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內湖發生女童命案，有關「死刑存廢」的議題，立刻成為討論的焦點。這個時候，不論反對死刑的人如何主張「死刑與降低犯罪率之間沒有明顯關係」、或強調「執行死刑並不能彌補受害者所受到的真實傷害」，甚至說「人沒權力剝奪他人的生命，殺人者犯的錯，法官怎能再犯一次」......都不太有說服力，因為一時間難以消化巨大憤怒與恐懼的社會情緒，就是需要一個出口。

▲圖／廢死聯盟。／非當事畫面／TVBS資料畫面

（作者／彭蕙仙）

死刑的目的並不只是阻卻「下一次犯罪」，同時也包含了「為這一次犯罪付上代價」，當主張廢死的人說死刑無法降低犯罪率時，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因為犯罪的人跟下一次犯罪的發生或不發生沒有關係，被害者更沒有義務要為或然率負責。

從這個角度來看，「殺人者死」，其理甚明，更何況是現行犯，罪證確鑿尤其應該速審速決，以儆後效。　

每一個加害者與受害者都同時是獨立事件與聯立事件。個別來看，每一樁事故都可以主張具有絕對性，既是實踐正義的最小單位，也是回復損害的核心主體；集合來看，每一樁不幸卻也具有相對性，在時間和空間所構成的社會脈絡裡，一方面繼承著過往類似犯罪所累積的社會挫折，一方面也打開了潛在的類似犯罪的可能性，也就是如社會認知論學者班度拉所說的「觀察學習」，顧名思義，是指透過觀察他人行為，而發生的行為或態度學習。

有人統計，自從台灣的法院默默地支持廢死（少判死刑，或是判了死刑也不執行）後，台灣的殺人案、尤其是無差別殺人的案件明顯有增加的趨勢。尤其是近年來，以幼童為殺害對象的案件更是快速增加，成為公共安全的一大漏洞。這種恐懼與焦慮正在台灣社會快速蔓延，犯下湯姆龍殺童案的兇手曾文欽曾清楚地說：「反正殺一、兩個人也不會被判死刑。」很不幸的，而後法院的判決確實證明殺人犯所說的話是真的──殺人者事後顯出悔意，或是以患有精神病為由，都可以求一免死。

隨著「殺人不會死」的案例越來越多，人民對法律的不信任也快速擴散；長遠來看，這份不信任會擴散、會擴大，最後將會造成台灣社會整體的情感貧血，彷彿硬生生從一株植物中抽走了水份一般，最後只能枯萎。

對於人不能剝奪他人生命一節，就法律面而言，1999 年大法官解釋令第 476 號已經指出，只要刑罰符合憲法23條之正當性，且符合比例原則，即可侵損自由權、生命權等之相關權利。就宗教信仰面而言，基督教倫理以法理、動機與情境三個面向的平衡為核心，〈羅馬書〉13章4節明確賦予政府執行死刑的權柄，只是對罪人之死，信仰教導的態度是摒棄仇恨，惟有哀矜。 

無論是從個體或是集體的角度，從法律和信仰的關懷，都找不到支持廢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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