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與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雅加達會談時，王毅喊話印度以「共同利益」為重，和中國「相向而行」。近年兩國因為邊界問題，雙方關係不但轉冷甚至惡化，包括互相驅逐彼此的記者，印度政府也對當地的中企頻頻出手。面對王毅喊出「相向而行」，蘇傑生則回應為了下階段高層交往創造良好條件，願意用開放心態、妥善面對分歧，並且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軌。
劉德海進一步分析指出，印度的崛起情況與台灣、中國大陸不同，並未從勞力密集產業開始，而是直接由服務業起飛。其中，英語是印度一大優勢，超過一億的印度人英語能力堪比英美人，擁有近三億的中產階級也可用英文溝通、工作。在這種背景下，印度直接由服務業切入經濟發展，尤其是在90年代網路普及之後，印度進一步發展成為服務業貿易的世界領先國家，特別在IT軟體工程師領域，印度已成為國際品牌。
然而，劉德海強調，雖然印度的精英人才推動了國家經濟的飛躍，但如何讓大量貧窮人口一同受益，是印度面臨的重大挑戰。他認為，印度在經濟發展上可能需要做出調整，尤其重視科技業的同時，也要注意到勞力密集產業的重要性。因為僅有的科技服務業工作機會無法滿足眾多人口的就業需求，而勞力密集產業則可以提供更多人就業機會，也可讓不識字或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有工作機會。對此，印度政府與社會需要重視製造業的發展，讓經濟成長能惠及更多人民。
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對印度經濟造成重擊，究竟當下印度經濟數據的反彈是否僅為技術性，或表示印度具有實力和潛力？劉德海點出，印度的經濟結構對於其經濟發展有三大馬車頭：出口、內需和外資。他解釋，印度的出口主要依靠交易服務而非製造業。然而，這種結構受到兩大問題的困擾，人力的移動性和外部市場保護主義，「服務業需要到外面去工作才能賺到錢」，劉德海強調。
至於內需，印度面臨的問題在於消費人口可能只有三億多、集中在精英族群，但剩餘的11億人口消費有限，難帶動內需更往上衝。談到外資方面，雖然印度在美中僵局的衝擊下吸引到一些外資，但並非所有產業都走入印度。印度傾向於選擇他們需要的產業，像是手機產業。然而，對於其他的勞力密集型產業，印度則顯得保守。
劉德海特別提到，印度儘管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智慧型手機市場，且試圖成為半導體和電動車的世界中心，但這些目標並不容易實現。同時，印度的外資相對於中國仍有相當大的落差，這不僅與印度的經濟結構有關，也和印度的經濟制度以及相關的民族性部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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