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Stinson 孫維德（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台灣銀行家】金融調配可以確保人們遵守防疫規定、加速恢復正常生活，也能用來估計風險。台灣原本想用堅壁清野的策略，在全民都接種到疫苗前，把新冠肺炎的各種變種都擋在國外。雖說目前還是爆發了疫情，但依然爭取到一年的時間，而且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學到教訓。
防疫過程一定會影響到人們的工作，所以免不了衝擊經濟，某些產業可以改為遠距上班，但餐飲和旅遊業就注定會因為防疫而受傷。這時候決策者唯一該注意的，就是損失要怎麼估計，以及該怎麼分配。這一次的危機雖不是出自於金融業，但仍需要其在防疫過程中密切合作。
經濟因應疫情的方式，大抵可以分成封城前、封城中、封城後3個階段。封城期間最重要的是讓人民遵守規定，因為人們如果擔心自己沒飯吃，就會願意拿自己和別人的性命來賭博。而封城結束後的首要之務，則是如何讓經濟平穩轉型至後疫情時代。
至於在封城之前能制定的經濟政策就比較抽象，如果經濟體質比較有韌性，政府就更願意在第一時間下令封城。這段過程是隱形的，但卻是各國決定防疫政策的關鍵之一。
衡量得失
照理來說，大部分的防疫預算當然都該投給醫療，但世界各國卻都一直走反方向。照經濟學家史蒂芬‧貝利（Steven Berry）和札克‧庫珀（Zack Cooper）2020年7月的計算結果，美國防疫支出裡面直接用在醫療措施上的還不到8%。歐洲也沒有撥出夠多經費讓政府自由運用，所以跟疫苗供應商的談判重點就從製造速度變成了購買價格，最後因為供應速度太慢，歐盟可能得花相當於疫苗價差好幾千倍的錢，去處理其他問題。
不過雖然歐美的防疫規劃都很糟，兩者之間卻有個重大差異：歐洲把錢拿來挹注企業，美國的錢則大多拿去刺激消費。
國家之所以要拯救企業，是因為破產會讓產業經濟價值大減，而且如果是在經濟到處都受到衝擊時賤價出售，價值掉得就會更嚴重。因此許多國家都修改了破產規則，其中又以歐洲國家最多，最後反而讓2020年的破產比2019年少15至30%。
只要企業能繼續活著，就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刺激個人消費，但沒解決的破產問題，之後還是有一天會爆開，勢必得設法換血。這點在歐洲特別嚴重，歐洲的負利率讓整個經濟已經瀕臨「殭屍化」的懸崖。
美國發放現金的方法也有問題，紐約銀行準備系統的消費者預期調查（New York Fed Surveys of Consumer Expectations）指出，人們把紓困支票的34%拿來還債，42%用來儲蓄，只花掉了大約25%。在此同時，股市散戶也在今年造成了好幾起異常現象，最有名的就是大量散戶的軋空，把Game Stop的股價從1月初的20美元推到後來超過100美元。那些轉入儲蓄的紓困支票，雖然會讓民眾更能因應經濟衝擊，而且可能有助於推動即將到來的經濟復甦，但依然是在浪費公共資源。
但這就不禁讓人想問，要發多少錢才不會太多？
有些人懷疑紓困到底會不會引發通膨，尤其是美國這麼做會不會引發通膨。美國的餐廳大概在4月左右出現缺工潮，今年3月新增的830萬個工作機會，已經是20年來的最高紀錄，結果4月的數字比3月還多100萬。缺工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包括失業保險之類的防疫政策，以及木材、汽油、半導體等大宗物資的短缺等等。各行各業的狀況不太一樣，但整體來說，需求的恢復速度都超過了供給。
反通膨人士擔心，這種趨勢即使只是暫時的，也會影響到長期經濟。德意志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就提出這種警告，也指出紓困不應該過頭。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也引述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大衛‧福克茲–蘭道（David Folkerts-Landau）的話，「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同步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而且這種趨勢，在產出超過預期之後還會繼續下去。」
但主流觀點似乎不是這樣，聯準會預期2021年的通膨率為2.4%，2023年降回2.1%，而且很多勞工可能都在等疫情穩定之後才去找工作。更重要的是，雇主和勞工對於在家工作的看法都已經改變，聘雇條件也可能逐漸與過去不同。
另一方面，南韓的作法卻跟美國不同。南韓是最早被疫情影響的國家之一，也很快就控制了疫情；但它把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規劃放在產業轉型而非刺激需求上。
去年7月宣布的「南韓新政」，也就是綠色新政和數位新政，規劃了大量資金要挹注未來的關鍵產業，這兩項政策打算在2025年前，在財政支出上投資1,020億美元（約占GDP的6%），創造近200萬個就業機會。目標是讓南韓得以不再那麼依賴燃煤，並促進各種不需要實際碰面的「無接觸」（Untact）經濟活動。某種意義上，這跟南韓政府之前的規劃相同，但新冠肺炎無疑提高了數位轉型的速度。
那些沒有走的路
在新冠肺炎蔓延一年之後，如今也可以來談談那些沒有人試過的方法。
各國目前在經濟面因應疫情的方法，都是注入各種形式的資金。但其實調整規則，讓房地產業暫時收不到錢，可能也會達成效果。畢竟無論是廠商還是消費者，幾乎每個人都得付房租或房貸，如果減免房租、延收所有抵押貸款，封城的成本可能就不會灌到必須要付這些錢的人頭上。
這種方法的副作用之一是房市凍結，但反正大部分人也不太可能在防疫期間搬家。比較大的問題反而是會影響到存戶的利益，或許這也就是從來沒人用過這招的原因。可以想像，這種方法會讓那些製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公司和信用評等的單位，在重新定義違約的時候焦頭爛額；但我們還是值得認真研究一下，這會不會其實比大幅舉債更務實。
有些國家在疫情期間禁止房東驅逐房客，但這沒有影響房客應繳的房租，禁令解除後，他們就得把累積的房租一次還清，這樣只會迫使他們在疫情期間存錢。
另一個沒有國家用過的招數，則是在確診數降到根本驗不出來的時候宣布封城，這樣就不需要擔心醫院的床位不夠了，而且有可能讓病毒在國內完全無法繼續傳播。麻煩的是，如果真的這樣做，之後就幾乎蒐集不到政治資本去做其他措施。
公共衛生決策永遠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但流行病學家通常不懂經濟。要讓民眾了解為什麼政府要做那些通常會讓人受傷的重大決策，用金融的語言反而比較有用。例如日本似乎要照目前的規劃，在7月23日舉辦奧運，這個同時涉及民族自尊、沉沒成本、各種風險的複雜決定，無論最後成功還是失敗，都會是整場疫情中引人注目的故事。少數幾項跟經濟相關的關鍵決策，影響可能會比一大堆醫療面的逐步進展加在一起還大。要是奧運舉辦之後，政府看待風險的方式還能跟之前一樣，日本的金融專家應該要相當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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