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玫瑰運動埋伏筆
「甲仙女童案」現行犯林義芳被認「未違反女童意願」遭輕判，點燃全台怒火，而爆發925白玫瑰社運，為推動人民參審埋伏筆。
▲ 國民法官法庭上路兩年多，為司法帶來哪些改變？全國都在關注。（圖／TVBS）
司法改革重頭戲《國民法官法》上路兩年半，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真讓司法貼近民意嗎？從酒駕致死案量刑趨重，到季婦殺夫案、剴剴兒虐案、單親母殺子案等重大刑案判決出爐，國民法官制度在社會情感與法條之間，與公平正義還有多少距離？TVBS帶你體檢國民法官。
2010.09.25
「甲仙女童案」現行犯林義芳被認「未違反女童意願」遭輕判，點燃全台怒火，而爆發925白玫瑰社運，為推動人民參審埋伏筆。
2017.02～2017.08
由當時總統蔡英文主導司改國是會議，為重建人民信任司法，將「人民參與審判」列為重大決議，同年8月12日決議採參審制。
2019
司法院提出《國民法官法》草案，確立「6名國民法官和3名職業法官」的參審模式。
2020.07.22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國民法官制度首度入法，進入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新時代。
2023.01.01
《國民法官法》正式上路，為台灣司法民主化的重大變革。國民法庭收案量2023年有108案、2024年有177案。
2023.01
新北單親母殺子案。重鬱媽為報復前夫殺子，遭判16年5月，國民法官追問幫兒子請假、前夫買紅龍等細節，與職業法官不同。
2023.07
新北季婦殺夫案。遭家暴30年未適用《刑法》「情堪憫恕」遭判7年2月，引發輿論質疑法官對受虐者有「更好的選擇」的偏誤。
2023.09
新北趙男酒駕致死逃逸案，趙男將700萬元房屋過戶給被害人家屬，以屋和解促成被害家屬求情，輕判4年5月，為《國民法官法》案件修復式司法首例。
2025.05
剴剴兒虐致死案，全國高度矚目，曾聲請不行國民參審遭拒的案例之一。惡保母劉彩萱遭判無期徒刑、劉若琳判處18年。
2026.01.01
《國民法官法》審理範圍將擴增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如貪污罪，但排除少年刑事案件及毒品案件。
1. 國民法官上路2年審哪些案？
◎ 撰文／潘千詩
◎ 圖片／TVBS
《國民法官法》2023年元旦開始實行，讓國民法官加入審判，會讓司法更貼近民意嗎？從數據可知，自2023年施行至2024年止，起訴案件前2名為殺人案共102件、公共危險致死案共93件，以常見的「酒駕撞死人」刑事案件來分析，法務部檢察司觀察，從第一年施行到最近的酒駕致死案，國民法官確實判得比職業法官重，因為在國民感情中，大家對於酒駕的行為是譴責的，認為被告明明可以控制，仍選擇酒駕上路。
▲ 國民法官法庭上路兩年多，為司法帶來哪些改變？全國都在關注。（圖／TVBS）
《國民法官法》2023年1月1日施行上路，全國一審法院收案量，根據司法院統計，第一年2023年總計108件，起訴罪名，以殺人罪占41%最多，其次為公共危險致死占30％，第三為傷害致死占16％。一審審結有16件。
第二年2024年收案量，總計177件，起訴罪名以公共危險致死最多，占34％，其次為殺人罪占33%，第三為傷害致死占21％。一審審結有65案。
◎ 資料來源／司法院
從統計數據可知，進入《國民法官法》的刑案，酒駕撞死人的車禍案例為大宗。觀察過去2年導入國民法官制度，酒駕致死案到底有沒有判得比以往職業法官來得重呢？答案是肯定的。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長林俊宏表示，以律師角度都會建議被告「轉軌（轉為職業法官審理）」，因為酒駕判很重、殺人案多數也判得很重。
犯酒駕致死罪，《刑法》規定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界分析，職業法官的量刑，都是從最低的3年開始，往上加或往下調整，導致職業法官量刑幾乎落在3年至5年間，但國民法官大多判到6年至7年以上。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郭智安表示，國民法官法的議題團觀察到職業法官量刑的模式，其實不符合國民對法的期待，因此，檢察官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去促進量刑合理化。就目前研究結果而言，對於檢方的求刑，國民法官法庭都會列入參考，所以檢方會直接從酒駕致死的法定中間刑，也就是6年6月開始求刑。
以新北市酒駕撞死晨運翁的洪伯軍案為例，因洪男結束前一晚在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酒店行程後執意酒駕上路，於2023年8月24日凌晨4時27分，行經新北市五股區新城八路右轉芳洲八路時，未注意70歲王姓老翁正穿越人行道，直接大力撞飛王翁，洪男的車頭與擋風玻璃嚴重破裂。王翁的女兒無法接受噩耗，每天都在唸「爸爸回來了嗎？」
最後，新北地院國民法官法庭判處洪男有期徒刑6年3月，甚至還宣告沒收犯案用的BMW，台灣高等法院今年2月27日也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見解。
郭智安表示，國民法官宣告沒收車輛，這與過往實務見解明顯不同，主要是因為職業法官認為，車輛為「關聯客體」，不構成該沒收的對象，不過，檢察官成功說服國民法官法庭認定車輛也是犯罪工具，成功沒收車輛。
◎ 資料來源／警政署
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王如玉表示，以往酒駕案件被告能拖就拖，一直三審定讞，很多被害人家屬得等很久才拿到賠償，而「遲來的正義」對他們而言已經「不是正義」。
不過在《國民法官法》上路後，酒駕致死案的被告與被害人的和解速度變得很快，因為酒駕案被告已經意識到，國民法官對酒駕案都判很重，所以偵查中就趕快與被害人或家屬和解，不然就是在二審判決前盡量能和解就直接和解，因為這是被告唯一改判的機會。從警政署統計來看，2022年至2024年取締酒駕件數、移送法辦件數及死傷人數均呈下降情趨勢。
根據《TVBS》民調中心6月針對全台1,115位20歲以上台灣民眾調查「民眾對國民法官制度」看法，數據顯示，58%民眾知道國民法官。其中，有49%認為國民法官制度對司法改革有幫助，28%認為沒幫助，24%無意見。另外，有42%民眾不知道什麼是國民法官，其中，60歲以上民眾51%不知道國民法官，20～39歲青年也有四成以上不知道。
另外71%民眾認為，國民法官參與判決會使刑罰較接近民意；58%民眾擔心社會輿論影響國民法官判決的公正性。68%民眾支持擴大國民法官參與的案件種類⋯⋯
2. 素人法官判殺人案，為何無期最多？
◎ 撰文／潘千詩
◎ 攝影／胡瑞麒
▲ 全台關注的剴剴案就在台北地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圖／胡瑞麒攝）
根據統計數據，《國民法官法》占比最重的就是殺人案，但殺人被告有沒有判得比較重？法務部檢察司分析，國民法官更在乎被告與被害人間的愛恨情仇，可能用量刑「多元化」來形容更為恰當。一名不具名法官認為，初步觀察殺人案量刑確實比以往重，研判可能與法定刑有關，因殺人罪有期徒刑最高是15年，之後直接跳無期徒刑、死刑，中間沒有刑度可量，近期多數殺人案，由國民法官法庭審理後，判處無期徒刑居多。
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王如玉以「家暴殺人」為例，家人殺人有很多原因，例如：長期欺負人進而殺人者，或長期處於被欺負的一方，有一天反擊殺人。另外，隨機殺人也是殺人案的類型之一。她直指，目前因欠缺客觀標準以及統計數據，殺人案的個案差異大、類型又多，很難在短時間內定調導入《國民法官法》是不是有往量刑重刑化的趨勢。
王如玉進一步剖析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的不同。她分析，職業法官關心的是構成要件，如：被告怎麼殺、用什麼方法殺、時間地點、多凶殘，產生固有的思維模式，甚至職業法官內心有量刑的行情價，殺一個人幾年、殺兩個人幾年等。
然而，王如玉也在很多個案中觀察到，國民法官更在乎被告與被害人間的愛恨情仇，為什麼要殺？為什麼要動手？被告的犯案動機是什麼？被告與被害人分別是什麼樣的人格特質，還會設身處地思考如果自己是被告，會不會也抓狂殺人？綜合考量後再量刑，加上國民法官一生只有一次審判經驗，所以沒有所謂的行情價問題，她認為，與其說量刑偏向重刑化，倒不如用偏向「多元化」更為恰當。
全國第一件由國民法官宣判的季婦殺夫案，新北國民法官問很細，包含：夫妻過往爭吵情形、雙方用錢觀念、家庭開銷誰支出等。其中一名國民法官似乎有醫藥背景，他在資料中發現，被告季姓婦人過往曾對丈夫下安眠藥，所以在提問的過程中相當專注在季婦的藥物如何取得？藥物成分是什麼？
全國第一件由國民法官參審的單親媽殺子案，新北國民法官非常關切該名單親媽媽在殺子前曾幫小孩請三天假，請假期間，他們都吃什麼？有沒有叫外送？叫什麼吃？以及媽媽跟前夫的相處狀況，用錢習慣、有沒有買奢侈品的問題等。
在酒駕致死案例中，也有國民法官非常關心被告過往前科，家人的反應如何？如果家人很擔心被告，為什麼被告還會持續犯案？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郭智安表示，國民法官會將日常生活的經驗帶入案件中，幫助司法釐清案情輪廓，而司法機關起先不認為是重點的地方被國民法官突破盲點，檢察官偵查期間即開始全方面蒐證，待國民法官提問時，會在法庭上協助國民法官釐清。
不具名法官分析，國民法官對案件的犯罪背景及緣由十分關注。以殺人罪為例，國民法官對被告犯罪動機及事發經過等細節相當關心，像是橋頭地院5月8日宣判的台鐵同事間的殺人案，被告與被害人都是認識的人，究竟是基於何種深仇大恨埋下殺人動機？何以除殺害對方之外，別無和平之解決手段？國民法官都會想利用訊問被告或鑑定人的機會弄清楚，否則會很難量刑。
該名法官進一步分析，國民法官也很在乎和解的款項是不是被告自己努力賺來的，還是由長輩幫忙出錢，或是保險金理賠；同時也非常重視被告是否徹底自白，是審理中翻供自白，還是自警詢、偵訊時即自始自白；又自首減刑是罪無可逃才自首，還是在警方尚未發現時就投案，國民法官非常重視這些細節，此等細節最終都會影響量刑結果。
◎ 撰文／潘千詩
◎ 攝影／華子琛
國內社會氛圍總是抗議法官判太輕，司法改革的聲浪其實很早以前就存在，只是2010年興起的白玫瑰運動，讓這波司法改革的聲勢達到最高點，最終延伸出《國民法官法》制度。而司法院指出，從2023年1月1日起，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類型為「故意犯罪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例如酒醉駕車致死等；而從明（2026）年1月1日起，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如貪污罪等也納入範疇。
「白玫瑰運動」是2010年間，高雄男子林義芳在圖書館旁性侵6歲女童，結果一審法官認為，林男沒使用暴力，加上證人沒見女童抵抗呼叫，認定林男未違反女童意願，判處3年2月，引發社會譁然，當年925白玫瑰運動遊行連署抗議，要求汰換不適任法官。
因白玫瑰運動抗議太劇烈，最高法院決議，未來對未滿7歲的幼童性交，一律視為違反被害人意願，適用加重強制性交規定。2011年8月，高雄高分院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林義芳有期徒刑7年6月。
直到2016年政黨輪替，蔡英文執政時喊出「司法改革」口號，並親自主持司改國是會議，司法院催生出《國民法官法》制度。那成效呢？2023年、2024年分別起訴了108件以及177件刑案，2023年、2024年全國一審法院一共審結16件以及65件刑案。
儘管高雄男子林義芳在圖書館性侵6歲女童的案件發生在現今，仍非國民法官參審範疇，但《國民法官法》仍可運用在兒少議題上。
兒虐致死矚目事件「剴剴案」，年僅一歲半的男童「剴剴」因遭受寄養保母長期虐待，於2023年12月24日因呼吸困難被送醫，最終急救無效死亡。經檢方解剖發現，剴剴身上有多處瘀傷和骨折，就連牙齒和指甲都斷裂、拔光。
檢方還原保母劉彩萱以及胞妹劉若琳的手機，查出她們施虐對話紀錄與照片，再比對看護等相關證人的證詞，揭發劉姓保母惡行。2024年4月，台北地檢署以「成年人對兒童故意犯妨害自由而凌虐致人於死罪」等罪起訴劉姓保母，由台北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
今（2025）年5月13日，經合議庭密集審理後，剴剴保母劉彩萱以及胞妹劉若琳，被國民法官法庭視為「成年人對兒童故意犯妨害自由而凌虐致人於死罪」的共同正犯，依據2023年新修正的法條，法定刑為無期徒刑、10年1月以上至20年徒刑，重判劉彩萱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判處劉若琳18年徒刑。
《國民法官法》自2023年1月1日施行上路，只要是社會矚目命案，也就是因故意犯罪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如：酒駕致死、傷害致死、凌虐致死等，都會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審理。法務部長鄭銘謙指出，接下來要因應2026年1月1日起，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重罪，如：貪污罪，但排除少年刑事案件及毒品案件外，將擴大適用範圍。
法務部接下來的教育訓練重點，將放在重罪案件的公訴訓練之中，也滾動式檢討卷證管理系統，同時加入檢察官助理以及檢察事務官，彈性運用相關輔助人力。
除了目前已經跟警察機關以及法醫所達成了溝通協調模式以外，接下來也會對調查局、廉政署等單位、辦理重大刑事案件的司法警察機關來做國民法官法新制的宣導，讓各機關更加了解《國民法官法》新制，並團結一致來迎向新一波的挑戰。
◎ 撰文／潘千詩
◎ 圖片／胡瑞麒
傳統媒體報導社會事件，標題慣用「蛇蠍女、驚世媳婦、縱火逆子、淫魔富少」等形容詞吸睛，隨著網路普及化，現在連社群媒體、自媒體都有「標題殺人」、「未審先判」的問題浮現。在《國民法官法》制度上路後，法院宣判前，國民法官能否確實做到「無罪推定原則」也留下大問號？
以近期社會矚目案件「剴剴案」為例，自偵查階段起，媒體揭露一歲半男童剴剴遭保母劉彩萱、劉若琳姊妹檔涉嫌凌虐致死後，媒體報導後續新聞時，或是網路社群、網紅律師、法學KOL等在評論剴剴案時，也會使用「惡保母」等形容詞，冠在當時尚未遭判有罪的被告劉彩萱、劉若琳姊妹檔身上。尤其輿論發酵，引來群眾聚集抗議，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是否能保持公平公正，也值得關注。
剴剴案在準備程序階段，保母的辯護律師團就曾經稱「感謝台北地檢署在另一重要案件，也就是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京華城等案中，示範偵查不公開的重要性」，劍指北檢在剴剴案偵查期間洩密媒體作出偏頗報導，起訴時又開記者會、發新聞稿操弄輿論，主張此案未來的國民法官可能已對劉家姊妹有成見、偏見，聲請不行國民法官審理。
然而，台北地院合議庭認為，剴剴案具有高度公益性，不能僅憑新聞或網路留言就認定國民參審可能會不公正，駁回律師團聲請。
從偵查到審理階段，不少公民團體多次自發性在網路號召群眾，趁著開庭期間聚集到北院國民法官位於寶慶院區的大門前舉布條、喊口號「兒虐零容忍」、「唯一死刑，不得假釋」、「惡魔保母，唯一死刑」，就連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都曾在3月19日親自跑來法院門外聲援。
賈永婕當時在媒體前發表談話，說她希望法官應該要一一梳理被告的罪狀，一一治罪，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凌虐，全部要一條一條拿出來加罪。由於現場群情激動、陣仗之大，台北市中正第一分局還特地出動警力到現場維安。
因院區外的口號聲大到法庭內都能聽到，審判長林鈺珍特別在庭末向旁聽席喊話，非常感謝旁聽民眾配合法庭秩序，承諾會客觀、公正，但呼籲未來開庭，旁聽民眾不要拿與案情有關的標語，影響審判。
全案一審宣判前夕，5月10日，在凱道發起「終結兒虐，陪你長大」護兒集會行動，根據主辦方統計，現場破萬人。今（2025）年5月13日，經合議庭密集審理後，剴剴保母劉彩萱以及胞妹劉若琳，被國民法官法庭視為「成年人對兒童故意犯妨害自由而凌虐致人於死罪」的共同正犯，依據2023年新修正的法條，法定刑為無期徒刑、10年1月以上至20年徒刑，重判劉彩萱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判處劉若琳18年徒刑。
◎ 撰文／林冠丞
◎ 攝影／TVBS新聞畫面
桃園市一名竺姓女子（如圖），2016年涉嫌為奪取吳姓癌末友人財產，將其囚禁虐死棄屍，全案經過長時間訴訟，最終無法證明竺女有動手行為，僅依遺棄屍體罪判她2年徒刑定讞。不過2023年底，竺女又於台中市清水區，疑似對另一名陳姓老翁施暴，導致對方死亡，台中地檢署依傷害致死等罪，由國民法官審理，但竺女的辯護律師主張，2016年竺女的案件，媒體以聳動標題、內文報導，社會稱她為「天道盟公主」，恐會讓國民法官將前案帶入本案，有未審先判疑慮，請求「轉軌」成一般審判，對此，台中地院雖認為可透過制度與程序來降低風險，但考量情節爭點繁雜，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回顧案情，2016年10月4日上午10時至10月5日凌晨期間，罹患癌症的吳姓男子，被不明人士傷害，導致胸部鈍性傷、兩側肋骨多處骨折、連枷胸，並陳屍朋友竺女住處。竺女得知吳男死亡，不僅沒有報警送醫，反而找來丁姓男子，要求他將吳男載到停車場，接著棄屍溫泉產業道路山區。
檢警指控，竺女跟吳男有金錢糾紛，曾對吳男拳打腳踢、棍棒毆打凌虐，且長期不給他飯、藥物吃，最終釀成死亡結果，依殺人罪起訴，後續法官改認傷害致死，當庭更正。不過桃園地院一審時，竺女全盤否認，法官審酌後，認為若不能證明竺女犯罪，應諭知無罪判決，因此僅依遺棄屍體處2年徒刑，台灣高等法院二審改依傷害致死，判11年，遺棄屍體2年，應執行期12年，但更一審維持一審棄屍判2年，最高法院駁回定讞。
時隔8年，竺女疑似以色誘方式接近一名陳姓老翁，並試圖奪取名下多筆土地，將人囚禁在台中飯店及清水區某處，陳翁趁機反抗，過程中竺女徒手、持掃把朝陳翁頭部、胸腹及四肢痛毆，當晚23時許又出腳朝他頭、胸腹猛力踩踏，隔日陳翁失去意識，送醫時肋骨骨折、左肺扁塌，及腹腔大量內出血死亡。台中地檢署依傷害致死、非法剝奪身體障礙人行動自由7日以上等罪嫌起訴竺女，全案由國民法官審理。
竺女辯護律師王冠婷、賴柔樺主張，竺女2016年案件審理前，社會討論竺女，稱她為「天道盟公主」，並以「虐殺友人棄屍」、「凌虐致死」等語詞形容其行為，2023年的案件，竺女也是因傷害致死案起訴，且情節類似，恐會讓國民法官將前案帶入本案，縱使前案傷害部分無罪，此案依舊有未審先判疑慮。
此外，竺女的姓氏特殊，雖本案未有媒體大幅報導，但只要以姓氏搜尋，均可輕易見到關於竺女前案的資訊，若本案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將可能受到偏頗報導，進而影響心證。
律師強調，此案犯罪事實歷程相當長、證人眾多，若要一一傳訊證人還原事實，恐會花上不少時間，國民法官也難以負荷繁重詰問證人程序，因此請求「轉軌」成一般審判。
台中地院合議庭認為，國民法官在選任前確實可能得知前案跟本案的資訊，但仍可透過審前說明無罪推定、證據裁判等基本刑事訴訟原則，審理中也能讓國民法官實際閱卷、與職業法官討論等程序，降低偏見、預斷，所以應無《國民法官法》難期國民法官公正審判情形。
至於案情複雜部分，法官檢視全案有48份筆錄、120項證據跟多名證人須詢問，考量國民法官負擔程度，加上囚禁期達7日以上，每次犯罪情節有所不同，要認定本案案情繁雜，非經長久時日難完成審判。因此合議庭最終裁定，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理由。
對此，賴威樺說明，依照律師倫理的規定，無法在此案宣判前，發表關於對竺女、案件有關的言論，且可能會有影響法官心證的觀感問題，暫時無法進一步說明。
◎ 撰文／潘千詩
◎ 攝影／胡瑞麒
兒虐致死事件「剴剴案」是《國民法官法》制度上路後，被公民團體緊盯、媒體大篇幅報導的矚目案件。保母姊妹檔劉彩萱（如圖）、劉若琳的辯護律師團擔心輿論風向會污染國民法官心證，聲請不行國民法官參審失敗，遭法院駁回，不過法官卻裁定，檢方要「重寫起訴書」。
不具名律師分析，內行人可以察覺，檢察官利用起訴機會透過新聞稿「帶風向」，但有些情節很可能是檢方腦補、過度推演的結論，可能並非事實，但若是外行人可能無法辨識出「輿論操作」的手法，容易被洗心證。
就算是一般職業法官，也無法完全避免心證遭污染，更何況是「司法圈外人」，以隨機方式由一般國民抽籤選出的「國民法官」，完全沒有審判經驗，比起職業法官心證勢必更容易受到污染或不當影響。於是，為了避免預判，法院審前說明無罪推定等原則，國民法官也會會和職業法官一起閱卷、評議討論，降低偏見風險。
然而，不具名律師卻質疑實務做法，其實只是一廂情願認為，只要職業法官審前說明過，國民法官就會忽然開悟「哦！我們被媒體、檢察官或被辯護人騙了」，驚覺可以怎麼判。律師直言，這種想法太天真了。認為檢察機關對於社會矚目案件不可能完全不說明，如何對外揭露案情、揭露程度、界線到哪兒，才是重點。
不具名律師從剴剴案中分析，起訴新聞稿所主張的犯罪事實，全案在進入法庭後，檢察官又不主張了，但卻已經成功讓大家對2名被告產生「惡保母」的刻板印象，外界質疑她們怎麼可以做這麼壞的事。律師質疑，起訴新聞稿所指稱的犯罪情節，也不能排除是檢察官過度推演、腦補、甚至是帶風向，製造一些可能有疑義的犯罪手法，這種做法其實不妥，會造成心證污染。
司改會政策部主任呂政諺表示，即使法院在審理前一定會告知國民法官，新聞媒體的報導、起訴書並非真正發生的事情；真正的事實必須在看過全部證據後，依照證據作認定。
呂政諺指出，去年日本就有一個值得警惕的案例。在「須藤早貴被控毒殺丈夫」一案中，須藤早貴也被媒體塑造為「真兇」，也有一些「被告在喪禮上不斷發笑」的報導，後來經過法院審理，須藤早貴被判處無罪。在宣判後的記者會中，一名裁判員（類似於台灣的國民法官）表示，「我之前對這案件的印象是，這是一起令人厭惡的案件。但我在新聞和報導中看到的案件，與我作為裁判員看到的案件完全不同，讓我感受到先入為主的觀念是很可怕的。」
同樣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就算是有罪的案件，但法院所認定的案件事實，也可能和一開始媒體報導的不同，例如：2013年2月發生的媽媽嘴雙屍命案，在案發當時，媒體報導殺人犯謝依涵有四個犯案版本。至於媽媽嘴咖啡負責人呂炳宏還一度被視為殺人共犯遭羈押，檢察官最後卻沒有起訴他。事後，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指出，檢警偵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嚴重侵犯人權。
司改會表示，如果在案發時，偵查機關不能嚴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媒體也自居正義地大肆報導案件的細節，未來被抽選出來的國民法官，就很難客觀地審理案件。我們應該想想，「須藤早貴」如果在台灣，我們的國民法官法庭會作出怎樣的判決？
被網路言論影響已經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目前應著眼於承審法官要如何減輕影響。實際作法就是透過選任時，篩選掉過度偏見的人、職業法官負有教育責任，包含審前說明、審理中及評議前要跟國民法官釋疑。然而這些作法到底有沒有效果？律師、檢察官坦言，難在實證研究，而且現在制度實施的時間還太短、重大矚目案件也少，只有針對少數指標案件認真觀察，以利後續檢討。
◎ 撰文／潘千詩
◎ 圖片／資料照片
為避免法官預判，影響心證，《國民法官法》採「起訴狀一本」主義，也就是「卷證不併送」，然而在網路時代，網路輿論、社群動輒使用「冷血殺人魔、惡保母、縱火逆子」等字句煽動眾人情緒，許多被告都以社會大眾已受媒體報導影響，難期公平審判之虞，有高機率影響國民法官心證，援引《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但司法院分析，真正以此理由聲請成功的案例，僅0.5件。
所謂「卷證不併送」，就是案件經起訴後，檢察官沒有同時將本案卷證資料移交法院，讓法官在審理前無法提前接觸卷證，與國民法官一起以空白心證蒞庭；審理中，由檢察官及辯護人當庭出證並且具體求刑。
根據司法院初步統計，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全國一審法院收到的國民法官案件，共285件，其中有109件聲請不行國民法官審判，僅37件駁回，其餘72件均成功，裁准率約6成6。不過，司法院刑事廳調辦法官廖晉賦分析，109件聲請案中，雖有當事人以媒體報導，不能公正審理為由聲請不行國參程序，但法院全未予採納，即使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參審，也是採用《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及第3項等其他款項，以案件複雜、不好懂、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被告人數眾多或被告認罪，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等理由裁准。
法官廖晉賦特別提及，有一件當事人，以案情繁雜為由聲請，並未使用媒體報導不能公正審理為由聲請，反倒是法院認為，該案可能有因為媒體報導影響國民法官等人判斷情事，裁定不行國民參審。換句話說，以媒體報導影響國民法官心證的理由裁准的，事實上僅0.5件。
廖晉賦分析，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起訴後，有不少案件在被告認罪，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後，法院認為檢辯對量刑沒有太大爭議，以及被害人家屬表示「生活不希望受到媒體報導打擾、我不想家人的殺人案曝光」等情形下同意「轉軌」，讓案件回歸一般職業法官審理。
高雄苓雅區63歲吳姓男子（如圖）因懷疑樓上一對30多歲的夫妻製造噪音，於2023年9月當著鄰居夫妻稚子的面，涉嫌持刀殺害該對夫妻。此案檢察官是以《國民法官法》起訴，但合議庭考量2名關鍵證人未成年，為不讓2名小孩在制度下受到更多關注，最後裁定改採一般程序審理。憲法法庭2024年9月死刑釋憲後，高雄地院今年3月針對吳男做出死刑判決首例。
所以，依據《國民法官法》起訴的案件轉為一般案件審理，真的有比較不好嗎？答案似乎也未必。
◎ 撰文／林冠丞
◎ 圖片／基隆地院提供
沒有任何審判經驗的國民法官，除了心證上保持公正具有一定難度外，對於能否「讀懂」證據也是一大考驗。
台中地方法院國民法庭曾審理一起「神岡桶屍案」，蔡姓女子被檢方指控，涉嫌殺害陳姓前男友並封屍工廠桶子，但蔡女律師指出，蔡女否認犯罪，此案90項證據又皆為「間接證據」，但最終國民法官法庭僅花了短短5天審理，就重判27年半，也讓蔡女律師提出質疑，如此短時間是否能公平對待被告？
據判決書指出，蔡女在交往期間與陳男借157萬元，後續蔡女因還款、交友問題跟陳男起爭執，疑於2019年3月，以「不詳方式」殺害陳男，再將屍體封在桶子內。後續更用陳男手機帳號，營造他還活著的假象，並偽造陳男債務和解書簽名。
此案於台中地院國民法官法庭5天內密集審理，合議庭根據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一審依殺人罪判處蔡女18年、遺棄屍體罪5年、偽造文書2年及《電信法》3年，應執行期27年半，台中高分院二審與最高法院均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原判，全案定讞。
以刑案而言，如果是可以直接證明事實的證據，稱為直接證據， 例如錄下犯罪過程的監視器影像，或是合法取得的「被告自白」。但蔡姓女子委任律師吳光中說明，此案件相當複雜，正是因為蔡女沒有坦承犯行，而90項證據全部都是「間接證據」，缺少了能證明蔡女殺人犯罪事實的關鍵拼圖。吳光中認為此案連專業律師都要花大量時間閱卷研究，更何況是無專業法學素養的國民法官，真的能在短短5天內，就消化完錯綜複雜的案情嗎？
吳光中指出，一般法庭上，律師可以在審理時隨時向法官提出聲請調查證據，但是在國民法官制度中，「準備程序庭」時就要確認所有證據，除非是未調查證據，這讓他直言「萬一舊有的證據中有問題，或是對蔡女有利的證據需要調查，結果礙於制度無法使用，是否就影響蔡女的公平性？」
對此，司法院回應，若是證據複雜，律師方可提出轉軌成通常審理，但裁定權在法官身上；密集審理天數則是法院、辯護人、檢察官共同依照申請調查證據所需的時間、開場陳述、最終辯論所需的時間來訂定。
同樣也是蔡女委任律師簡珣，也從制度面檢視，點出現在國審案件「太重視在國民法官身上」，之所以要密集審理，是為了讓來自各行各業的這些人不用離開原本生活，花好幾個月來參與這個活動，只是卻忽略國民法官在沒有那麼熟悉的程序裡，一下子吸收大量訊息，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認識案件，會不會難以做出客觀的分析？最後被判決，影響人生的是被告，「我們不能因為訴訟制度有國民法官進來，反而忘記重點是審被告犯罪行為，被告的權益也需要被重視，否則本末倒置」。
另談及辯護律師在國審案件面臨的挑戰，簡珣說在社會矚目的案件下，大家都認為被告該被重判，辯方得承受比普通案件更大的外界壓力，加上國審密集審理的特性，使得律師好幾天被綁在同個案件無法抽身，花費備戰的精力跟報酬不對等，更不用說法扶律師，種種現實問題都會影響同業人員接國審案件的意願。
◎ 撰文／潘千詩
◎ 圖片／TVBS資料照片
「在台灣，每一百個人當中，竟有高達40個人不相信司法」，更困難的是，被害者家屬在法庭的聲音「被消失」，檢察官形容就像拿硬幣往深井裡投擲，聽不到任何回音。檢察機關為了讓犯罪被害者及其家屬能被同理，透過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一路相伴，同時在國民法官法庭上，以真實、生動原則，還原刑案現場。
面對新制度的挑戰，檢察官必須在法庭上出證，說服國民法官以及職業法官，如果碰到法院要集中審理的情形，也會帶給檢察官體力上的挑戰及考驗。
法務部在新制施行前即展開一連串教育訓練，讓檢察官能迅速了解新制，透過白話文以及生活化例子的舉例，讓國民法官在法庭上能了解相對艱澀的法律常識以及整個案情走向。
同時，偵查檢察官為因應國民法官心智，大量增加量刑證據以及圖像畫、照片、影像檔的修正，讓公訴檢察官在法庭上利用主題式、分階段式的脈絡化出證，有條不紊說明案情給國民法官了解。法務部發揮團隊精神，以團隊辦案模式、團隊分工，在法庭上減輕個別檢察官的負擔。
根據司法院的成果報告顯示，98%的國民法官認為，檢察官的出證以及論點非常妥適以及妥適。高達98.7%的國民法官認為，檢察官的發言妥當。高達100%的國民法官認為，檢察官在法庭的說話速度適當。高達100%的國民法官認為，檢察官在法庭上的時間掌握符合審理計畫。高達99.3%的國民法官認為，檢察官評價是良好和非常良好。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張凱傑分享，去年某件國民法官法庭的準備程序結束後，該案件被害者父親告訴他「張檢，我有三個憂慮；第一，律師態度好強勢，怎麼辦？第二，法官會不會就這樣子相信被告，怎麼辦？第三個，我太太到現在，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我們家屬也都走不出來，怎麼辦？」
張凱傑檢座聽完家屬的告白後「心裡一揪」，他發現，整體的事實就是，原來我國司法這麼不被人民所信任。
檢察機關因此啟動ART三方針，解決當前司法審判帶來的不信任及疑慮感。第一點為「Active」生動原則；第二點為「Real」真實原則；第三點為「Touching」感動原則。
在《國民法官法》預備期間，法務部聘請全台優秀的簡報講師、口語表達老師，教導檢察官在法庭上生動的出證及口語表達。張凱傑說，檢察官將刑案活生生搬到法庭，讓國民法官注意到「檢察官會說清楚案情跟證據」。
另一方面，檢察官也要有更真實的證據、慎選證據、核心證據，說服國民法庭；當一切的理性充足之後，就是感性的力量。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啟動「一路相伴」，陪伴被害人走過國民法庭程序。犯保協會解釋，所謂一路相伴，就是在刑案發生後，會由犯保同仁聯絡被害者家屬，告知相驗時，犯保會出現、陪伴，接著有團隊式服務，包括：專任人員、保護律師、心理師、社工師以及保護志工；服務面向涉及法律服務、心理諮商、經濟補助以及關懷陪伴，同時協助家屬申請補償金。
犯保協會台北分會主任王盈惇分享，之前有一件性侵殺人案，專業人員和保護志工無法陪同被害者家屬出庭，被害人家屬開完庭後感到有點慌張，公訴檢察官特別去關懷家屬，此小小舉動，讓家屬覺得除了保護律師外，還有人與家屬站在同一戰線，覺得欣慰，讓家屬感受到「司法好像離我們更近一點」，以往冷冰冰的司法變得更溫暖。
從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律師高達8成多的肯定率及評價，但檢察官則是來到99.3分的評價。在成效評估報告中，34.7%的民眾不信任，在國民參與審判之後，親身參與制度的國民法官對司法的信任度提升到100%。
◎ 撰文／潘千詩
◎ 攝影／胡瑞麒
台灣進入《國民法官法》也不過2年多的時間，如何讓國民法官不被媒體「帶風向」，國際經驗可以借鏡嗎？參考美國、日本，該2國均致力於平衡媒體報導與司法公正，確保刑事審判公平透明，並強調媒體自律及社會責任。
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為因應2009年5月施行的裁判員制度，在裁判員制度施行前，重新檢視司法案件報導原則。
該聯盟自1997年起制定「報導指針」，並設立廣電界的第三方機構BPO（放送倫理、節目提升機構）以強化媒體自律，強調在回應國民知的權利與保障正當程序間尋求平衡。
報導時應傾聽嫌疑人及被告主張，避免造成單一社會性制裁，並重視名譽及隱私保護。此外，聯盟要求媒體多角度報導，排除預斷，且在不違反保護消息來源原則的範圍內，需明確標示資訊來源。針對裁判員採訪，須遵循裁判員法精神，與法院充分協議。
媒體應致力於報導刑事程序原則（如無罪推定原則等），並持續關注審判是否公正公開。這些指引旨在讓國民充分理解刑事審判，促進社會對司法案件的關注。
日本民間放送聯盟於2008年1月17日公告司法案件報導的新指引，強調需兼顧公正審判與新聞自由，並回應國民知的權利。
至於美國陪審團制度，則透過多起判例規範媒體報導對審判公平性的影響。
1961年印第安納州連環殺人，建立「actual prejudice（實際偏見）」，因當地媒體以「瘋狂殺手」稱呼被告Leslie Irvin並詳細報導「認罪自白」，導致社區強烈敵意。最終陪審團判處死刑。該標準強調需證明陪審員於篩選時即顯示偏見。
1963年路易斯安那州銀行搶劫案，提出「inherent prejudice（固有偏見）」，因搶劫犯Wilbert Rideau被捕後，警方強迫他「在鏡頭前認罪」，該影片在當地電視台連續三天播放，觀看人數超過當地人口一半。此標準聚焦於媒體報導已廣泛影響社群氛圍。
1966年Sam Sheppard被控殺妻審判期間，進一步制定「presumed prejudice（推定偏見）」，當時媒體稱他「床上殺手」並公布未採信證據，陪審員未隔離，每日被記者包圍追問，法庭甚至允許記者坐在陪審席旁。當媒體干擾已達「審判失控」程度，法院是否有義務主動介入？此標準聚焦於，只要有充分理由顯示社會輿論高度污染，即推定偏頗存在，法院須採取措施以維護公平審判。
然而，美國陪審團認定有罪與否，完全沒有法官介入，與台灣制度不同。台灣與日本裁判員制度相同，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合審合判，共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故有表決門檻的限制外，審判過程及評議時，法官若發覺國民法官有受到媒體不當影響，也可適時釋疑、釐清，告知國民法官只能依照法院中調查的證據來判斷，相較於美國，應較可避免媒體影響國民公平審判的情形，此也是各法院幾乎沒有以媒體報導使國民產生預斷為由，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的原因。
台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顏榕表示，台灣國情顯然和施行裁判員制度的日本不同，日本人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較低，台灣人參與度較高，這點從兩國投票率高低就可以發現。再者，日本媒體較遵守「放送倫理」規範，傳統新聞媒體對員工訓練也嚴謹，對報導內容的正確查證程度要求高，少誤報問題，浮誇、聳動的報導也稍少，這方面跟台灣不一樣。
顏榕指出，台灣許多法律立法的時間相較於各國較短，有各種新制度，也常因社會輿論影響立法或政策，如洪仲丘事件改變軍法審判體系，但在面臨各種變革時，更需要司法體系的獨立與穩定。這也反映在處理國民法官法案件相關報導，特別是在起訴後審判階段中，如案件被大幅報導，甚至帶有許多證據資料或是社會輿論，如：地獄殺人魔等，也會造成未審先判的刻板印象，這對於維持司法審判獨立性相當不利。
顏榕認為，如何劃定新聞報導自由和審判獨立的界線並非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媒體有即時報導的壓力，但至少在已經進入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應該要讓參與的國民法官是在不受外界過度影響，可以冷靜、獨立的情況下審判，新聞稿等資料應跟《國民法官法》規定的「起訴狀一本」一樣，不應事先將前科、證據資料公布，否則就喪失了立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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