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松興
【台灣銀行家】台灣金融業面對台商及中國經濟環境惡化，已不可避免進行風險部位調整。據金管會數據顯示，銀行、證券期貨投信及保險業對陸曝險額創統計來新低。面對中國版「雷曼風暴」山雨欲來，我們需要做更好、更審慎的風險情境準備。
兩岸經貿關係向來複雜多元，但核心是兩岸在全球化供應鏈架構中的分工與相互依存。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下，受益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提供了不同層級的技術與資金，加上中國的人口紅利，創造就業與帶動出口，因而締造了指數型的高速經濟成長及競爭力提升。
如今成長已經過了峰頂，中國的經濟自2009年開始持續下滑。除了拖延處理各種內部的結構性障礙，導致經濟可能出現系統性危機外，外部的經貿關係近年也有了戲劇性的變化。西方國家原本期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會走向市場化，甚至是西方的民主開放體制。如今卻發覺，中國只是披了一件「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外衣，骨子裡從未放棄共產主義，實際推行的仍是計畫經濟；體制上則轉向更高壓的集權專政。而中國所謂「和平崛起」的背後，則是不斷地擴張軍事勢力範圍及對周遭國家的挑釁。
後冷戰相對穩定的全球地緣政治與宏觀經濟，如今正走向新冷戰與脫鉤。美國前副總統彭斯曾表示，「不再相信與中國的積極接觸政策可以改變這一切」。因此，我們看見美中戰略對抗的不斷升級，及整個地緣政治均衡的快速改變。按照目前國際地緣政治局勢，歐美等西方文明力量和中國可能正走向非正式的政治和軍事對抗，這或許就是邱吉爾所形容的「鐵幕」，或美國財政部前部長保爾森（H. Paulson）所稱的「新經濟鐵幕」。
西方國家對中國態度明顯改變的分水嶺，無疑是中國處理新冠疫情的不當隱匿，導致全球人道悲劇及經濟的衰退。而中國推動「戰狼外交」，挑起台海及南海的軍事緊張情勢，又在俄國侵略烏克蘭之前，與俄國發表兩國夥伴關係沒有上限的共同聲明，同時在戰爭爆發後，選擇站在俄國的一邊，這都加劇了全球對中國的不信任，進一步確立所謂的經濟脫鉤或是去風險的政策方向。
如若美中戰略對抗繼續升高進入新冷戰，或甚至發生熱戰的最差情境，勢必對全球地緣政治與經貿結構發生劇烈影響。對台灣的金融業而言，嚴峻的地緣政治風險，將是企業經營無法忽視的重大挑戰。
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不容小覷
其次，中國大陸經濟也面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中國的經濟原本就因為出現人口老化、中等收入陷阱、債務泡沫與資本流動管制等難以超越的結構性障礙，而出現成長趨緩的現象。此時一旦遭遇外來的衝擊，債務包袱的拖累與金融市場化的改革遲緩，就很容易成為導致系統性風險升高的導火線。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嚴格的清零封控措施，使原本就不樂觀的經濟無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地緣政治緊張使資金流出加劇，失業率迅速攀升，債務違約風險惡化，種種狀況，讓中國北京維持金融穩定的壓力倍增。
債務泡沫問題嚴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採行大規模刺激政策造成嚴重的債務泡沫。中共政權為追求快速成為經濟強權，藉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掩飾，推動大規模不具自償性的公共建設，加上「國進民退」政策，壯大了生產效率極差的國有企業，而具成長動能的民間企業反受壓抑。導致官方的整體債務規模到2022年時已經超過GDP的280%。
中國第2季政府債務（含家庭、企業和政府債務）占GDP比增至281.5%，已超越美國的257%。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定義，計算政府的真實債務，實際上還需納入或有負債，這包括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台，高鐵及機場等自償性不足的公共建設，與金融機構遭受系統性風險時的援助成本等等，因此中國官方公告的政府債務數據可能嚴重偏低。
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高度依附在貸款和債務上的，土地和房地產常常是主要抵押品。疫情爆發前，房地產是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蓬勃發展的地產市場帶動水泥、鋼鐵、營建到裝潢、傢俱及家電用品等諸多產業的興盛，同時挹注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飆漲的房價也吸引民眾將很大一部分的財富用於買房，期望能加速財富累積並背負房貸壓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針對社會安全網與醫療福利的預算偏低，使得老百姓為了因應醫療及養老需要，必須維持較高的儲蓄率。
在社會保障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時機不佳的打房措施遇上疫情封控的影響，使房地產市場雪崩式的跌價，地方政府及房地產開發商因此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民眾也必須為了完工遙遙無期的爛尾樓背負沉重的房貸還款壓力，此間種種都加劇老百姓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擔憂而不敢花錢，致使儲蓄率更加居高不下，也同時抑制了民間消費。其次，經濟發展步履蹣跚，出口訂單大幅下滑，使企業對擴大生產或投資猶豫不決而採取觀望的態度，導致原本由投資帶動的經濟成長動能無以為繼。中國銀行今年7月的貸款餘額降至2009年以來最低的水位，顯示了無論是企業還是消費者，對資金的需求都大幅減少。
投資及消費陷入通縮，代表接下來企業與家庭的信用違約事件將層出不窮，銀行業呆帳必然會隨之快速攀升。從地產開發商恆大的巨額違約發生至今，不斷有地產商陷入財務危機的報導，如近日爆發美元債務違約風險的大型地產商碧桂園，及大型國企如遠洋集團等，地產商整體債務規模恐怕已經大到中國政府無力解決的程度。也難怪，國際清算銀行會對中國的金融風險提出警告。
金融體系違約風潮加劇
中國經濟成長下滑並可能已經陷入通縮，給規模達41兆美元的金融體系帶來真正的挑戰。從債務對GDP比重來看，金融體系潛在的「問題資產」恐怕十分龐大。而官方公布的銀行不良資產數據則普遍被認為嚴重低估。
就債券市場部分，雖然北京推出扶持措施，但因經濟急速衰退，信貸和房地產銷售慘澹，企業獲利成長偏低，流動性壓力大增，償債能力惡化，使得規模達4.4兆美元的在岸債券，違約率恐將創歷史新高。近日引人關注的，中國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中植企業集團（中植系）旗下中融信託驚傳出現理財商品停止兌付的違約危機，讓投資人擔憂規模高達2.9兆美元的融資信託業會掀起中國版的「雷曼風暴」，即是活生生的例子。至此，中國以債務驅動的成長模式面臨了困境。
而就銀行信貸市場來說，隨著中國GDP下降，不良貸款比例增加，銀行的財務營運能力備受考驗。打銷壞帳將侵蝕銀行資本適足率，銀行恐怕面臨立即增資的壓力，但許多城商行及農商行背後的大股東是已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因此能提供的財政彈性相當有限。在大型不動產開發商接二連三的違約，爛尾樓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勢必造成銀行不良資產大幅增加。
參考中國央行在2019年上半年對30家大中型銀行進行金融壓力測試，該測試假設在GDP成長率為5.3%的基準情境下，30家主要銀行中，9家未能通過，其資本適足率將從14.43%降至13.47%。在假設GDP成長率為4.15%的最壞情況下，30家銀行中，有17家沒通過。如今，多數預期中國2023年的GDP成長將低於5%的目標，因此中國銀行業勢必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供應鏈脫鉤引發失業危機
在疫情未爆發前，中國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中國在2018年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的GDP占全球近19%。疫情爆發導致經濟活動中斷，就製造業及出口行業而言，供應鏈中斷導致的停工與延遲開工，所造成的工資和生產損失將排擠原本準備用於投資的資金。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脫鉤或是去風險策略，導致外資撤離，也造成中國大量的勞工被迫失業。
中國失業率逐月破紀錄，即使中國統計局7月公布的青年失業率數字已高達21.3%，城鎮調查失業率已經連續3個月衝破20%，仍普遍被認為是嚴重低估。日前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取消公布青年失業率，則令人更加懷疑失業率的惡化程度恐怕非同小可。
中國失業潮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依中國官方的說法，GDP每成長1個百分點，大約可以帶動150萬人就業。今年將有1,000多萬名大學生畢業，故推估需要7.2%的經濟增長才足以支撐就業。而預測中國近幾年的經濟成長可能都無法達到5%，因此失業率勢必將持續惡化。除此之外，由於極端氣候與烏俄戰爭的影響，中國還面臨很實在的糧食短缺及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一旦大量的民眾失業，沒收入又沒飯吃，就可能釀成強大的民怨，出現反彈與抗爭行動，一旦發生社會動亂，除了對中共政權而言是嚴峻的考驗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是雪上加霜。
中共20大後，政治局常委普遍缺乏經濟專業，且決策集中在一人身上，決策錯誤風險大為增加。若美中戰略競爭情勢繼續惡化，經濟持續脫鉤，中國將可能落入類似1990年代日本資產泡沫破滅，經濟停滯的模式！
政府應扶助回流企業 引導產業轉型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較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台商，大都有機會分享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果實。然2009年後的中國經濟成長已趨緩，加上國企與民企受中國政府扶持，競爭力大幅提升，台商競爭優勢已不復存在。
新冠疫情的發生，嚴重暴露了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少數幾個國家的脆弱性，但也讓外資企業更加堅定需要確保供應鏈安全性與多元性，並推動供應鏈在地化趨勢的形成，很多投資案現在已經處於「急遽逆轉」的狀態，企業將供應鏈遷出中國，勞工與環保成本的上升也是推動工廠移出中國的力量，美國提高關稅則是加速的催化劑。
出口導向的大陸台商，多基於供應鏈的配合關係而調整或移出中國，即使是著眼中國內需市場的台商，由於環境惡化，面對越來越不安全的中國，也無法排除撤離中國的選項。台商撤離中國的進程加快，部分轉進東南亞，部分則選擇轉型，將資源及研發搬回台灣，利用高科技提升競爭力。
長期而言，中美關係在未來10年，不能完全排除從經濟對抗發展到政治，甚至是軍事的對抗。若是這樣發展，在中國的投資都將變成名副其實的風險資產，在中國的外商企業，亦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人質，因此搬回本國是最安全的選擇，現在不走，更待何時。
雖然台灣經濟依賴中國大陸過深，經貿脫鉤的難度很高。但因應全球供應鏈結構的改變，全球及中國經濟的衰退，與可能的金融動盪，為避免過度衝擊我國經濟，政府必需考慮運用所有工具，扶助回流企業，引導產業轉型，提升未來的競爭力，也才能維持金融穩定。
面對兩岸經貿劇變 金融業須做更萬全準備
全球化的成功，主因是參與供應鏈的各方都能同享經濟利益，依循一定的遊戲規則（如世界貿易組織協定）而取得均衡。但這均衡目前已經產生劇變，因為：一、中國崛起爭奪規則話語權，引發與美國的霸權之爭；二、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開始反撲；三、新冠疫情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可能改變遊戲規則；及四、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影響。
習近平掌權後，強調追求中國夢，挑戰美國霸權，企圖改變全球地緣政治的均衡。美國加以反制，激起貿易戰爭、科技戰爭及金融戰爭，而這只是美中兩國經濟脫鉤大戲的序幕而已。美國財政部前部長H. Paulson形容這樣的發展可能帶來新經濟鐵幕，前國務卿季辛吉則是說，兩國處於冷戰的山腳下。
北京對疫情的封控在中國造成極大的民怨，近來處理風災災情再次失當，加深不滿，習近平對軍方的整肅則是透露檯面下的反習浪潮還在加劇，雖然短期內尚不會對習近平的執政構成危機，但中共政權正面臨嚴重的正當性危機，未來發展瞬息萬變、很難預測，但這就是台灣金融業需要面對並加以管控的風險。
台灣金融業面對台商及中國當前經濟環境惡化，已經不可避免的進行風險部位的調整。據金管會公布5月底的數據，銀行、證券期貨投信及保險業對陸曝險額共新台幣1兆1,658億元，創統計以來新低，較去年同期減少17.8%，其中以保險業減幅43%最大，整體銀行業對陸曝險金額降到1兆511億元，占淨值比從去年5月的30.2%降到今年的25.19%，金額少了1,807億元。而國人透過投信基金與境外基金投資中國合計有3,204億元，同比減少近14%，約521億元。問題是，台灣金融業目前所減少的對大陸曝險部位是否足夠？或者需要做更好、更審慎的風險情境準備？值得深思。（本文作者為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陸委會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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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銀行家】台灣金融業面對台商及中國經濟環境惡化，已不可避免進行風險部位調整。據金管會數據顯示，銀行、證券期貨投信及保險業對陸曝險額創統計來新低。面對中國版「雷曼風暴」山雨欲來，我們需要做更好、更審慎的風險情境準備。
兩岸經貿關係向來複雜多元，但核心是兩岸在全球化供應鏈架構中的分工與相互依存。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下，受益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提供了不同層級的技術與資金，加上中國的人口紅利，創造就業與帶動出口，因而締造了指數型的高速經濟成長及競爭力提升。
如今成長已經過了峰頂，中國的經濟自2009年開始持續下滑。除了拖延處理各種內部的結構性障礙，導致經濟可能出現系統性危機外，外部的經貿關係近年也有了戲劇性的變化。西方國家原本期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會走向市場化，甚至是西方的民主開放體制。如今卻發覺，中國只是披了一件「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外衣，骨子裡從未放棄共產主義，實際推行的仍是計畫經濟；體制上則轉向更高壓的集權專政。而中國所謂「和平崛起」的背後，則是不斷地擴張軍事勢力範圍及對周遭國家的挑釁。
西方國家對中國態度明顯改變的分水嶺，無疑是中國處理新冠疫情的不當隱匿，導致全球人道悲劇及經濟的衰退。而中國推動「戰狼外交」，挑起台海及南海的軍事緊張情勢，又在俄國侵略烏克蘭之前，與俄國發表兩國夥伴關係沒有上限的共同聲明，同時在戰爭爆發後，選擇站在俄國的一邊，這都加劇了全球對中國的不信任，進一步確立所謂的經濟脫鉤或是去風險的政策方向。
如若美中戰略對抗繼續升高進入新冷戰，或甚至發生熱戰的最差情境，勢必對全球地緣政治與經貿結構發生劇烈影響。對台灣的金融業而言，嚴峻的地緣政治風險，將是企業經營無法忽視的重大挑戰。
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不容小覷
其次，中國大陸經濟也面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中國的經濟原本就因為出現人口老化、中等收入陷阱、債務泡沫與資本流動管制等難以超越的結構性障礙，而出現成長趨緩的現象。此時一旦遭遇外來的衝擊，債務包袱的拖累與金融市場化的改革遲緩，就很容易成為導致系統性風險升高的導火線。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嚴格的清零封控措施，使原本就不樂觀的經濟無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地緣政治緊張使資金流出加劇，失業率迅速攀升，債務違約風險惡化，種種狀況，讓中國北京維持金融穩定的壓力倍增。
債務泡沫問題嚴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採行大規模刺激政策造成嚴重的債務泡沫。中共政權為追求快速成為經濟強權，藉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掩飾，推動大規模不具自償性的公共建設，加上「國進民退」政策，壯大了生產效率極差的國有企業，而具成長動能的民間企業反受壓抑。導致官方的整體債務規模到2022年時已經超過GDP的280%。
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高度依附在貸款和債務上的，土地和房地產常常是主要抵押品。疫情爆發前，房地產是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蓬勃發展的地產市場帶動水泥、鋼鐵、營建到裝潢、傢俱及家電用品等諸多產業的興盛，同時挹注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飆漲的房價也吸引民眾將很大一部分的財富用於買房，期望能加速財富累積並背負房貸壓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針對社會安全網與醫療福利的預算偏低，使得老百姓為了因應醫療及養老需要，必須維持較高的儲蓄率。
在社會保障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時機不佳的打房措施遇上疫情封控的影響，使房地產市場雪崩式的跌價，地方政府及房地產開發商因此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民眾也必須為了完工遙遙無期的爛尾樓背負沉重的房貸還款壓力，此間種種都加劇老百姓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擔憂而不敢花錢，致使儲蓄率更加居高不下，也同時抑制了民間消費。其次，經濟發展步履蹣跚，出口訂單大幅下滑，使企業對擴大生產或投資猶豫不決而採取觀望的態度，導致原本由投資帶動的經濟成長動能無以為繼。中國銀行今年7月的貸款餘額降至2009年以來最低的水位，顯示了無論是企業還是消費者，對資金的需求都大幅減少。
投資及消費陷入通縮，代表接下來企業與家庭的信用違約事件將層出不窮，銀行業呆帳必然會隨之快速攀升。從地產開發商恆大的巨額違約發生至今，不斷有地產商陷入財務危機的報導，如近日爆發美元債務違約風險的大型地產商碧桂園，及大型國企如遠洋集團等，地產商整體債務規模恐怕已經大到中國政府無力解決的程度。也難怪，國際清算銀行會對中國的金融風險提出警告。
金融體系違約風潮加劇
中國經濟成長下滑並可能已經陷入通縮，給規模達41兆美元的金融體系帶來真正的挑戰。從債務對GDP比重來看，金融體系潛在的「問題資產」恐怕十分龐大。而官方公布的銀行不良資產數據則普遍被認為嚴重低估。
就債券市場部分，雖然北京推出扶持措施，但因經濟急速衰退，信貸和房地產銷售慘澹，企業獲利成長偏低，流動性壓力大增，償債能力惡化，使得規模達4.4兆美元的在岸債券，違約率恐將創歷史新高。近日引人關注的，中國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中植企業集團（中植系）旗下中融信託驚傳出現理財商品停止兌付的違約危機，讓投資人擔憂規模高達2.9兆美元的融資信託業會掀起中國版的「雷曼風暴」，即是活生生的例子。至此，中國以債務驅動的成長模式面臨了困境。
而就銀行信貸市場來說，隨著中國GDP下降，不良貸款比例增加，銀行的財務營運能力備受考驗。打銷壞帳將侵蝕銀行資本適足率，銀行恐怕面臨立即增資的壓力，但許多城商行及農商行背後的大股東是已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因此能提供的財政彈性相當有限。在大型不動產開發商接二連三的違約，爛尾樓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勢必造成銀行不良資產大幅增加。
參考中國央行在2019年上半年對30家大中型銀行進行金融壓力測試，該測試假設在GDP成長率為5.3%的基準情境下，30家主要銀行中，9家未能通過，其資本適足率將從14.43%降至13.47%。在假設GDP成長率為4.15%的最壞情況下，30家銀行中，有17家沒通過。如今，多數預期中國2023年的GDP成長將低於5%的目標，因此中國銀行業勢必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供應鏈脫鉤引發失業危機
在疫情未爆發前，中國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中國在2018年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的GDP占全球近19%。疫情爆發導致經濟活動中斷，就製造業及出口行業而言，供應鏈中斷導致的停工與延遲開工，所造成的工資和生產損失將排擠原本準備用於投資的資金。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脫鉤或是去風險策略，導致外資撤離，也造成中國大量的勞工被迫失業。
中國失業率逐月破紀錄，即使中國統計局7月公布的青年失業率數字已高達21.3%，城鎮調查失業率已經連續3個月衝破20%，仍普遍被認為是嚴重低估。日前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取消公布青年失業率，則令人更加懷疑失業率的惡化程度恐怕非同小可。
中國失業潮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依中國官方的說法，GDP每成長1個百分點，大約可以帶動150萬人就業。今年將有1,000多萬名大學生畢業，故推估需要7.2%的經濟增長才足以支撐就業。而預測中國近幾年的經濟成長可能都無法達到5%，因此失業率勢必將持續惡化。除此之外，由於極端氣候與烏俄戰爭的影響，中國還面臨很實在的糧食短缺及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一旦大量的民眾失業，沒收入又沒飯吃，就可能釀成強大的民怨，出現反彈與抗爭行動，一旦發生社會動亂，除了對中共政權而言是嚴峻的考驗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是雪上加霜。
中共20大後，政治局常委普遍缺乏經濟專業，且決策集中在一人身上，決策錯誤風險大為增加。若美中戰略競爭情勢繼續惡化，經濟持續脫鉤，中國將可能落入類似1990年代日本資產泡沫破滅，經濟停滯的模式！
政府應扶助回流企業 引導產業轉型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較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台商，大都有機會分享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果實。然2009年後的中國經濟成長已趨緩，加上國企與民企受中國政府扶持，競爭力大幅提升，台商競爭優勢已不復存在。
新冠疫情的發生，嚴重暴露了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少數幾個國家的脆弱性，但也讓外資企業更加堅定需要確保供應鏈安全性與多元性，並推動供應鏈在地化趨勢的形成，很多投資案現在已經處於「急遽逆轉」的狀態，企業將供應鏈遷出中國，勞工與環保成本的上升也是推動工廠移出中國的力量，美國提高關稅則是加速的催化劑。
出口導向的大陸台商，多基於供應鏈的配合關係而調整或移出中國，即使是著眼中國內需市場的台商，由於環境惡化，面對越來越不安全的中國，也無法排除撤離中國的選項。台商撤離中國的進程加快，部分轉進東南亞，部分則選擇轉型，將資源及研發搬回台灣，利用高科技提升競爭力。
長期而言，中美關係在未來10年，不能完全排除從經濟對抗發展到政治，甚至是軍事的對抗。若是這樣發展，在中國的投資都將變成名副其實的風險資產，在中國的外商企業，亦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人質，因此搬回本國是最安全的選擇，現在不走，更待何時。
雖然台灣經濟依賴中國大陸過深，經貿脫鉤的難度很高。但因應全球供應鏈結構的改變，全球及中國經濟的衰退，與可能的金融動盪，為避免過度衝擊我國經濟，政府必需考慮運用所有工具，扶助回流企業，引導產業轉型，提升未來的競爭力，也才能維持金融穩定。
面對兩岸經貿劇變 金融業須做更萬全準備
全球化的成功，主因是參與供應鏈的各方都能同享經濟利益，依循一定的遊戲規則（如世界貿易組織協定）而取得均衡。但這均衡目前已經產生劇變，因為：一、中國崛起爭奪規則話語權，引發與美國的霸權之爭；二、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開始反撲；三、新冠疫情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可能改變遊戲規則；及四、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影響。
習近平掌權後，強調追求中國夢，挑戰美國霸權，企圖改變全球地緣政治的均衡。美國加以反制，激起貿易戰爭、科技戰爭及金融戰爭，而這只是美中兩國經濟脫鉤大戲的序幕而已。美國財政部前部長H. Paulson形容這樣的發展可能帶來新經濟鐵幕，前國務卿季辛吉則是說，兩國處於冷戰的山腳下。
北京對疫情的封控在中國造成極大的民怨，近來處理風災災情再次失當，加深不滿，習近平對軍方的整肅則是透露檯面下的反習浪潮還在加劇，雖然短期內尚不會對習近平的執政構成危機，但中共政權正面臨嚴重的正當性危機，未來發展瞬息萬變、很難預測，但這就是台灣金融業需要面對並加以管控的風險。
台灣金融業面對台商及中國當前經濟環境惡化，已經不可避免的進行風險部位的調整。據金管會公布5月底的數據，銀行、證券期貨投信及保險業對陸曝險額共新台幣1兆1,658億元，創統計以來新低，較去年同期減少17.8%，其中以保險業減幅43%最大，整體銀行業對陸曝險金額降到1兆511億元，占淨值比從去年5月的30.2%降到今年的25.19%，金額少了1,807億元。而國人透過投信基金與境外基金投資中國合計有3,204億元，同比減少近14%，約521億元。問題是，台灣金融業目前所減少的對大陸曝險部位是否足夠？或者需要做更好、更審慎的風險情境準備？值得深思。（本文作者為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陸委會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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