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半年來，美中關係不僅未見緩和，雙方對立甚至更加激烈；剛剛結束的天津會談，已經做了最佳註解。
拜登的對中政策，「該合作就合作，該競爭就競爭，該對抗就對抗」，被英國《經濟學人》稱為拜登的「新中國主義」。如果拜登真有所謂的「新中國主義」政策，那麼新任印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瑞特納（Ely Ratner）和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就是這個政策最重要的規劃與執行者。
就在美中天津會談前夕，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25日在飛往新加坡訪問的軍機上，為新任印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瑞特納主持就職宣誓。瑞特納此前曾負責國防部「中國工作小組」，他的任命案22日獲得聯邦參議院通過。而在稍早之前，杜如松則發表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書中指出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歷時30多年實行取代美國的「大戰略」，並提出了美國的應對策略。
杜如松是80後美國新一代的中國通，他的新書引起關注，首先當然是作者身份特殊，他是現任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這本書因此成為理解拜登對中新思維一個系統性的文本。瑞特納也很年輕，1977年出生，才四十幾歲，他與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白宮內政委員會主席萊斯（Susan Rice），以及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被外界並列為拜登外交國安團隊「五虎將」。拜登對中政策從構想到執行，瑞特納和杜如松都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從他們過去發表的重要文章以及最新出版的書，可一窺目前拜登政府實行的對中政策面貌。
先談瑞特納。瑞特納曾在拜登副總統時擔任副國安顧問，也曾在國務院中國與蒙古事務辦公室歷練。更早之前，他在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任職，待過拜登在參議員時期國會辦公室，是拜登長期倚重的資深幕僚。拜登就任總統後，今年2月首度視察國防部時，宣布成立國防部「中國工作小組」，檢討美軍面對中國挑戰的戰略方針，便交由瑞特納負責。
中國工作小組由來自國防部長辦公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等單位的代表共15人組成，小組以4個月時間針對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戰略、科技以及部隊架構和態勢、聯盟以及美中雙邊防禦關係，進行評估和建議，並與跨部門合作夥伴對話，確保政府的中國政策保持一致。瑞特納已完成相關檢討，向防長奧斯汀提交建議。上月，美國媒體引述匿名消息人士報導，美國國防部正考慮在太平洋地區設立永久性的海軍特遣隊，以制衡中國擴張，相關討論便是由中國工作小組主導。
拉特納在出任現職前，曾任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執行副總裁兼研究主任，該中心是由坎貝爾聯合創立的，可見兩人淵源之深。兩年前他與坎貝爾聯名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文章《中國的覺醒：北京政府如何推翻美國的盤算》，當時二人就已指出自尼克森以來的接觸政策並不成功，美國不應高估自己能對中國作出的影響，而應改變對中政策，探索新的應對之路。
兩人文章指出，美中建交以來，美國在經濟方面一直致力使中國的經濟變得更自由，所以六四事件後依然給予「最惠國待遇」，又支持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但中國變得更富有後非但沒有更開放，反而加強中國特色的「國家主導資本主義」的運用，與西方設想的相反。到了現在，美國與西方世界才覺醒，但已經失去壓制中國經濟崛起的槓桿。
至於在政治方面，美國一直以為隨著中國變得更富有，國內的既得利益者會對中共施以政治改革的壓力。六四事件後，美國對和平演變依舊有信心，蘇聯倒台後，美國對這套和平演變論更有信心。尤其21世紀科技出現革命性發展後，美國以為互聯網將會瓦解中國的威權統治。想不到中國政府卻反其道而行，非常有效地加強對國民的監控，使得內部變革變得更不可能。2013年，中共內部發表「九號文件」，清楚指出「西方民主」與所謂「普世價值」會對中國造成負面影響，使美方對中國民主化的幻想正式幻滅。
在國際體系方面，文章指出，二戰後美國建立了一套世界秩序，冷戰後邀請中國參與其中，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員，從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即所謂status quo holder and defender。表面上，中國似乎願意承擔這角色，例如參與北韓核談判、活躍於聯合國體系等。但與此同時，中國卻積極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另一套新秩序，例如成立亞投行、高調推廣一帶一路等，都展現出中國想當家作主、取美國而代之的決心。
從兩人的文章不難看出，他們完全認同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定性，差別在於不認為透過中國內部派系挑戰習近平這類行動有實質作用，因為他們知道目前中國的內部監控空前嚴厲，而且國內既得利益者也不見得對習政權不支持。所以他們主張要經由限制中國在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去防止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被顛覆。
再看杜如松的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見解幾乎和瑞特納完全一致。杜如松在書中以大量中共領導人講話和文件為依據，得出中國之所以能夠全方位崛興，就是中國在過去約三十餘年「連中三元」（Trifecta），一是「天安門事件」令中國看清中美有難解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二是第一次波灣戰爭美國輕取伊拉克海珊，令北京知道美國軍力極具威脅性；三是蘇聯解體提醒北京，美國隨時會把矛頭直指中國。因此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領導人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習近平的「百年未見之大變局」，歷經30 多年來實行一項削弱美國實力、自主發展、逐漸取代美國在亞洲和全球領導地位的「大戰略」。
杜如松認為，美中競爭的本質主要是關於誰將領導亞洲和全球秩序，以及它們可能從這種領導地位中創造什麼樣秩序的競爭，而「在許多地方，這是一個零和遊戲」。書中排除了單邊妥協、討價還價接納或安撫中國的戰略，也不認為透過和平演變或政權更替能夠改變中國的戰略，於是他的結論，「最符合邏輯的剩餘選項就是競爭戰略。」
至於美國競爭戰略的重點，杜如松指出就是削弱中國的實力和中國秩序，建立美國實力和秩序的基礎。他主張，「美國的努力應該是不對稱的，並以低於中國推動其秩序建立的成本，去削弱中國秩序的建立。」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Paul Heer）說，「如果這本書中所反映的戰略和背後的心態是拜登政府所遵循的，那麼暗示了一種幾乎是敵對的、一種幾乎完全競爭的戰略。」
從瑞特納和杜如松的思維可以看出，現今在美國不僅共和黨內，也包括民主黨內，以中青代為主體的鷹派已主宰了美國對中戰略的論述。這一方面是這批在二十世紀後期成熟的年輕一代「中國通」，不像老一輩見過中國衰弱的一面而對中國態度相對溫和，他們本身也沒有與中國經濟利益有太深掛鉤，他們看到的中國是一個國力迅速增長，逐漸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挑戰的競爭者，因此是以美國的競爭者、挑戰者的視角來看中國。再者，當然也和習近平近年對香港民主的壓制、對台灣的脅迫、對新疆的惡行有關，讓美國國內任何溫和派都失去了話語權。
但關鍵是如何處理一個內部控制嚴密、而且對西方各國既得利益者都有龐大吸引力的經濟體，這是當年蘇聯所沒有的籌碼。目前拜登的制中手法--在川普政府的基礎上，升級為「聯合盟邦」的制中2.0版，背後就有圍堵的意味，表面上似乎很有成效，但德國、法國未必與美國同心，在亞拉非等第三世界國家，美國的影響力也遠遜於中國。拜登的「新中國主義」能否有效壓制中國，顯然還需要時間證明。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獨家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引用，以免侵權。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半年來，美中關係不僅未見緩和，雙方對立甚至更加激烈；剛剛結束的天津會談，已經做了最佳註解。
拜登的對中政策，「該合作就合作，該競爭就競爭，該對抗就對抗」，被英國《經濟學人》稱為拜登的「新中國主義」。如果拜登真有所謂的「新中國主義」政策，那麼新任印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瑞特納（Ely Ratner）和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就是這個政策最重要的規劃與執行者。
就在美中天津會談前夕，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25日在飛往新加坡訪問的軍機上，為新任印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瑞特納主持就職宣誓。瑞特納此前曾負責國防部「中國工作小組」，他的任命案22日獲得聯邦參議院通過。而在稍早之前，杜如松則發表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書中指出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歷時30多年實行取代美國的「大戰略」，並提出了美國的應對策略。
杜如松是80後美國新一代的中國通，他的新書引起關注，首先當然是作者身份特殊，他是現任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這本書因此成為理解拜登對中新思維一個系統性的文本。瑞特納也很年輕，1977年出生，才四十幾歲，他與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白宮內政委員會主席萊斯（Susan Rice），以及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被外界並列為拜登外交國安團隊「五虎將」。拜登對中政策從構想到執行，瑞特納和杜如松都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從他們過去發表的重要文章以及最新出版的書，可一窺目前拜登政府實行的對中政策面貌。
先談瑞特納。瑞特納曾在拜登副總統時擔任副國安顧問，也曾在國務院中國與蒙古事務辦公室歷練。更早之前，他在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任職，待過拜登在參議員時期國會辦公室，是拜登長期倚重的資深幕僚。拜登就任總統後，今年2月首度視察國防部時，宣布成立國防部「中國工作小組」，檢討美軍面對中國挑戰的戰略方針，便交由瑞特納負責。
中國工作小組由來自國防部長辦公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等單位的代表共15人組成，小組以4個月時間針對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戰略、科技以及部隊架構和態勢、聯盟以及美中雙邊防禦關係，進行評估和建議，並與跨部門合作夥伴對話，確保政府的中國政策保持一致。瑞特納已完成相關檢討，向防長奧斯汀提交建議。上月，美國媒體引述匿名消息人士報導，美國國防部正考慮在太平洋地區設立永久性的海軍特遣隊，以制衡中國擴張，相關討論便是由中國工作小組主導。
拉特納在出任現職前，曾任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執行副總裁兼研究主任，該中心是由坎貝爾聯合創立的，可見兩人淵源之深。兩年前他與坎貝爾聯名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文章《中國的覺醒：北京政府如何推翻美國的盤算》，當時二人就已指出自尼克森以來的接觸政策並不成功，美國不應高估自己能對中國作出的影響，而應改變對中政策，探索新的應對之路。
兩人文章指出，美中建交以來，美國在經濟方面一直致力使中國的經濟變得更自由，所以六四事件後依然給予「最惠國待遇」，又支持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但中國變得更富有後非但沒有更開放，反而加強中國特色的「國家主導資本主義」的運用，與西方設想的相反。到了現在，美國與西方世界才覺醒，但已經失去壓制中國經濟崛起的槓桿。
至於在政治方面，美國一直以為隨著中國變得更富有，國內的既得利益者會對中共施以政治改革的壓力。六四事件後，美國對和平演變依舊有信心，蘇聯倒台後，美國對這套和平演變論更有信心。尤其21世紀科技出現革命性發展後，美國以為互聯網將會瓦解中國的威權統治。想不到中國政府卻反其道而行，非常有效地加強對國民的監控，使得內部變革變得更不可能。2013年，中共內部發表「九號文件」，清楚指出「西方民主」與所謂「普世價值」會對中國造成負面影響，使美方對中國民主化的幻想正式幻滅。
在國際體系方面，文章指出，二戰後美國建立了一套世界秩序，冷戰後邀請中國參與其中，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員，從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即所謂status quo holder and defender。表面上，中國似乎願意承擔這角色，例如參與北韓核談判、活躍於聯合國體系等。但與此同時，中國卻積極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另一套新秩序，例如成立亞投行、高調推廣一帶一路等，都展現出中國想當家作主、取美國而代之的決心。
從兩人的文章不難看出，他們完全認同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定性，差別在於不認為透過中國內部派系挑戰習近平這類行動有實質作用，因為他們知道目前中國的內部監控空前嚴厲，而且國內既得利益者也不見得對習政權不支持。所以他們主張要經由限制中國在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去防止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被顛覆。
再看杜如松的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見解幾乎和瑞特納完全一致。杜如松在書中以大量中共領導人講話和文件為依據，得出中國之所以能夠全方位崛興，就是中國在過去約三十餘年「連中三元」（Trifecta），一是「天安門事件」令中國看清中美有難解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二是第一次波灣戰爭美國輕取伊拉克海珊，令北京知道美國軍力極具威脅性；三是蘇聯解體提醒北京，美國隨時會把矛頭直指中國。因此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領導人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習近平的「百年未見之大變局」，歷經30 多年來實行一項削弱美國實力、自主發展、逐漸取代美國在亞洲和全球領導地位的「大戰略」。
杜如松認為，美中競爭的本質主要是關於誰將領導亞洲和全球秩序，以及它們可能從這種領導地位中創造什麼樣秩序的競爭，而「在許多地方，這是一個零和遊戲」。書中排除了單邊妥協、討價還價接納或安撫中國的戰略，也不認為透過和平演變或政權更替能夠改變中國的戰略，於是他的結論，「最符合邏輯的剩餘選項就是競爭戰略。」
至於美國競爭戰略的重點，杜如松指出就是削弱中國的實力和中國秩序，建立美國實力和秩序的基礎。他主張，「美國的努力應該是不對稱的，並以低於中國推動其秩序建立的成本，去削弱中國秩序的建立。」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Paul Heer）說，「如果這本書中所反映的戰略和背後的心態是拜登政府所遵循的，那麼暗示了一種幾乎是敵對的、一種幾乎完全競爭的戰略。」
從瑞特納和杜如松的思維可以看出，現今在美國不僅共和黨內，也包括民主黨內，以中青代為主體的鷹派已主宰了美國對中戰略的論述。這一方面是這批在二十世紀後期成熟的年輕一代「中國通」，不像老一輩見過中國衰弱的一面而對中國態度相對溫和，他們本身也沒有與中國經濟利益有太深掛鉤，他們看到的中國是一個國力迅速增長，逐漸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挑戰的競爭者，因此是以美國的競爭者、挑戰者的視角來看中國。再者，當然也和習近平近年對香港民主的壓制、對台灣的脅迫、對新疆的惡行有關，讓美國國內任何溫和派都失去了話語權。
但關鍵是如何處理一個內部控制嚴密、而且對西方各國既得利益者都有龐大吸引力的經濟體，這是當年蘇聯所沒有的籌碼。目前拜登的制中手法--在川普政府的基礎上，升級為「聯合盟邦」的制中2.0版，背後就有圍堵的意味，表面上似乎很有成效，但德國、法國未必與美國同心，在亞拉非等第三世界國家，美國的影響力也遠遜於中國。拜登的「新中國主義」能否有效壓制中國，顯然還需要時間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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