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後,國際網絡監控似乎成為對抗恐怖主義的必要手段。美國在「反恐戰爭」中逐步將網絡管道武器化,現在已成為全球互動的常態。TVBS出版新書《地下帝國:金融、網路、半導體──美國如何將世界經濟武器化》剖析美國如何透過網路與金融手段構築一個隱形的全球控制體系。關於貿易戰、制裁和技術爭端的新聞頭條,只是美國「地下帝國」的一小部分顯現。
第五章 胡克的船長(節選)
LinkedIn 的用途並不限於戰時防禦。烏克蘭戰爭爆發前不久,台灣半導體巨頭台積電在該平台上發布了一則徵才啟事:「隨著我們的業務在全球範圍內持續擴展,規模和複雜性不斷增長,我們正在尋找一位商業情報分析師,此職位要求應徵者對地緣政治與經濟變化具有敏銳度,並能夠分析這些變化對積體電路(IC)產業供應鏈所產生的影響。」
平淡的用語背後,隱藏著台積電迫切的需求。台積電的領導層確實有充分理由感到憂慮,地緣政治局勢可能將公司推向險境。台積電的創立本身就是對全球化經濟的一場豪賭。開放的市場與快速的資訊流通,讓半導體公司得以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場,專注於生產鏈中的特定環節,而不是一手包辦所有事情。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專注於自身最擅長的領域,並確保在這些領域中超越競爭對手。台積電作為一家「純晶圓代工」(簡稱「fab」)公司,專門製造其他公司設計的半導體。與英特爾等整合型製造商相比,台積電更能專注於精進生產製程,無論是細微的優化還是重大的技術突破,都能推動穩定且持續的進展。
一九九八年,台積電創辦人兼執行長張忠謀在一份內部文件中闡述了公司的策略。他相信,只要台積電與客戶建立深厚的關係,深入了解他們的需求,並妥善整合銷售與工程,成為全球最大的矽晶圓代工廠幾乎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台積電需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
首先,台積電必須與客戶建立穩固的信任關係,這些客戶是向它訂購專用晶片的科技公司,它們彼此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台積電可能同時為多家手機製造商生產處理器晶片,而每家公司都在竭力爭奪或保護自己的市場份額,防止被其他對手奪走。每位客戶都必須與台積電密切合作,向它提供有關技術需求和商業策略的高度敏感資訊──這家公司同時也與他們最激烈的競爭對手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張忠謀正是因為如此而堅信,台積電必須建立可靠的信譽,確保能絕對保守每家公司的專有機密。
台積電必須展現絕對的公平。張忠謀的策略文件明確規定,若台積電向任何客戶提供一次性的特殊交易,就必須同時向該客戶同一領域的直接競爭對手提供「類似條件」,以避免任何偏袒之嫌。這樣的策略使台積電贏得了《華爾街日報》「半導體界的瑞士」(Switzerland of semiconductors)的美譽,能夠以完全中立的姿態,為彼此競爭的客戶如輝達(NVIDIA)和高通代工製造晶片。
台積電的第二步是提升技術水準,趕上競爭對手在生產高階半導體方面的能力,並最終超越他們。台積電最初選擇切入英特爾等大型競爭對手不屑一顧的利基市場,並通過將自身的專業技術與來自全球客戶的寶貴資訊結合,逐步壯大實力,成功打入新市場。客戶不僅帶來規模經濟效益,使台積電得以降低生產成本;更帶來知識經濟優勢,為台積電提供無可比擬的市場洞察力,使公司能準確掌握客戶需求與偏好,並將持續擴大的研發預算投入最關鍵的領域。這種知識與技術的雙重優勢,讓台積電在競爭中遙遙領先,令對手難以望其項背。
半導體產業的技術進步,關鍵在於能否製造出架構更小(理論上以奈米為單位)、耗電更少且處理能力更強的晶片。台積電持續深耕尖端技術,不斷推進,最終在尖端半導體製程領域取得主導地位,讓競爭對手難以追趕。張忠謀曾說,他唯一真正擔心的對手是三星。然而,三星除了生產晶片,還製造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這使得它在說服關鍵客戶建立信任時遇到困難。客戶不僅將三星視為供應商,也將其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至於英特爾,由於與客戶之間缺乏像台積電那樣深厚的合作關係,已逐漸被拋在後頭。
台積電計劃於二○二三年開始生產三奈米晶片,並預計於二○二五年啟動兩奈米晶片的製造。同時,英特爾在七奈米晶片的製程上卻面臨技術困境,進展遲緩。蘋果,作為英特爾的重要客戶之一,早在二○一一年三星開始與 iPhone 展開競爭時,就決定放棄由三星代工。到了二○二○年,蘋果宣布新款 Mac 電腦將採用自家設計的處理器(譯註:同年六月宣布,並計劃在兩年內結束與英特爾長達十五年的合作關係)。毫無疑問,蘋果選擇將處理器生產外包給台積電。至於老牌半導體設計公司AMD,數十年來持續緊追英特爾,最終決定全面停止自行製造晶片,並開始將晶片製造外包給台積電。

到二○二○年十二月,英特爾的一位積極法人股東──Third Point 資產管理公司──要求英特爾重新考慮其業務重心,應該專注於晶片設計並且放棄製造業務。《金融時報》大中華區記者席佳琳(Kathrin Hille)在報導中指出,半導體產業如今已經「極度依賴」台積電。二十年前,全球還有二十家晶圓代工廠;如今,「最尖端的技術幾乎都集中在台灣的一座科技園區內」。
席佳琳關於「全都在單一園區」的說法雖有些誇大,但誇大得並不離譜。儘管台積電與國際客戶緊密合作,但它仍是一家高度本土化的公司。台積電在台灣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並深度融入台灣的經濟與教育體系。這不僅是因為台灣工程師──相較於美國工程師──願意以較低薪資投入更高強度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某些創新的關鍵環節並不容易跨國移植。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主要集中在台北以南的一個小型工業園區。亞洲科技生產專家王丹(Dan Wang,音譯)指出,半導體製造仰賴長時間積累的「製程知識」,這種知識包含對哪些方法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深刻理解。然而,這種理解往往難以向未完全融入該文化背景的人解釋清楚。儘管台積電曾經零星地在其他地區建立代工廠,但沒有任何一個能真正扎根並複製台灣的成功模式。
一開始,這看起來不像是弱點,反而更像是一種優勢。當中國開始發展自己的科技產業時,台積電以其台灣總部為基礎,成功協助開拓新客戶。台積電精心打造的公正聲譽,使它能夠與中國企業合作時,至少與美國企業合作一樣順利。畢竟,中國企業在地理、文化和語言上都更貼近台積電。台積電與華為建立了特別緊密的合作關係,華為成為僅次於蘋果的第二大客戶,貢獻了台積電全球營收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
然而,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溫,台積電的處境變得愈發艱難。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台灣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並透過溫和勸說或武力威脅等手段,試圖將台灣帶回祖國懷抱。台積電在科技產業中一向扮演瑞士的角色,與彼此競爭的科技公司合作,卻從不偏袒任何一方。而當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立逐漸加劇、雙方彼此警惕時,台積電扮演的角色則是「芬蘭:兩個彼此敵視、爭鬥不休的巨人都偶爾會信賴的朋友」。
一九九○年代,隨著半導體製造業邁向全球化,美國國防部也隨之調整策略。美國軍方對半導體的需求幾乎永無止境,雖然其最「信賴」的供應鏈關係仍維持在美國本土,但對亞太地區晶片的依賴程度也逐漸加深。而隨著台灣的晶片製造商逐漸成為「日益全球化的美國國防晶片產業的基礎關鍵環節」,美國國防部的憂慮開始日益加劇。當台積電逐漸將競爭對手遠遠拋在身後時,美國不禁開始憂慮:在中國入侵威脅的陰影之下,美國的國家安全體系竟如此依賴於一座島嶼上的一家製造商。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認為戰爭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全球經濟高度依賴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然而,美國國防智庫的學者們卻持較為悲觀的看法。二○二一年,其中兩位學者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季刊《參數》(Parameters)上發表文章,提出了「毀巢」戰略:若中國入侵台灣,美國將摧毀台積電的設施。他們期望這樣的威脅能夠產生足夠的嚇阻作用,讓中國在考慮入侵台灣時望而卻步。
這一切都讓台積電深感不安,特別是當它意識到,拜登政府同樣擔憂在一座被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島嶼上生產關鍵技術的風險。張忠謀創立的這家公司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關鍵在於國家安全戰略專家長期以來未曾過度關注它的成功。而現在,台積電已成為一個全球經濟的關鍵咽喉,成為大國既想要加以利用,又想要阻止他國使用的戰略資源。每個企業都希望自己在經濟上無可替代,但極少有企業希望自己的不可取代程度如此關鍵,以至於工廠可能淪為預防性軍事打擊的目標。
更糟的是,台積電的競爭對手開始積極利用它所面臨的政治困境。英特爾在未能跟上台積電技術進步、遭遇災難性挫敗後,延攬派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擔任執行長。基辛格上任後迅速宣布,英特爾將進軍台積電的核心業務,為那些自行設計半導體的公司提供晶圓代工服務。同時,他也開始刻意強調,將美國的核心科技交由一家以台灣為基地的公司製造,風險過高,並主張美國必須確保在本土建立穩定的晶片供應鏈。
美國政界人士早已開始推動將半導體製造業帶回國內。就在川普宣布限制台積電向華為供貨的同一天,台積電隨即宣布,將在亞利桑那州投資一百二十億美元建造一座晶圓廠,專門生產五奈米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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