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正值台灣經濟起飛的黃金時期，出口強勁成長，對美貿易順差迅速擴大，高速擴張結果引來美國施壓，一連串的貿易談判接踵而至。全球貿易自由化固然換來機會，弱勢產業在這股風起雲湧的浪潮中，也被迫付出代價。
1988年3月，美國火雞肉開放進口，數千名雞農怒氣沖沖北上抗議，時任國貿局長的蕭萬長出面接受陳情，卻遭到鷄農蛋洗，那一幕蛋洗「微笑老蕭」畫面，不僅成了蕭萬長一生政治命運轉折點，也開啟台灣往後逾30年經貿轉型跌宕起伏新頁。
火雞肉、農工產品、菸酒到台灣正式叩關世界貿易組織（WTO）展開的上千場談判，台灣的農業、工業以及服務業部門經歷數十年的衝擊與陣痛，草根力量帶動的社會運動，隨著政治體制結構鬆動與開放，風起雲湧展開。
由於產業政策長期向工業傾斜，加上開放進口帶來的龐大壓力，農民的憤怒成為燎原之火，爆發了1988年的520農運，這不只是台灣首次最大規模的農民請願運動，也是美麗島事件後，最嚴重的街頭運動。
時至今日，農運即將屆滿35個年頭，台灣則在幾次的貿易自由化與產業轉型後，成功蛻變為「科技之島」，在全球供應鏈扮演關鍵性角色。
美國掌經濟霸權 進口開放台幣升值雙重施壓
攤開台灣經濟發展歷程，處處可見美國的影子。戰後民生凋蔽的台灣，自1951年起，接受美國長達15年、近15億美元的援助，台灣得以在電力、交通、通訊等各項基礎建設打下厚實基礎，為日後的經濟奇蹟鋪路，也讓體質孱弱的台灣開始「轉骨」，快速恢復經濟活動。
這段期間，政府以經濟安定為首要目標，糧食自給自足顯得格外重要，因此1950至1960年代期間，台灣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策略，輕工業迅速萌芽茁壯，農業、紡織業躍居風光的外銷產業，為台灣賺進大把外匯。
而後台灣逐步降低管制，加上一連串制度改革與經濟建設，快速工業化之下，經濟成長率動輒雙位數起跳，締造廣為人知的「經濟奇蹟」。
台灣經濟一片火熱的同時，國際環境並不平靜，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直言「1970年代，是經濟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代」。
邱俊榮指出，戰後在布列敦森林體系的運作下，各國走上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但隨著順差擴大，為了穩住匯價，政府只得持續印鈔，反而造成通膨問題，各國在通膨及能源危機山雨欲來等內憂外患夾擊之下，終致布列敦森林體系走上瓦解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逆差，讓美國得以高舉「不公平貿易」的大旗，開始向其他國家施壓，先後以史密松寧協議、廣場協議，迫使歐洲、日本的貨幣升值。
不過，台灣貿易順差快速擴大，且過度集中美國，自然引來美國不滿，要求台灣放手讓新台幣升值，新台幣匯率從1980年代的40元逐步走升，更在1992年觸及24元價位。
此外，美國認為台灣之所以能從美國賺進大把鈔票，背後很大原因是台灣「不公平貿易」，必須透過開放市場、降低關稅解決。
在此背景下，1980年代台美幾乎是在談判桌前度過，菸酒談判、火雞肉談判、工具機談判、智慧財產權談判等，每每一有進展或重要發言，幾乎都是占據報紙版面的頭條新聞。
前經濟部國貿局資深官員回憶那段談判度日的歲月時指出，美國是世界老大，貿易卻連年逆差，開始找可以影響的貿易對手國開刀；亞洲部分，日本跟台灣雖然對美貿易順差都很大，但日本還有部分政治因素考量，台灣自然就成了美國施壓對象。
官員直言，美國會找各種名目、理由，像是台灣未達國際公認的勞工權益保障，工作時間過長，才能讓產品這麼便宜，以此為由啟動談判，最終目的就是要台灣降關稅、開放進口。
官員也透露，談判之前，高層長官都會召見談判團，「明示、暗示，要談判不准破裂」，說穿了，就是台灣對美依賴太深，從經濟、政治到外交都很依賴，「談判怎麼可以破裂？」
外有壓力內有民怨 國貿局前抗議不斷
1988年春天，政府決定擴大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促使積怨已久的農民走上街頭，先是316事件，緊接著4月26日農耕機開上台北街頭，而後更爆發520農運，抗爭愈演愈烈。
這段期間，時任經濟部國貿局長的蕭萬長接見雞農代表，卻被憤怒農民砸雞蛋，前經濟部國貿局資深官員感慨，「小經濟體跟大經濟體談判，壓力本來就大，外面也會認為去談判就是讓步」。
官員表示，其實就算讓步，怎麼讓也有學問，讓步要讓多、讓少、讓什麼，又能換到什麼，這些都要先沙盤推演，未來才能向上級報告、跟立法院解釋，如何運用讓步的「短空」換得「長多」。
經貿自由化必經陣痛期 專家籲基本糧食安全是底線
台灣政府承受來自美方的莫大壓力，但台灣社會面貌確實因為開放而快速轉變；如今習以為常的麥當勞，或是外商保險公司，都是在1980年代過後，相繼進入台灣市場。
前國貿局資深官員直言，台美談判過程中，發生過很多令人氣憤的事情，但也讓政府高層意識到，除了注重與美國的關係，更應該放眼全球市場。
官員感嘆，當時台灣經濟表現不錯但不是太強，邦交國又少，真正遇到問題時很難討公道；中國經濟發展還不是台灣對手，卻是聯合國會員，又開始與美國拉近關係，「我們警覺到了，在國際多邊體制下，台灣需要一席之地」。
日以繼夜的沙盤推演、一次又一次坐在談判桌前的較勁，激發政府高層對於促台灣走向自由化、國際化的決心。
台灣在1990年，正式向WTO的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提出入會申請，1992年成為觀察員；而後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2002年1月，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正式加入WTO。
然而，開放必然帶來衝擊，邱俊榮指出，不只有農業會受到打擊，加入WTO之後，進口車關稅大降至17.5%，同樣對產業影響甚鉅。但他直言，想要跟國際做生意，就得遵守國際規矩，這是台灣迎向自由化，早晚都得經歷的陣痛期。
台灣經濟研究社社長孫智麗則說，農業在整個經貿議題是很小的部分，卻又是很重要的議題，「因為再怎麼小，一個國家不能只有工業化部分」。
孫智麗表示，國家再怎麼走向工業化發展，基本醫療、糧食供應、能源自主都不能完全照著自由貿易規則走，因為這攸關國家安全，「尤其台海地緣政治，不可能糧食完全放任自由貿易」。
但從現實面來看，孫智麗坦言，台灣地狹人稠，土地是珍貴的資源，農業需要土地，創造的經濟價值卻遠低於製造業，且台商回流、科技業擴廠都需要土地；另一方面，農民人數少、年齡高，導致勞動成本相當高昂。
孫智麗認為，台灣勞動成本高、土地成本也高，以致於從貿易條件來看，產出作物完全不具價格優勢，在此情況下，如果放任自由貿易，政府又不加以補貼，台灣最後可能完全沒有農業，毫無糧食自給可言。
不過從十餘年前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到近年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重要經貿協定的協商過程都少不了農業的存在。孫智麗直言，談判桌上，農產品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商品貿易，而成為政治操作，要不各國基於糧食安全設下關卡，要不是成為合作的籌碼條件。
孫智麗認為，台灣在談判桌上的農業策略，必然要保障基本糧食安全，除此之外，不妨考慮與友善國家進行廣泛的農糧合作，進口友善國家農產品，以換取台灣其他工業出口，一來達到減少雙方逆差的雙贏，二來可鞏固與盟友的關係。
「就算經貿問題，也不是完全以自由貿易解釋」，孫智麗有感而發地說，各國都有各自考量與優先順序，並在經貿談判的架構下做出權衡；上述策略將是台灣未來在雙邊談判上必然的方向，如此一來，台灣才能在國際廣結善緣，「因為我們的安全除了糧食安全，還有區域經貿整合安全」。（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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