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本月10日是美國《台灣關係法》實施45年，許多人關注此法對保障台海安全的作用，這當然是事實。因為有了這個法，才使美國不受美中建交三條件，即與中華民國「斷交、撤軍、廢約」後的限制，有了售台防衛性武器的法律依據。
回顧當年卡特政府利用國會休會期間，粗暴中斷與我國外交關係，引發美國國會與民間跨黨派台灣友人義憤填膺，迫使美國行政部門提出《台灣授權法案》，但內容缺乏對台灣的安全保障，因此法案與名稱都被國會廢棄，而由國會提出並通過了《台灣關係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寫入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包括「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保持美國對抗以任何訴諸武力或其他強制形式而危害到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與經濟制度的能力」。
台美軍售一路走來，起伏跌宕。自1979年斷交後，雙方共同防禦條約自動失效，就沒有進一步軍售交易，1982年8月美中簽訂《八一七公報》，限制並要求美國減少對台軍售，對台灣更是一大打擊。後來雷根政府以「六項保證」作為彌補，成為華府處理美中台關係的法律架構與政策支柱，總算克服了《八一七公報》枷鎖，重新建立台美軍事交流制度，解決國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問題。
除了保障台海安全之外，《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民主轉型的影響同樣值得重視。這點可以從《台灣關係法》內容看出，其中第2條第C款規定：「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台灣地區1800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玆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
《美國之音》在一篇「從威權統治到多黨選舉:台灣實現民主轉型的內外因素」的報導中，引述多位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啟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受到內在因素和外來壓力的影響。
內在因素方面，蔣經國在1987年解除了實施39年的戒嚴令，這是台灣政治上的一次標誌性事件。蔣經國的接班人、台灣出生的李登輝，則正式開啟了多黨直選的民主化進程。
因為蔣經國解除戒嚴，台灣才有集會、結社、組黨等各種自由，再加上解除報禁，這才整個啟動了台灣民主化的開端。1988年李登輝繼任後到2000年期間，處理了包括台灣省政府組織凍結、國民大會終結、各種公職開放直選等政治轉變，李登輝12年總統任期奠定台灣民主的新基礎。
而在解嚴前一年，民進黨在1986年就突破黨禁先成立了，但蔣經國決定不抓人，讓民進黨可以自由參選，這是過去外界熟知的過程，然而，前《台灣公報》主編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並不認同蔣經國推動民主化的說法，他告訴《美國之音》，蔣經國最後的確解除了戒嚴，同意讓台灣走向自由化，但他是迫於形勢才這麼做；當時國民黨政府同時受到兩股壓力。
這兩股壓力，韋傑里說，一是來自台灣非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草根壓力，在1979年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後，許多被捕的黨外人士親屬紛紛投入政治，呼籲民主、人權、開放和解除戒嚴；二是來自美國國會、特別是被稱為國會「四大寇」或「四人幫」（Gang of Four）的4位國會議員對國民黨政府的壓力。
這4位國會議員是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參議員克萊本·佩爾（Claiborne Pell）、眾議員吉姆·里奇（Jim Leach）與眾議員史蒂芬·索拉茲（Stephen Solarz），他們在台灣戒嚴時期經常在國會為台灣民主發聲，並批評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權的作為，索拉茲因而戲稱他們是美國國會中支持台灣民主的「四人幫」。
對於民進黨的成立，韋傑里說，國民黨政府也不是沒有動作，只是因為外來壓力讓蔣經國無法動手。「他們威脅要取締民進黨，也威脅要逮捕他們，但那個時候已經有足夠的意識，尤其是在美國以及美國國會人士，包括甘迺迪、佩爾、里奇和索拉茲，他們發出強大聲音支持民進黨，所以當時蔣經國不可能再去逮捕他們。」
政大教授李酉潭指出，正是因為《台灣關係法》明確了維護台灣人權是美國所關切的目標，也明確規定美國有權力監督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和人權狀況產生影響。當年在與美斷交的嚴峻情勢下，初期國民黨當局仍試圖抵抗民主化的趨勢，從而引發了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義雄滅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命案、「李亞頻冤獄案」等事件，但是美國國會的監督加上台灣民主的抗爭之下，終究使得蔣經國政權採取一連串的自由化措施，於1987年宣布解嚴，並開放黨禁與報禁；隨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於1991、1992年推動國會全面改選，以及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讓台灣成功從威權體制轉型成為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國家。
本月10日是美國《台灣關係法》實施45年，許多人關注此法對保障台海安全的作用，這當然是事實。因為有了這個法，才使美國不受美中建交三條件，即與中華民國「斷交、撤軍、廢約」後的限制，有了售台防衛性武器的法律依據。
回顧當年卡特政府利用國會休會期間，粗暴中斷與我國外交關係，引發美國國會與民間跨黨派台灣友人義憤填膺，迫使美國行政部門提出《台灣授權法案》，但內容缺乏對台灣的安全保障，因此法案與名稱都被國會廢棄，而由國會提出並通過了《台灣關係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寫入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包括「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保持美國對抗以任何訴諸武力或其他強制形式而危害到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與經濟制度的能力」。
台美軍售一路走來，起伏跌宕。自1979年斷交後，雙方共同防禦條約自動失效，就沒有進一步軍售交易，1982年8月美中簽訂《八一七公報》，限制並要求美國減少對台軍售，對台灣更是一大打擊。後來雷根政府以「六項保證」作為彌補，成為華府處理美中台關係的法律架構與政策支柱，總算克服了《八一七公報》枷鎖，重新建立台美軍事交流制度，解決國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問題。
除了保障台海安全之外，《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民主轉型的影響同樣值得重視。這點可以從《台灣關係法》內容看出，其中第2條第C款規定：「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台灣地區1800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玆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
《美國之音》在一篇「從威權統治到多黨選舉:台灣實現民主轉型的內外因素」的報導中，引述多位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啟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受到內在因素和外來壓力的影響。
內在因素方面，蔣經國在1987年解除了實施39年的戒嚴令，這是台灣政治上的一次標誌性事件。蔣經國的接班人、台灣出生的李登輝，則正式開啟了多黨直選的民主化進程。
因為蔣經國解除戒嚴，台灣才有集會、結社、組黨等各種自由，再加上解除報禁，這才整個啟動了台灣民主化的開端。1988年李登輝繼任後到2000年期間，處理了包括台灣省政府組織凍結、國民大會終結、各種公職開放直選等政治轉變，李登輝12年總統任期奠定台灣民主的新基礎。
而在解嚴前一年，民進黨在1986年就突破黨禁先成立了，但蔣經國決定不抓人，讓民進黨可以自由參選，這是過去外界熟知的過程，然而，前《台灣公報》主編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並不認同蔣經國推動民主化的說法，他告訴《美國之音》，蔣經國最後的確解除了戒嚴，同意讓台灣走向自由化，但他是迫於形勢才這麼做；當時國民黨政府同時受到兩股壓力。
這兩股壓力，韋傑里說，一是來自台灣非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草根壓力，在1979年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後，許多被捕的黨外人士親屬紛紛投入政治，呼籲民主、人權、開放和解除戒嚴；二是來自美國國會、特別是被稱為國會「四大寇」或「四人幫」（Gang of Four）的4位國會議員對國民黨政府的壓力。
這4位國會議員是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參議員克萊本·佩爾（Claiborne Pell）、眾議員吉姆·里奇（Jim Leach）與眾議員史蒂芬·索拉茲（Stephen Solarz），他們在台灣戒嚴時期經常在國會為台灣民主發聲，並批評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權的作為，索拉茲因而戲稱他們是美國國會中支持台灣民主的「四人幫」。
對於民進黨的成立，韋傑里說，國民黨政府也不是沒有動作，只是因為外來壓力讓蔣經國無法動手。「他們威脅要取締民進黨，也威脅要逮捕他們，但那個時候已經有足夠的意識，尤其是在美國以及美國國會人士，包括甘迺迪、佩爾、里奇和索拉茲，他們發出強大聲音支持民進黨，所以當時蔣經國不可能再去逮捕他們。」
政大教授李酉潭指出，正是因為《台灣關係法》明確了維護台灣人權是美國所關切的目標，也明確規定美國有權力監督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和人權狀況產生影響。當年在與美斷交的嚴峻情勢下，初期國民黨當局仍試圖抵抗民主化的趨勢，從而引發了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義雄滅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命案、「李亞頻冤獄案」等事件，但是美國國會的監督加上台灣民主的抗爭之下，終究使得蔣經國政權採取一連串的自由化措施，於1987年宣布解嚴，並開放黨禁與報禁；隨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於1991、1992年推動國會全面改選，以及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讓台灣成功從威權體制轉型成為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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