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業已漸漸撤出中國。（示意圖／shutterstock 達志影像）
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中國第三季外國直接投資（FDI，衡量外國直接投資的指標）首次出現赤字。《路透》報導引述中國國際收支數據，中國第三季（7月至9月）的外國直接投資為負的118億美元。
這是中國外匯監管機關自1998年開始編制數據以來首次出現季度缺口，主要是中國與西方關係緊張，加上北京實施「反間諜法」，西方企業為了「去風險化」，不再投資中國，或是把中國業務的獲利匯出。
《華爾街日報》報導，到今年9月底為止，外資連續6季匯出中國的獲利，總金額超過1600億美元（約台幣5.13兆），規模十分驚人。這種趨勢表明中國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正在減弱。
資金外流加大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即使中國央行已經在努力減緩人民幣貶值，但是外國投資人持續拋售中國股票和公債，而且對中國幾乎沒有投入新的資金，導致人民幣兌美元今年來貶值5.7%，9月份曾觸及16多年新低。
與此同時，中國已連續5個月減持美債，8月再減164億美元、達8054億美元，創下近14年新低。外界認為此做法目的為抑制人民幣貶值，也有人推測是因為外商撤出中國，中國需要資金，只好趕快拋售美債。
面對惡劣情勢，中國總理李強日前在第6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指出，中國將促進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合作開放，未來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持續推進市場機遇更大的開放。李強官話講得漂亮，問題是在習近平著魔於國家安全的政策思維下，中國政府實際的作為卻是在嚇跑外資。
中國國安部11月3日發文稱，「國家安全機關做金融安全的堅定守護者」。文章指個別國家玩弄「貨幣霸權」，揮舞金融制裁大棒，居心叵測者興風作浪，乘亂牟利，不僅有「看空者」、「做空者」，還有「唱空者」、「掏空者」，妄圖引發中國金融動盪。
《美國之音》報導，近年來印度等許多國家股市成倍上漲，而中國股市十多年來深陷在3000點，現在竟然甩鍋甩到「境外勢力」頭上，質疑國安部進場保駕，鬥爭能否取代市場規律？金融動盪的根源在於經濟還是政治？
國關學者沈旭輝以中國修訂《反間諜法》為例，指「反間諜」的根源，古今中外，都是源自不安全感。隨著中國與以歐美為首西方自由世界關係每況愈下，內部出現嚴峻經濟危機，自然也導致中國內部出現一種不安全感。中國研究學者Odell認為，中國內部的不安全感，源自中國共產黨無法通過持續的經濟改革，來達致長期而穩定的經濟增長，結果對維持獨裁深感不安。Fravel則認為執政黨會盡可能阻截內部反對派所能獲得的援助，以求維持並延長政治領袖的有效管治，由此可以將「失去管治」，看作為極權政權的不安全感的來源。
沈旭輝認為，要認識中國《反間諜法》修訂的觀念和想法，就要從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源頭說起。1983年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提請人大代表通過成立「國家安全部」，可看成是現代中國國安的起點。當時中國的「國家安全」觀念和發展方向，主要還是以應對軍事威脅為主。
隨著中國逐漸開放、軍事實力逐年增加，中共政權開始認為早年以加強國防以應對軍事威脅的「國家安全」觀已然落伍。2014年，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將「國家安全」從集中於軍事層面的討論，過渡到無所不包的一切。
沈旭輝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習近平關於國家總體安全觀論述摘編》，將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傳統安全部分，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安全等；第二部分是非傳統安全，例如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第三個部分是「其他」安全，例如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極地安全以及生物安全等。
「習近平國家安全觀」的第一部分，與前述的軍事主導中國舊國家安全觀相差無幾；但第二部分非傳統安全、以及第三部分的其他安全部分，就反映出習近平對「國家安全」觀念從守勢變成先發制人的攻勢，並且將諜報活動看成主要威脅。
有了「習近平國家安全觀」作為指導思想，從立法角度而言，中國不再單以謀求建立法律基礎和強調軍事發展來謀求安全感，對所謂「間諜行為」越來越嚴打，就成為習近平年代的「安全感」新來源。
例如中國在2019年通過《外商投資法》，以回應「經濟安全」部分，並在第6條以及第35條中，分別強調外國投資者不得「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並且設立因應國家安全而對這些外國投資者進行審查的制度。中國又於2016年通過《境外非政府阻止境內管理法》，並於第5條、43條、第47條分別提及，這些非政府阻止「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在第47條，更見「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條文。
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亦通過《網絡安全法》，當中第1條提及立法原意之一為「保障國家安全」，而第5條則提出中國正處於網絡安全的風險之下，需要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免受攻擊。
2017年，全國人大常務員會修訂了《測繪法》，在第8條強調外國組織或個人進行測繪活動時，不得涉及國家秘密和危害國家安全；同年又通過《國家情報法》，當中第11條指出，中國相關國家機構需要處理境外機構、組織以及個人進行或指示、資助他人進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上述立法和修訂不約而同強調了國家安全、國家秘密和境外機構，其實矛頭正是指向諜報活動，並從不同層面進行主動的阻截，先發制人，而不是被動的根據普通法原則回應案件。沿著這個思路而行，不難想像到在習近平治下修訂《反間諜法》的主要方向。
正是在這樣的國安無所不在的政策思維下，近來發生不少外商公司人員被抓捕，以及外商紛紛撤離中國的事例。一個具有指標性的數字是，今年在中國大陸生活的日本人恐將跌破10萬，達近20年來低點。主要原因是今年中共施行新的反間諜法後，不少日企甚至找不到希望派駐中國工作的年輕員工。
日本外務省統計，2012年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達15萬最高；2022年剩10.2萬人，比前年減少5.2%。其中，永久居留的人增加，減少的是長期居留者，反映因工作等派駐中國的日本人變少。大環境沒有改善，預估今年剩不到10萬人。
日本媒體報導，現在要到中國出差的日本人，同事會半開玩笑說，「到那邊別被抓走了」、「一定要回來啊」；當事人雖回答「我沒問題啦」，內心卻是緊張萬分。
所謂「危邦不入」，在如此高風險的投資環境下，中國當局雖想盡辦法拉攏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回去，卻適得其反、處處碰壁。原因很清楚，習近平著魔般的國家安全政策思維，正一步步在窒息中國的經濟。
中國第三季外國直接投資（FDI，衡量外國直接投資的指標）首次出現赤字。《路透》報導引述中國國際收支數據，中國第三季（7月至9月）的外國直接投資為負的118億美元。
這是中國外匯監管機關自1998年開始編制數據以來首次出現季度缺口，主要是中國與西方關係緊張，加上北京實施「反間諜法」，西方企業為了「去風險化」，不再投資中國，或是把中國業務的獲利匯出。
《華爾街日報》報導，到今年9月底為止，外資連續6季匯出中國的獲利，總金額超過1600億美元（約台幣5.13兆），規模十分驚人。這種趨勢表明中國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正在減弱。
資金外流加大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即使中國央行已經在努力減緩人民幣貶值，但是外國投資人持續拋售中國股票和公債，而且對中國幾乎沒有投入新的資金，導致人民幣兌美元今年來貶值5.7%，9月份曾觸及16多年新低。
與此同時，中國已連續5個月減持美債，8月再減164億美元、達8054億美元，創下近14年新低。外界認為此做法目的為抑制人民幣貶值，也有人推測是因為外商撤出中國，中國需要資金，只好趕快拋售美債。
面對惡劣情勢，中國總理李強日前在第6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指出，中國將促進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合作開放，未來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持續推進市場機遇更大的開放。李強官話講得漂亮，問題是在習近平著魔於國家安全的政策思維下，中國政府實際的作為卻是在嚇跑外資。
中國國安部11月3日發文稱，「國家安全機關做金融安全的堅定守護者」。文章指個別國家玩弄「貨幣霸權」，揮舞金融制裁大棒，居心叵測者興風作浪，乘亂牟利，不僅有「看空者」、「做空者」，還有「唱空者」、「掏空者」，妄圖引發中國金融動盪。
《美國之音》報導，近年來印度等許多國家股市成倍上漲，而中國股市十多年來深陷在3000點，現在竟然甩鍋甩到「境外勢力」頭上，質疑國安部進場保駕，鬥爭能否取代市場規律？金融動盪的根源在於經濟還是政治？
國關學者沈旭輝以中國修訂《反間諜法》為例，指「反間諜」的根源，古今中外，都是源自不安全感。隨著中國與以歐美為首西方自由世界關係每況愈下，內部出現嚴峻經濟危機，自然也導致中國內部出現一種不安全感。中國研究學者Odell認為，中國內部的不安全感，源自中國共產黨無法通過持續的經濟改革，來達致長期而穩定的經濟增長，結果對維持獨裁深感不安。Fravel則認為執政黨會盡可能阻截內部反對派所能獲得的援助，以求維持並延長政治領袖的有效管治，由此可以將「失去管治」，看作為極權政權的不安全感的來源。
沈旭輝認為，要認識中國《反間諜法》修訂的觀念和想法，就要從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源頭說起。1983年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提請人大代表通過成立「國家安全部」，可看成是現代中國國安的起點。當時中國的「國家安全」觀念和發展方向，主要還是以應對軍事威脅為主。
隨著中國逐漸開放、軍事實力逐年增加，中共政權開始認為早年以加強國防以應對軍事威脅的「國家安全」觀已然落伍。2014年，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將「國家安全」從集中於軍事層面的討論，過渡到無所不包的一切。
沈旭輝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習近平關於國家總體安全觀論述摘編》，將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傳統安全部分，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安全等；第二部分是非傳統安全，例如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第三個部分是「其他」安全，例如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極地安全以及生物安全等。
「習近平國家安全觀」的第一部分，與前述的軍事主導中國舊國家安全觀相差無幾；但第二部分非傳統安全、以及第三部分的其他安全部分，就反映出習近平對「國家安全」觀念從守勢變成先發制人的攻勢，並且將諜報活動看成主要威脅。
有了「習近平國家安全觀」作為指導思想，從立法角度而言，中國不再單以謀求建立法律基礎和強調軍事發展來謀求安全感，對所謂「間諜行為」越來越嚴打，就成為習近平年代的「安全感」新來源。
例如中國在2019年通過《外商投資法》，以回應「經濟安全」部分，並在第6條以及第35條中，分別強調外國投資者不得「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並且設立因應國家安全而對這些外國投資者進行審查的制度。中國又於2016年通過《境外非政府阻止境內管理法》，並於第5條、43條、第47條分別提及，這些非政府阻止「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在第47條，更見「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條文。
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亦通過《網絡安全法》，當中第1條提及立法原意之一為「保障國家安全」，而第5條則提出中國正處於網絡安全的風險之下，需要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免受攻擊。
2017年，全國人大常務員會修訂了《測繪法》，在第8條強調外國組織或個人進行測繪活動時，不得涉及國家秘密和危害國家安全；同年又通過《國家情報法》，當中第11條指出，中國相關國家機構需要處理境外機構、組織以及個人進行或指示、資助他人進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上述立法和修訂不約而同強調了國家安全、國家秘密和境外機構，其實矛頭正是指向諜報活動，並從不同層面進行主動的阻截，先發制人，而不是被動的根據普通法原則回應案件。沿著這個思路而行，不難想像到在習近平治下修訂《反間諜法》的主要方向。
正是在這樣的國安無所不在的政策思維下，近來發生不少外商公司人員被抓捕，以及外商紛紛撤離中國的事例。一個具有指標性的數字是，今年在中國大陸生活的日本人恐將跌破10萬，達近20年來低點。主要原因是今年中共施行新的反間諜法後，不少日企甚至找不到希望派駐中國工作的年輕員工。
日本外務省統計，2012年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達15萬最高；2022年剩10.2萬人，比前年減少5.2%。其中，永久居留的人增加，減少的是長期居留者，反映因工作等派駐中國的日本人變少。大環境沒有改善，預估今年剩不到10萬人。
日本媒體報導，現在要到中國出差的日本人，同事會半開玩笑說，「到那邊別被抓走了」、「一定要回來啊」；當事人雖回答「我沒問題啦」，內心卻是緊張萬分。
所謂「危邦不入」，在如此高風險的投資環境下，中國當局雖想盡辦法拉攏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回去，卻適得其反、處處碰壁。原因很清楚，習近平著魔般的國家安全政策思維，正一步步在窒息中國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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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3/11/08 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