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哲翰（國際新聞評論專欄作家、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院博士）
近年來，德國產業界普遍瀰漫著危機感，「德國模式」若不大刀闊斧進行變革，恐步上日本後塵。未來，德國能否開出與梅克爾時期不同的經濟路線，有待觀察。
德國經濟於梅克爾執政的2010年代中期達到了亮眼的高峰：出口增長強勁、國民消費力穩定上升，失業率也降到了數十年來的新低。相較於接連遭逢金融危機與不景氣動盪的歐盟鄰國，德國可說是逆風呈現了一枝獨秀的態勢。也正是在這個脈絡下，所謂的「德國模式」――以傳統汽車引擎與機械設備為核心領域，透過長期技術累積與完善產學整合的優勢，所建立之高度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乃備受外界矚目。
然而，在光鮮亮麗的表面下，近年來德國產業界則普遍瀰漫著危機感――面對2020年代國際政經局勢的各項新挑戰，持續吃著老本的「德國模式」恐將失靈，若不大刀闊斧進行變革，德國可能會步上類似日本1990年代衰退的後塵，甚或淪為世界經濟舞台上的二流國家。
根據智庫科隆德意志經濟研究院（IW Köln）在2021年9月發表的研究報告，德國經濟正面臨以下4項嚴峻的挑戰：
數位化居劣勢 拖延產業轉型
產業數位化指的是，將製程或產品進行虛擬化與互聯，進而運用數據與演算法提升效率與品質，乃至於發展出以提供服務為獲利主軸的商業模式（即Anything as a Service╱XaaS）。面對美、中、韓等主要競爭對手，德國在市占率、關鍵技術專利數，乃至於新創產業的發展上，皆明顯居於劣勢，原因可歸結為以下三點：
首先，德國對網路基礎建設的公共投資長年不足，在速度與覆蓋率上都遠遠落後競爭者。德國網路速度超過每秒1,000Mbit的普及率只有5成左右，費率也偏高，除了久為德國用戶詬病之外，更嚴重拖延了產業數位轉型。
其次，在軟體方面，德國亦不能滿足數位化的需求。例如關於電子政務（E-government）的實施，德國僅位列全球第25名，落後於所有主要競爭對手，甚至低於歐盟各國的平均水準。而關於企業取得開放資料（Open Data）的容易程度，德國同樣落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的後段班。另如德國法規對於個資使用的規定仍有相當多灰色地帶、行政作業冗雜繁瑣等因素，在與競爭對手相較之下，更不利於推動數位轉型與招徠新創投資。
最後，德國產業界的傳統包袱較重，面對創新需要較多的調適。舉個例子，至今仍有2/3的德國企業仍在使用傳真機，因而德國被諷刺為「傳真共和國」（Fax-Republik）。德國產業的數位化目前主要僅實現於資通訊、汽車製造、電機設備、企業服務等四個領域，且特別集中在大型企業。其餘重要領域如貿易、交通運輸、其他製造業等，數位化指標皆遠遠落後。最主要的問題是產業界仍普遍缺乏數位化的想像，此類情況諸如：高達53%的受訪企業都不清楚數位化能為自己帶來什麼發展前景，只有1/3企業有具體的數位化策略，而德國製造業中能充分運用數位資料者也僅有28%；此外，德國企業對電子商務經營模式也相對生疏，尤其在B2C的領域已落後美中企業太多，目前主要只能寄望未來在B2B領域開拓空間。
減碳成績不及格 綠色轉型得加把勁
歐盟執委會已於2019年底提出《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力推在2030年減碳50%、2050年完全實現碳中和。德國的碳排量在梅克爾執政時期不減反增，已屢遭各方批判，減碳成績可謂不及格。如今為了達成歐盟的氣候目標，也勢必要加速推動綠色轉型。
綠色轉型目前也是德國產業界的普遍共識：超過7成的企業皆對自身能否成功轉型抱持信心，約5成認為《歐洲綠色政綱》為他們提供了投資新科技的積極誘因，更有7成在追求碳中和的世界趨勢中看到了市場新商機。儘管德國企業態度多傾向樂觀，但現實問題是：綠色轉型意味著要徹底升級各產業的生產與經營模式，而數位化正是實現此一產業升級的關鍵工具。如上一點所述，德國目前仍欠缺良好的數位化條件，這將在根本上拖累產業綠色轉型的進度。
然而，綠色轉型也意味著產業洗牌的風險，這種風險對於作為德國經濟命脈的汽車製造業尤其明顯。德國汽車業的技術優勢仍是傳統燃油車，而綠色轉型的關鍵技術如電動引擎、車用電池、充電相關周邊基建，乃至於AI駕駛等，德企皆已落後美中競爭者。綠色轉型的要求今後將更加凸顯德國汽車業在新興技術上的相對劣勢，在此情況下，德國能否繼續維持全球汽車龍頭的地位，充滿高度不確定性。此外，綠色轉型的趨勢也必然會連帶衝擊德國燃油引擎製造的龐大周邊產業，其中多是傳統上享有「隱形冠軍」之譽、作為德國經濟中流砥柱的中小企業。這類中小企業特色是高度專注於特定技術，面對轉型變革的成本與風險相對較高。根據調查，此一領域目前已有42%的從業人員皆對該產業的未來感到憂心。
總而言之，綠色轉型雖然是德國產業的共識與趨勢，但具體要如何實現仍有待努力。只是，從汽車製造業的例子可知，德國經濟的命脈直接與綠色轉型的成敗綁定，無論從環保或從經濟的角度來思考，德國都沒有失敗的本錢，挑戰可謂相當嚴峻。
科技人才短缺 疫情來襲雪上加霜
無論是數位化或綠色轉型，都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然而人才問題卻正好是德國的軟肋：德國已進入高齡化、少子化社會，各行各業皆已普遍出現專業人力缺口，在所謂「MINT」（Mathematics╱Informatics╱Nature science╱Technology）領域更是如此。有2/3的企業表示，人才荒的問題在未來5年內即將對其營運產生嚴重影響；另有超過5成的企業認為，其數位化升級最大的障礙是聘不到相關人才。
此外，德國目前也嚴重缺乏公共建設的規劃人才與產業升級的行政人才，有2/3的公家機關都正面臨相關專業人力缺口，而必須與私人企業搶人。產業數位化與綠色轉型的挑戰需要大量公共建設的支持，而公部門與私部門搶人才的局面，無疑會造成雙輸的結果。
專業人才荒的問題又因為疫情影響而雪上加霜：（1）德國相當仰賴技術移民來填補國內缺口，但疫情大大地限制了跨國人才的流動；（2）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大學遠距上課等情況，都增加了往後數年內產學銜接的困難；（3）由於產業營收受到疫情衝擊，也連帶影響了對研發與培訓的投入。
概括來看，德國的人才荒源於其人口結構的問題，短期內無法根本解決，只能更加積極吸引外來專業人才補缺，為此也需要再檢討技術移民相關法規的彈性。
繼續「熱切擁抱」？ 中國大陸市場面臨兩難
前述三項挑戰都涉及德國本身的經濟體質與條件，第四項挑戰則來自外部，亦即中國大陸。
德國的出口額占GDP比高達88%，遠較其他OECD國家更依賴出口貿易，也更容易受到外部情勢波動的影響。梅克爾時期，德國熱切擁抱中國大陸市場，中國大陸終而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同時卻也因美中競爭白熱化，中國大陸經濟走向內循環並加重保護主義，政治走向高壓嚴管，使得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德國面臨了極大風險。
首先，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在地生產替代進口，產生了一推一拉的效應：一方面將排擠德國商品的進口，另一方面也誘使不少德國企業將生產、營利，甚至研發部門轉移至中國而「去德國化」，例如汽車零件製造商偉伯思通（Webasto）就是代表案例。
再者，中國大陸政府持續透過國家補貼與制度保護等不公平競爭手段，讓德企面臨高度競爭壓力。特別是在關鍵高科技領域，例如電動車、太陽能、數位化、人工智慧等，中企都已領先德企，而國家補貼亦扮演重要因素。根據調查，高達9成的德國企業都認為中國大陸對手的優勢相當部分來自國家補貼，因而要求德國政府向中方強硬施壓以保障公平競爭的呼聲甚大（這也是親資方的自民黨對中態度一向強硬的重要原因）。
最後，中國大陸政治走向高壓嚴管，大大增加了德企遵守規則的成本與違規受制裁的風險。此外，中國大陸亦能以國安為由，要求德企提供關鍵敏感資料，或要求對中出口的德企將相關資料儲存於中國大陸在地的伺服器等等，都對德企造成不利影響。
數位化、碳中和、人才短缺、中國大陸兩難，這四大挑戰都是梅克爾時期留下的待決難題，也將決定2020年代德國經濟發展的基調。德國2021年12月在繼任總理蕭茲（Olaf Scholz）領導下成立的新政府，也將以與前政府不同的策略來回應上述挑戰。
德國新政府由社民黨（中間偏左）、綠黨、自民黨（親資方的新自由主義）聯合執政，試圖結合社會正義、氣候政策、產業數位化三項議題，走出三者相輔相成而不互斥的經濟路線。其產業政策的重點如下：
1、更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將廢除燃煤的時限提前至2030年，全力擴張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實現到2030年綠能發電占比80%的目標。具體措施如強制規定新建物安裝太陽能發電板、2030年太陽能板裝設數增加3倍、保留公有土地面積2%給陸上風力發電、明確提出當地環境保護與興建風力機組衝突時，以後者為優先的原則等。
2、以國家補助為工具，全力發展電動車，目標是2030年讓1,500萬輛電動車上路，並且將德國打造成電動車的世界龍頭。
3、通過高額減稅等手段獎勵碳中和與數位化的新創投資，並大幅簡化行政程序、加速規劃與審批流程、增加數位行政人力。此外亦特別強化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的角色，鼓勵私有資本投入高科技新創。
4、擴大在人工智慧、量子運算、數位人才培訓方面的公共投資，以期同時實現數位化與綠色轉型。
德國產業界普遍肯定新政府的施政重點，但也批評具體政策細節仍不明確，目前政策宣示的意涵仍大於實際意義。此外，新政府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的兩難問題，立場也仍然模稜兩可。總理蕭茲傾向延續對中緩和的梅克爾路線，但執政夥伴綠黨與自民黨皆傾向強硬，亦有可能考慮利用2021年擱置之《歐中全面投資協定》（CAI），作為重新談判的工具來施壓中國大陸。
整體而言，我們應可期待2022年的德國能開出與梅克爾時期不同的經濟路線，儘管這仍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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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德國產業界普遍瀰漫著危機感，「德國模式」若不大刀闊斧進行變革，恐步上日本後塵。未來，德國能否開出與梅克爾時期不同的經濟路線，有待觀察。
然而，在光鮮亮麗的表面下，近年來德國產業界則普遍瀰漫著危機感――面對2020年代國際政經局勢的各項新挑戰，持續吃著老本的「德國模式」恐將失靈，若不大刀闊斧進行變革，德國可能會步上類似日本1990年代衰退的後塵，甚或淪為世界經濟舞台上的二流國家。
根據智庫科隆德意志經濟研究院（IW Köln）在2021年9月發表的研究報告，德國經濟正面臨以下4項嚴峻的挑戰：
產業數位化指的是，將製程或產品進行虛擬化與互聯，進而運用數據與演算法提升效率與品質，乃至於發展出以提供服務為獲利主軸的商業模式（即Anything as a Service╱XaaS）。面對美、中、韓等主要競爭對手，德國在市占率、關鍵技術專利數，乃至於新創產業的發展上，皆明顯居於劣勢，原因可歸結為以下三點：
首先，德國對網路基礎建設的公共投資長年不足，在速度與覆蓋率上都遠遠落後競爭者。德國網路速度超過每秒1,000Mbit的普及率只有5成左右，費率也偏高，除了久為德國用戶詬病之外，更嚴重拖延了產業數位轉型。
其次，在軟體方面，德國亦不能滿足數位化的需求。例如關於電子政務（E-government）的實施，德國僅位列全球第25名，落後於所有主要競爭對手，甚至低於歐盟各國的平均水準。而關於企業取得開放資料（Open Data）的容易程度，德國同樣落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的後段班。另如德國法規對於個資使用的規定仍有相當多灰色地帶、行政作業冗雜繁瑣等因素，在與競爭對手相較之下，更不利於推動數位轉型與招徠新創投資。
最後，德國產業界的傳統包袱較重，面對創新需要較多的調適。舉個例子，至今仍有2/3的德國企業仍在使用傳真機，因而德國被諷刺為「傳真共和國」（Fax-Republik）。德國產業的數位化目前主要僅實現於資通訊、汽車製造、電機設備、企業服務等四個領域，且特別集中在大型企業。其餘重要領域如貿易、交通運輸、其他製造業等，數位化指標皆遠遠落後。最主要的問題是產業界仍普遍缺乏數位化的想像，此類情況諸如：高達53%的受訪企業都不清楚數位化能為自己帶來什麼發展前景，只有1/3企業有具體的數位化策略，而德國製造業中能充分運用數位資料者也僅有28%；此外，德國企業對電子商務經營模式也相對生疏，尤其在B2C的領域已落後美中企業太多，目前主要只能寄望未來在B2B領域開拓空間。
減碳成績不及格 綠色轉型得加把勁
歐盟執委會已於2019年底提出《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力推在2030年減碳50%、2050年完全實現碳中和。德國的碳排量在梅克爾執政時期不減反增，已屢遭各方批判，減碳成績可謂不及格。如今為了達成歐盟的氣候目標，也勢必要加速推動綠色轉型。
然而，綠色轉型也意味著產業洗牌的風險，這種風險對於作為德國經濟命脈的汽車製造業尤其明顯。德國汽車業的技術優勢仍是傳統燃油車，而綠色轉型的關鍵技術如電動引擎、車用電池、充電相關周邊基建，乃至於AI駕駛等，德企皆已落後美中競爭者。綠色轉型的要求今後將更加凸顯德國汽車業在新興技術上的相對劣勢，在此情況下，德國能否繼續維持全球汽車龍頭的地位，充滿高度不確定性。此外，綠色轉型的趨勢也必然會連帶衝擊德國燃油引擎製造的龐大周邊產業，其中多是傳統上享有「隱形冠軍」之譽、作為德國經濟中流砥柱的中小企業。這類中小企業特色是高度專注於特定技術，面對轉型變革的成本與風險相對較高。根據調查，此一領域目前已有42%的從業人員皆對該產業的未來感到憂心。
總而言之，綠色轉型雖然是德國產業的共識與趨勢，但具體要如何實現仍有待努力。只是，從汽車製造業的例子可知，德國經濟的命脈直接與綠色轉型的成敗綁定，無論從環保或從經濟的角度來思考，德國都沒有失敗的本錢，挑戰可謂相當嚴峻。
科技人才短缺 疫情來襲雪上加霜
無論是數位化或綠色轉型，都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然而人才問題卻正好是德國的軟肋：德國已進入高齡化、少子化社會，各行各業皆已普遍出現專業人力缺口，在所謂「MINT」（Mathematics╱Informatics╱Nature science╱Technology）領域更是如此。有2/3的企業表示，人才荒的問題在未來5年內即將對其營運產生嚴重影響；另有超過5成的企業認為，其數位化升級最大的障礙是聘不到相關人才。
專業人才荒的問題又因為疫情影響而雪上加霜：（1）德國相當仰賴技術移民來填補國內缺口，但疫情大大地限制了跨國人才的流動；（2）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大學遠距上課等情況，都增加了往後數年內產學銜接的困難；（3）由於產業營收受到疫情衝擊，也連帶影響了對研發與培訓的投入。
概括來看，德國的人才荒源於其人口結構的問題，短期內無法根本解決，只能更加積極吸引外來專業人才補缺，為此也需要再檢討技術移民相關法規的彈性。
繼續「熱切擁抱」？ 中國大陸市場面臨兩難
前述三項挑戰都涉及德國本身的經濟體質與條件，第四項挑戰則來自外部，亦即中國大陸。
德國的出口額占GDP比高達88%，遠較其他OECD國家更依賴出口貿易，也更容易受到外部情勢波動的影響。梅克爾時期，德國熱切擁抱中國大陸市場，中國大陸終而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同時卻也因美中競爭白熱化，中國大陸經濟走向內循環並加重保護主義，政治走向高壓嚴管，使得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德國面臨了極大風險。
再者，中國大陸政府持續透過國家補貼與制度保護等不公平競爭手段，讓德企面臨高度競爭壓力。特別是在關鍵高科技領域，例如電動車、太陽能、數位化、人工智慧等，中企都已領先德企，而國家補貼亦扮演重要因素。根據調查，高達9成的德國企業都認為中國大陸對手的優勢相當部分來自國家補貼，因而要求德國政府向中方強硬施壓以保障公平競爭的呼聲甚大（這也是親資方的自民黨對中態度一向強硬的重要原因）。
最後，中國大陸政治走向高壓嚴管，大大增加了德企遵守規則的成本與違規受制裁的風險。此外，中國大陸亦能以國安為由，要求德企提供關鍵敏感資料，或要求對中出口的德企將相關資料儲存於中國大陸在地的伺服器等等，都對德企造成不利影響。
數位化、碳中和、人才短缺、中國大陸兩難，這四大挑戰都是梅克爾時期留下的待決難題，也將決定2020年代德國經濟發展的基調。德國2021年12月在繼任總理蕭茲（Olaf Scholz）領導下成立的新政府，也將以與前政府不同的策略來回應上述挑戰。
德國新政府由社民黨（中間偏左）、綠黨、自民黨（親資方的新自由主義）聯合執政，試圖結合社會正義、氣候政策、產業數位化三項議題，走出三者相輔相成而不互斥的經濟路線。其產業政策的重點如下：
1、更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將廢除燃煤的時限提前至2030年，全力擴張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實現到2030年綠能發電占比80%的目標。具體措施如強制規定新建物安裝太陽能發電板、2030年太陽能板裝設數增加3倍、保留公有土地面積2%給陸上風力發電、明確提出當地環境保護與興建風力機組衝突時，以後者為優先的原則等。
2、以國家補助為工具，全力發展電動車，目標是2030年讓1,500萬輛電動車上路，並且將德國打造成電動車的世界龍頭。
3、通過高額減稅等手段獎勵碳中和與數位化的新創投資，並大幅簡化行政程序、加速規劃與審批流程、增加數位行政人力。此外亦特別強化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的角色，鼓勵私有資本投入高科技新創。
4、擴大在人工智慧、量子運算、數位人才培訓方面的公共投資，以期同時實現數位化與綠色轉型。
德國產業界普遍肯定新政府的施政重點，但也批評具體政策細節仍不明確，目前政策宣示的意涵仍大於實際意義。此外，新政府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的兩難問題，立場也仍然模稜兩可。總理蕭茲傾向延續對中緩和的梅克爾路線，但執政夥伴綠黨與自民黨皆傾向強硬，亦有可能考慮利用2021年擱置之《歐中全面投資協定》（CAI），作為重新談判的工具來施壓中國大陸。
整體而言，我們應可期待2022年的德國能開出與梅克爾時期不同的經濟路線，儘管這仍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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