。

然而，單獨一人也不是一直都有效，「好心的撒馬利亞人」這個讓人不太安心的實驗指出了這一點。

●只要不趕時間就能當個好心的撒馬利亞人

主修神學的學生被召集到學校某棟大樓參加調查工作，內容是關於宗教教育及志業召喚的力量。

他們先聽了有關調查問卷的簡短介紹，然後被告知必須到另一棟大樓完成訪談，至於何時抵達該大樓，其中一組可以慢慢來，另外一組要快一點，最後一組必須很快到達。

實驗者在兩棟大樓之間安排了一個人，倒臥在神學院學生會經過的路邊，不斷呻吟。

我們大概會假想所有的神學院學生，都會停下來幫助那個可憐的受害者（他們對好心的撒馬利亞人這個寓言熟得不能再熟！）。可是結果完全不是這樣。實際上，只有不趕時間的人比較願意停下來。

實驗結果如下：

○時間很趕的那一組：百分之10的人停下來伸出援手。

○時間有點趕的那一組：百分之45的人停下來伸出援手。

○完全不趕時間的那一組：百分之63的人停下來伸出援手。

在最趕時間的那一組裡，如果受害者剛好擋住路，有些學生會毫不猶豫地跨過去，呈現出漠視他人痛苦的諷刺寫照。我們總不能說那個受害者有什麼威脅性，或是校園環境給人很大的壓力，像身處現代都市叢林吧！

有人用這樣的假設來解釋：學生覺得作為一個好學生，在道義上對學校交派的任務負有責任，因此認為自己捲入了義務衝突。不過這個假設不太能讓人接受，因為來自學校一方的職責（這裡不是正式的考試，僅僅是自願參加的課外活動），和身為神學院學生面對某個落難者理應負起的職責，完全不成比例。

我們可能會想檢視一下，和親人之間是否也能觀察到同樣的行為。會有人為了準時抵達某個不重要的集會，從倒在地上的兄弟或母親身上跨過嗎？

不過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和陌生人之間的關係。而就實驗結果來看，悲觀一點可以說，只要一趕時間就把福音書給忘了；樂觀一點可以說，只要不趕時間就能當個好心的撒馬利亞人！

不過有兩方面的疑慮，可能會削弱這個樂觀的結論，一是上述結果移除了實驗背景後的有效性，一是能否從這個僅涉及少數特定人群的研究獲得的結果，去推斷社會一般人的情形。

●誰最常幫助他人：男人還是女人？富人還是窮人？

如果把有關性別或社經地位這類一般而論的說法撇開不談，可以發現幾個有趣的結果。

通常我們會說，尤其是當我們帶著先入為主的意見時，女人比男人更願意幫助別人。不過，各項觀察報告都不支持這個假設。關於「親社會性」行為的社會學研究指出，要不就是男女雙方並沒有顯著的差別，要不就是男人表現出更多「親社會性」的行為。

富人呢？他們通常是不是比窮人更具有「親社會性」？研究結果跟前一項差不多。沒有顯著的不同，但是在這兩個階層中，大家都更願意幫助自己熟識的人，或是和自己同一個社群的成員。

還有「人格」？

神學院學生曾事先接受過測驗，他們被歸類為具有同情心的「人格」，可是實驗指出這些測驗結果不能準確預言他們的行為。

然而在其他的處境中，這些測驗不是沒有意義。某些研究指出，「謹慎」的人和「在意他人眼光」的人比起來，前者比較不會幫助路人把掉落的文件撿起來。

整體而言，「情境論」的假設質疑個性對行為預測的影響力，而且這個假設沒有被駁倒。

它不否認某些典型的行為特徵會表現出程度很高的普遍性。它只是認為這些特徵不能準確預測或解釋行為。

（作者／胡文‧歐江：國當代哲學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主要關注道德哲學和社會科學哲學。)

＞＞本文出自《道德可以建立嗎？：在麵包香裡學哲學，法國最受歡迎的19堂道德實驗哲學練習課》一書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