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進入《國民法官法》也不過2年多的時間，如何讓國民法官不被媒體「帶風向」，國際經驗可以借鏡嗎？參考美國、日本，該2國均致力於平衡媒體報導與司法公正，確保刑事審判公平透明，並強調媒體自律及社會責任。
日本強調國民知的權利 強化媒體自律
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為因應2009年5月施行的裁判員制度，在裁判員制度施行前，重新檢視司法案件報導原則。
報導時應傾聽嫌疑人及被告主張，避免造成單一社會性制裁，並重視名譽及隱私保護。此外，聯盟要求媒體多角度報導，排除預斷，且在不違反保護消息來源原則的範圍內，需明確標示資訊來源。針對裁判員採訪，須遵循裁判員法精神，與法院充分協議。
媒體應致力於報導刑事程序原則（如無罪推定原則等），並持續關注審判是否公正公開。這些指引旨在讓國民充分理解刑事審判，促進社會對司法案件的關注。
日本民間放送聯盟於2008年1月17日公告司法案件報導的新指引，強調需兼顧公正審判與新聞自由，並回應國民知的權利。
美國陪審團制度 與台日不同
至於美國陪審團制度，則透過多起判例規範媒體報導對審判公平性的影響。
1961年印第安納州連環殺人，建立「actual prejudice（實際偏見）」，因當地媒體以「瘋狂殺手」稱呼被告Leslie Irvin並詳細報導「認罪自白」，導致社區強烈敵意。最終陪審團判處死刑。該標準強調需證明陪審員於篩選時即顯示偏見。
1963年路易斯安那州銀行搶劫案，提出「inherent prejudice（固有偏見）」，因搶劫犯Wilbert Rideau被捕後，警方強迫他「在鏡頭前認罪」，該影片在當地電視台連續三天播放，觀看人數超過當地人口一半。此標準聚焦於媒體報導已廣泛影響社群氛圍。
1966年Sam Sheppard被控殺妻審判期間，進一步制定「presumed prejudice（推定偏見）」，當時媒體稱他「床上殺手」並公布未採信證據，陪審員未隔離，每日被記者包圍追問，法庭甚至允許記者坐在陪審席旁。當媒體干擾已達「審判失控」程度，法院是否有義務主動介入？此標準聚焦於，只要有充分理由顯示社會輿論高度污染，即推定偏頗存在，法院須採取措施以維護公平審判。
然而，美國陪審團認定有罪與否，完全沒有法官介入，與台灣制度不同。台灣與日本裁判員制度相同，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合審合判，共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故有表決門檻的限制外，審判過程及評議時，法官若發覺國民法官有受到媒體不當影響，也可適時釋疑、釐清，告知國民法官只能依照法院中調查的證據來判斷，相較於美國，應較可避免媒體影響國民公平審判的情形，此也是各法院幾乎沒有以媒體報導使國民產生預斷為由，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的原因。
民眾參與度高低 日本、台灣風氣不同
台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顏榕表示，台灣國情顯然和施行裁判員制度的日本不同，日本人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較低，台灣人參與度較高，這點從兩國投票率高低就可以發現。再者，日本媒體較遵守「放送倫理」規範，傳統新聞媒體對員工訓練也嚴謹，對報導內容的正確查證程度要求高，少誤報問題，浮誇、聳動的報導也稍少，這方面跟台灣不一樣。
顏榕指出，台灣許多法律立法的時間相較於各國較短，有各種新制度，也常因社會輿論影響立法或政策，如洪仲丘事件改變軍法審判體系，但在面臨各種變革時，更需要司法體系的獨立與穩定。這也反映在處理國民法官法案件相關報導，特別是在起訴後審判階段中，如案件被大幅報導，甚至帶有許多證據資料或是社會輿論，如：地獄殺人魔等，也會造成未審先判的刻板印象，這對於維持司法審判獨立性相當不利。
顏榕認為，如何劃定新聞報導自由和審判獨立的界線並非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媒體有即時報導的壓力，但至少在已經進入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應該要讓參與的國民法官是在不受外界過度影響，可以冷靜、獨立的情況下審判，新聞稿等資料應跟《國民法官法》規定的「起訴狀一本」一樣，不應事先將前科、證據資料公布，否則就喪失了立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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