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下一個短缺的，絕不會是晶片 （上）

連思想警察都不需要：沒有人下過禁令，台灣生育率為何崩跌成一場創新危機？
這句話是我在漫無目的地滑手機時看到的。在一段精選短影音與一則廣告之間，有人留下了這行字：「你到底要對哺乳類動物做出多大的折磨，才會讓牠們連孩子都不想生？」

這句話一直縈繞在我心頭。雖然這樣的控訴未免過於武斷，但我無法忽視它背後刺痛人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樣的生存環境，讓「把一個新生命帶到這世上」變成了一件如此不合理的事？

我不由得想起了《創世記》第一章 28 節：「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在創造的記事中，上帝是在先賜福給了人類之後，才給出這道吩咐。我一直將這節經文看作一份祝福，也是一項使命，將生命的延續，與對這個受造世界的責任聯繫在一起。這讓我開始反思：當生兒育女這件事，在年輕人心中不再被視為一種祝福時，我們的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對我來說，這就是台灣眼下最真實的寫照。2025 年，台灣的總和生育率跌到了每位女性僅 0.695 個孩子。[1] 看著這個數字，我很難把它和我一直寄予厚望的台灣連結在一起。

在台灣引以為傲的科技成就與經濟繁榮背後，究竟有多少果實，真正落到了那些正嘗試勾勒家庭未來的年輕人身上？

統計數字無法完整呈現那些年輕人真正想要什麼、推遲了什麼，或被迫放棄了什麼。但它逼得我不得不去正視他們做決定的客觀現實。這個大環境到底在向他們釋放什麼訊號？這個環境是誰一手造成的？而像我這樣的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過去做創投的時候，我一直抱持著一個簡單的信念：創新來自年輕人。但現在我覺得，這句話需要更嚴謹地被檢視。

創新的確既需要經驗，也需要青春的衝勁；但每一位未來的創業家與創新者，都屬於那個需要有人悉心拉拔長大的世代。我的工作教會我去思考台灣下一步能創造出什麼新東西；但這座島嶼崩跌的生育率，卻逼我反思：我們究竟欠那些即將接棒的人什麼？

我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把全部事業生涯押在台灣未來的人。這些身份給了我抱持希望的理由，也成了我質疑自己判斷的理由。

或許我也在合理化某些事情。我寫這篇文章，是想問大家：要怎樣才能把我們曾享受過的祝福傳承下去？我們又必須做出哪些改變，才不會讓這份傳承落空？我不相信毀滅是唯一的終局，但我很想知道，這份信念究竟還經得起多少殘酷現實的考驗。

生育率背後的恐懼

一隻動物就算吃得再飽、醫療照顧得再好，只要生活在阻礙繁殖的環境裡，牠就生不出下一代。保育育種專家早就明白，有些需求是把飼料盆裝滿也無法解決的。

大貓熊在求偶時非常看重彼此看對眼與否；獵豹更需要照護員細心照顧牠們的社交圈與心理壓力。[2] 物質上的吃飽穿暖固然重要，但孕育與撫養下一代所需的條件，遠遠不只是物質而已。

1968 年，行為研究學者約翰·卡爾霍恩（John Calhoun）做了一個著名的實驗——「第 25 號宇宙」（Universe 25），在一個沒有天敵威脅、水和食物無限供應的封閉環境中飼養老鼠。鼠群一開始暴增，隨後成長停滯，最後整個群體走向崩潰與絕育。

母鼠對幼鼠的照護逐漸失能瓦解。一群被研究者稱為「美麗者」（the beautiful ones）的公鼠，整天只顧著吃喝、睡覺和整理自己的毛皮，完全喪失了求偶、打鬥和交配的本能。牠們的毛皮始終保持潔淨如新。[3]

那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生命看似還在延續，但它與下一個世代的連結卻已經徹底斷裂。

然而，「烏托邦樂園」這個詞掩蓋了一個致命的前提：老鼠根本逃不出去。卡爾霍恩的實驗空間看似滿足了生存所需，卻將這群老鼠囚禁在一個不斷惡化、崩潰的社交體系之中。

我並不是要拿那個老鼠實驗來全盤套用在台灣身上。它真正打破的，是我在自己身上也看過的盲點：以為只要給了足夠的物質，未來自然就會變好。

關鍵在於：我們對「足夠」的定義，到底遺漏了什麼？

英國小說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 1932 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裡，描繪了另一種物質極度充裕下的崩壞。他筆下的「世界國」擁有孵化中心、人工絕育技術，公民從胚胎時期就被制約訓練，好安分待在被分配的階層位置上。

這個體系源源不絕地製造出人口，卻將「母親」與「父親」的概念視為可恥的禁忌。在一個徹底消滅家庭制度的體制下，人口繁衍變成了冰冷的工廠流水線。[4]

體制還提供給公民一種叫做「唆麻」（soma）的藥物，吞一顆就能忘掉煩惱；還有提供極致感官刺激的「感官電影」。赫胥黎書裡的唆麻是藥丸；而我們的「唆麻」剛好能收進口袋裡——而那支手機，正是我滑到引發我寫這篇文章那個問題的地方。

這種高度的雷同讓我心驚，因為我太清楚那支手機有多大的魔力。我可以整晚盯著螢幕看著別人光鮮亮麗的生活，藉此逃避面對自己眼前的現實。小小的螢幕成了我安放未來焦慮的避風港。但我不禁懷疑，這種短暫的逃避，有多常成了我們「真正著手改變現狀」的麻醉劑？

赫胥黎還指出，這種被精密控制的快樂，必然伴隨著對探索未知與創新的壓制。「世界國」的統治者之一蒙德（Mustapha Mond）坦白解釋，科學研究必須受到嚴格箝制，因為任何新思想都會威脅到體制的穩定。

一個替每個孩子預先排定一生命運的社會，必然會把所有的探索限制在它所能容忍的安全範圍內。這兩種政策的本質，都是在用保全「當下」，來封殺充滿不可預測性的「未來」。

這正是我所看見「孕育孩子」與「科技創新」之間的深層共通點：兩者都需要我們騰出空間，去迎接那些我們無法全盤掌控最終面貌的未知事物。而赫胥黎小說中的掌權者，早已透過制度把這種「不確定性」徹底剔除。

媒體評論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中精闢對比了赫胥黎與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洞見：一個警告我們將被「讓我們狂歡的享樂」所支配，另一個則警告我們將被「讓我們恐懼的極權」所掌控。

歐威爾筆下的「黨」要求人民生養孩子是為了效忠國家機器，並將任何親密私人的情感連結視為對政權的威脅[5]。這兩部經典小說都在詰問同一個問題：究竟是誰在決定人類的情感歸宿，以及這些連結所指向的未來？

台灣也有自己的核心難題。當一個年輕人睜開眼就要面對台北高不可攀的房貸、沉重的補習班繳費單，以及社群留言區裡滿滿的酸言酸語時，我們口中所謂「成家立業的自由」，到底還剩下什麼意義？

一個社會可以讓人輕輕鬆鬆隨手取得各種短暫娛樂，卻讓任何長期的承諾變成一種無比嚴苛的懲罰。如果只用「生活很舒服便利」來解釋年輕人的現狀，根本摸不到問題的核心。

中國大陸斷崖式下跌的新生兒數字，更打破了一種廉價的二分法——以為這只是威權體制與民主自由的差別。[6] 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最後竟走向了一模一樣的人口枯竭死局。這種結果上的高度雷同，更應該逼我們深入檢視年輕人每天生活的底層條件。

我在此再次回到《創世記》中的祝福。祝福下一個世代，意味著為一個我們無法替他規劃人生的生命預留空間，並承擔起改善他即將踏入之世界的責任。一個只想全面掌控一切的體系，容不下這份不確定性；而一個只想沉溺於眼前小確幸的文化，則會把這份託付拋諸腦後。

這兩種體制，都給不出真正的祝福。

成家立業的殘酷代價

台灣的經濟實力有目共睹。我們打造了全世界都仰賴的半導體護國神山，建立了就醫無虞的全民健保制度。

然而，這些耀眼的經濟數字，卻無法反映出一對年輕夫妻到底還敢對未來抱持多少希望。
看看高房價。2026 年第一季，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中位數，已經逼近家庭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15 倍。[7]

一對想要小孩的年輕夫妻，除了應付繁重的工作、擠出時間照料另一個生命之外，還得硬生生扛起這筆天文數字的房貸。夫妻裡總得有人得請育嬰假、不能加班準時下班，甚至不得不承受職涯中斷的風險。

緊接著是停不下來的教育軍備競賽：放學後趕場補習、決定孩子前途的各種升學考試，以及深怕少報一堂才藝班就等於愧對孩子的集體焦慮。對孩子的愛，就這樣被硬生生貼上了一張連焦慮父母都無力拒絕的昂貴帳單。

當養育一個孩子被搞得像是一項長達二十年、賭注極高且不能失敗的重資產投資時，生第二個孩子就顯得像是在鋌而走險。對於那些還沒當爸媽的年輕人來說，這種近乎苛刻的社會標準，甚至讓他們覺得連邁出第一步都是天方夜譚。

這場人生算計，不只包含了養大一個孩子所需的全部開銷，更填滿了一個父母深怕「因給得不夠而被社會指責」的無盡恐懼。

經濟學常用「子女人數」與「對單一子女的投資密集度」之間的拉扯來解釋少子化。但在現實中，一個考慮生小孩的人更是在自問：一旦許下了這個承諾，我還能過什麼樣的日子？

我給得起大家期待的那套配備嗎？有誰能幫我一起分擔？要是我在競爭中掉隊了該怎麼辦？

在這種現實條件下，新生命還沒降臨，這個家就已經被焦慮塞得滿滿的，再也沒有半點容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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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註解與文獻參引（Notes & References）

1.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6 年 8 月發布之人口推估報告：2025 年台灣總和生育率跌至 0.695。該指標代表若各年齡層生育水準維持不變，每位育齡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數。

2. 大熊貓：〈自由配偶選擇能顯著提升瀕危大熊貓之圈養繁殖成效〉，《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2015）。獵豹：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關於獵豹繁殖之研究檔案，深入探討交配偏好、心理壓力與生理併發症。

3. 約翰·卡爾霍恩（John B. Calhoun），〈死亡的平方：小鼠群體的爆炸性成長與滅亡〉（Death Squared: The Explosive Growth and Demise of a Mouse Population，1973）。關於此研究在人類社會之延伸爭議，可參閱埃德蒙·拉姆斯登（Edmund Ramsden）之科學史著作。

4.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第 1、3 與 16 章：論及中央孵化場、對家庭依戀之制約，以及蒙德為壓制科學探索所做之辯護。

5.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導言。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1984），第一部第六章：論婚姻與國家認可之生育目的。

6. 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統計報告：2025 年全中國新生兒人口為 792 萬人。

7. 內政部統計處，2026 年第一季：台北市房價所得比中位數為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14.72 倍。該指標為整體家戶收入之比對，而非單身入門套房對比個人月薪。

【未完待續｜接續閱讀中篇】

當買房與成家成為年輕人不可承受之重，演算法與社群螢幕又如何悄然改寫了我們對「為人父母」的苛刻想像？身為創投家與資產階級的一員，我們所守護的經濟繁榮，是否正在無意間築成一道阻擋下一代起步的高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