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記得第一次到布吉納法索時，在便宜的小旅館裡，度過每個沒有蛙鳴、沒有徐風，只有悶熱溼褥的夜晚。連當地的朋友都忍不住問我：「為什麼不住好一點的地方呢？」

我苦笑回答：「我只是個學生，錢並不多。」我猜想，他心中一定感到納悶，沒遇過這麼窮的臺灣人吧……

老實說，我不像旅遊頻道裡熱血帥氣的主持人，可以輕易地融入各地文化；更不是可以自在地獨自旅行的背包客。

走向陌生國度、擔任國際志工時，也曾自我懷疑、迷失方向、氣力放盡而忍不住低頭。但只要想起每個掛著笑容感謝我的孩子與心中信仰，就足以讓我重新抬起頭，提起勇氣面對不時的寂寞、喜怒哀樂和高潮低谷，重返布吉納法索。

●遺留在布吉納法索的靈魂。

2010年回到臺灣後，我開始透過許多演講與分享會，述說著印度和布吉納法索的點點滴滴。看著當時的相片與影片，總會回想起當年汗流浹背的沉重腳步與人們的熱情喧擾。

但恍惚之中總覺得遺漏了些什麼，卻怎樣都想不起來。

直到我以替代役身分回到闊別三年的布吉納法索，從瓦加杜古機場走下飛機的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了！原來自己一直想要喚起的記憶，是布國街道上混

著紅土、麵皮、各式烤肉的獨有「味道」呀！

一下飛機，在炙熱中踽踽而行，反讓我有種熟悉的感覺。懷抱著興奮的心情等候入境，海關心不在焉地翻著我的護照，一開口就是和我要錢。左右張望下才發現自己是最後一位入境的旅客。

天啊，不好的回憶全湧了上來，人性、貪婪、欺騙……伴隨空氣中的味道，從鼻腔直竄大腦的長期記憶區，提取出血淋淋的心痛和恐懼。在震驚之下，我佯裝聽不懂後加速離開。

坐上醫療團座車，從首都前往古都古的路上，腦海裡的場景湧現，對應窗外景色多了不少驚喜：市區紅綠燈變多了，國道一號更寬敞了……不知道那些老朋友們還好嗎？

車程中， 我時而淺眠、時而清醒， 一時之間分不清自己在臺灣還是布吉納法索。突然間想起曾於非洲行醫十三年、擔任臺灣醫療團團長，現任臺灣健康

服務協會執行長─陳志福醫師說過：「一旦你去過世界的另一端工作過，你的靈魂就會有一部分停留在那裡，工作累了想要回家，但真正回到了臺灣，卻又覺得自己遺留了什麼東西在那裡。唯有再回到那個簡陋、充滿各式各樣異味的地方，你的靈魂才會完整。」

我在回到布國的第一晚，好像有一點懂了那所謂「漂泊的靈魂」。

●一段生死之別的長廊

這次重返布國，雖然多了「醫生」的身分，要以醫療團役男身分度過海外醫療體驗共三百多個日子，但還是希望當地朋友、霖恩小學的孩子們叫我英文名字「Jimmy」。因為身分不管怎麼變化，我對這塊土地的感情永遠一樣。

醫療團所在地是位於古都古市內最大的醫院──友誼醫院，首要進行醫療外交和人道援助的第一線工作。

每天穿越團部圍網鐵門到醫院看診、幫患者換藥的我們，要面對的第一難關，就是陌生的方言──摩西語（會說法文的人實在太少了）。以及不時會遇到在臺灣幾乎絕跡的疾病，患者和當地醫護人員過高的期待，家屬買不起藥物的無奈，還有更多人需要走上一天一夜才能看我們幾分鐘的艱辛……。

友誼醫院由一條歷經二十多年的中央走廊貫穿前後門，再由長廊往左右延伸到各科門診及病房。

我常常坐在長廊上，看著布國民眾不斷穿梭來往。為了千里就醫、交通往返的回診壓力，他們會用五彩繽紛的非洲布包著大小家當，累了沒地方睡就席地而歇。

某天診後，我看見長廊上四人合力推移著一張病床。孱弱的身驅，蓋著一塊藍、紅、黑等素色的簡單布料。我和家屬在長廊上擦肩而過、緩慢地走回團部，他們則是不發一語地推著病人往醫院外的方向離開。

一股莫名的沉重緊緊揪著我的心臟，我知道，一個生命已經離去。

對於生死之離，布國人不像臺灣，沒有西裝或黑衣白手套，也沒有誦經或助念，更不會哭著大喊親友的名字。一路陪伴在床的，唯有臉上帶著淚痕、哀

慟的家屬，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訊息顯示病床上的人已經永遠離開。醫療團已退休的婦產科王醫師曾跟我說：「我在這裡十幾年了，看過很多胎死腹中的生命，卻從來沒有看過一位媽媽掉眼淚。」

這是一種豁然？ 還是對下一個生命的盼望呢？布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只有五十八歲。在面對喪禮和忌日時，除了哀傷，他們會唱歌、跳舞或喝啤酒狂歡，表現出開心熱鬧的一面，就為了讓逝者安心離去。

生命無法掌握，他們選擇用微笑度過每分每秒。對生命的淡然， 是因為無能為力，還是放下對「生」的執著？我想，知道答案的或許只有那條走過許多生死的長廊了……。

●不急的急診室

在布國的醫療第一線，讓我不僅開了眼界也震撼了內心。某天我在醫院急診室看到一位年輕女性，不斷在病床上翻來覆去、滿臉痛苦，正用盡全力地呼吸著空氣。

「氣喘發作吧……」我猜想。在臺灣遇到這樣的患者，我們會快速提供氧氣，以及連續性吸入型的支氣管擴張劑，並注射類固醇針劑快速抑制發炎反應

但在友誼醫院的急診室，我左看右望才終於盼到護士慢吞吞地翻查著病人，十幾分鐘過去了，卻只完成一個動作──量體溫。接著，護士便放任病人繼續躺在床上扭動掙扎。

當下看得我快吐血了，明明病人已經快缺氧，當地醫師人員卻看似毫無作為。此時，我的腦中已經在盤算，如果病人真的吸不到氧氣甚至窒息缺氧，要不要衝上去直接插手治療？還是交給當地醫療人員處理呢？我的內心十分掙扎，擔心自己魯莽的行為會違反醫院的規定。

在醫療外交裡，我們的責任、義務都有其規範；另一方面，國際合作的目標是讓在地國家獲得自我提升能力，而不是代替當地醫療人員。但是人命關頭，身為醫者無論在何時何地，我們都必須在放手前，緊緊抓住每個生命。

所幸十幾分鐘後，一位家屬急忙跑來，將一小瓶「支氣管擴張噴劑」塞到病患口中。接下來的二十分鐘，病人靠著僅有的一小瓶噴劑努力「活著」。在我治療完門診病人後，回頭前往急診室，卻再也找不到那位氣喘患者了。我暗自為她祈禱，希望她是因症狀改善而順利離開急診室。

布國的急診室如此「不急」是有原因的，當地實行徹底的醫藥分業，急診室醫師診查完只會開立處方箋。接下來，端看家屬能用多快的時間、有多少錢買到藥物回來，就決定什麼時候開始治療。

只是如此一來，或許會讓第一線醫護人員因而錯過黃金治療時受過臺灣醫療訓練的我們，往往必須面對天人交戰的時刻，「要不要先用醫療團的資源幫忙？如何在不影響布國既有的醫療文化下給予協助？開啟先例後，會不會有無窮無盡的患者要求相同待遇？」……

在國際醫療外交上，雖然有多少能力幫多少忙，但其中的分寸拿捏就必須靠智慧了。以免因為多幫了一個人，而剝奪往後更多人的治療機會呀！

本文出自《穿越一條柏油路到古都古：1個醫師、4萬6000公里，那段我帶著夢想走在地獄與天堂的日子》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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