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位於亞洲國家，日韓的低薪問題也很嚴重，日本的薪資成長近30年來停滯不前，而韓國雖然在前總統文在寅上任後，多次調漲基本時薪，卻無法解決青年高失業率問題。一名家鄉在首爾，曾在樂天集團旗下工作的韓國人朴亞蘭，就因為受不了韓國低薪及高物價，決定離鄉背景，來台灣尋求另一條出路。
赴日諮詢機構人員：「先前在台灣的話，你工作的部分最主要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諮詢民眾：「行銷企畫。」
赴日諮詢機構人員：「之後過去日本那邊的話，會想要找類似的工作嗎？」
諮詢民眾：「對。」
位於台北車站補習街附近，這間赴日工作諮詢機構，主要業務內容，是媒合日本企業與有意到日本求職的民眾。
赴日諮詢機構人員：「關東那邊嘛，它可能在住宿方面金額會比較高一點點。」
後疫情時代，各國邊境逐漸放寬，海外求職詢問度，也跟著熱起來。
諮詢民眾：「一直都有在學習日文，然後對日本的文化就是也滿喜歡的。」
日本跨國人才教育事業負責人黃健峰：「六月開始日本小幅度的慢慢、慢慢要開放，所以他們開始也要募集一些正社員，以文組的畢業生來說，大概還是年薪日幣250到300萬，但是如果是以全球化的公司的話，大型的全球公司的話，他大概是不管文理組，他還是年薪400、450(萬)日幣起跳。」
日本當地大學畢業生起薪月薪大約20萬日幣，若有工作經驗的轉職者，薪水可以再多2到3倍，大企業薪水成長空間又更大，薪資條件誘人，但高薪背後，藏有貓膩。
記者王皓宇：「有日本民眾在網路上PO出他的薪資單，一名上班族他的月薪加上加班費是20萬500日幣，但是扣掉勞健保，再扣掉就業保險，又扣掉稅金，最後他實際拿到的是13.8萬，雖然這個數字不足以代表所有的日本上班族，但某種程度也反映出日本的薪資現象。」
赴日工作者Eunie：「我其實兩年半多前來到日本，我拿的是他們大學新鮮人的薪水，那時候月薪是在21萬，實際到手其實是要打8折。」
Eunie在日本擔任二手精品海外業務，透過換工作提高年收，就她觀察，日本就業環境差距大，服務業的薪資天花板低，反觀IT產業求才若渴，7年前到日本擔任軟體開發的沈子晉，當初才到日本兩年，就有能力在當地置產。
赴日工作者沈子晉：「他們大概20年前到現在可能起薪我猜都是差不多的，但他們物價也差不多，等於就是整個經濟就停在某一個狀態這樣子。」
以外來人觀點看日本整體經濟，物價沒有大幅調漲，但相對的，薪資成長也長年停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日本民間企業平均年薪排名22名，約3.9萬美元，也就是台幣105萬，這個數字比起30年前只成長了4%，美國30年來成長48%，OECD成員國平均成長33％，若從1990年代泡沫經濟算起，日本經濟已經失落了30年。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蔡增家：「1988年日本泡沫經濟的時候，那個時候計程車的起步價是650塊日幣，現在你看經過了30幾年，現在計程車的起步價是710，那相對呢，薪資也就沒有跟著調漲起來。那為什麼最近的一個感觸會比較深，因為日本最近這幾年，一直在調漲消費稅。」
低薪問題，同樣襲捲位於東北亞的韓國。
韓國人朴亞蘭：「我一開始來台灣是在台中的台灣職棒一起打棒球。」
31歲的朴亞蘭，3年前離開首爾家鄉，來台就讀政大教育研究所，之前的他，曾是韓國樂天棒球隊的簽約實習生，月薪380萬韓元，台幣約9萬6，後來到國中當體育老師，薪水腰斬，只剩160萬韓幣，約4萬1台幣，南韓國土研究院調查，在首爾生活，每個月生活費最少130萬韓元起跳，對於低薪，朴亞蘭只能搖頭。
韓國人朴亞蘭：「我不可能滿意，然後我姊姊也是，在首爾的物價感覺有點貴，所以她搬到京畿道。因為我是首爾人，其實沒有什麼很要繳房租的一些很大的壓力，但是至少是我一個年輕人的話，我想吃好吃的東西，也想見面朋友，出去玩，這樣子的話其實不可能說錢很夠。」
要在韓國領高薪，唯一一條路，就是擠進大企業，薪水馬上三級跳。為了解決低薪問題，2017年，前總統文在寅上台後，連年上調基本工資，韓國最低時薪從7350韓元，調升到9160韓元，漲幅達41.6％，但調整基本時薪，仍無法解決非計時行業的工資問題。
韓國人朴亞蘭：「韓國公務人員一整個月上班他們的薪水大概是3萬8、3萬9台幣，但是在一般便利商店一整個月打工的話，他們可以得到4萬5、4萬6的薪水。」
善意的調薪政策，對於疫情下苦撐的民間企業和店家，有如雪上加霜，紛紛醞釀解雇員工及歇業情緒，反而帶動年輕人的失業率。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蔡增家：「會去用基本時薪的一個這樣子的主要的產業就服務業嘛，那你基本薪資調高，那乾脆我就不請人了，韓國最近出現很多機器，到日本去不是有很多投幣的機器，然後餐券就出來，在韓國就非常的普遍，所以很多的年輕人就失業，所以文在寅他一直搞不清楚就說我調漲了一個基本薪資，為什麼南韓的年輕人的一個失業率是全世界上第二高。」
儘管南韓在OECD國家中，年輕人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最高，但青年失業率逐年增加，2021年達到27.2%高峰。至於其它有工作的年輕人，又因為南韓勞動標準法，每周工時不能超過52小時的規定，對想領加班費的低薪族，造成阻礙。
韓國人朴亞蘭：「以前的文在寅政府的話，從2018年開始不能超過52小時勞動法，有一些工作員工的話比較不太歡迎這個法律，我有查過韓國的加班費是白天上班的兩倍。」
您一定覺得很熟悉，因為不論是調整工資或是勞動法規，台灣都能看到類似影子，但這些政策，並沒讓年輕人過得更好，南韓年輕人借貸情形普遍，一來炒股求翻身，二來則是因應房價飆漲，南韓央行數據顯示，30歲以上是相對收入而言負債最多的族群，借款總額佔年收入的270%。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蔡增家：「找不到工作、沒工作、也不敢結婚，那更不敢生小孩，所以婚姻、家庭、工作全都拋，那這個就是韓國的全拋世代。」
日韓面臨同樣問題，但解方不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新型資本主義，必須施加企業調薪壓力，韓國總統尹錫悅上任首要挑戰，則是要在經濟議題上帶領薪貧族脫離水深火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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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2/07/25 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