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疫情籠罩下，這兩年台灣經濟表現不俗，進出口迭創新高，2021年人均GDP可望達到32787美元，不但擠進全球人口兩千萬以上國家排名前10，2022年還有機會超越韓國，甚至在6到8年內超越日本。
台灣經濟表現傲人，半導體產業更是獨步全球，但台灣被排除在幾乎所有重要國際組織之外，邦交國也寥寥無幾，大都是又小又窮的國家。最近尼加拉瓜突然宣佈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讓台灣的外交窘境再次引起討論，但我們能怎麼辦呢？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資深國防分析師葛羅斯曼本月23日投書《日經亞洲》建議，台灣應考慮主動斷絕與所有邦交國的外交關係，從這場毫無勝算的「邦交國爭奪戰」中解脫，把重心放在深化與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連結，藉此削弱中國對台灣的打壓。
坦白說葛羅斯曼的主張並不新。早自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台灣的邦交國就越來越少，國際處境也江河日下，因此多年前台灣外交界就已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像葛羅斯曼說的主動和所有邦交國斷交，而是探討如果有一天邦交國變零，台灣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所以存在，是因中共與所有國家建交時，都設有「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迫使他們在中國與台灣之間只能選邊，全世界除了美國有能力抗拒來自中國的挾制，絕大多數國家都被迫屈從。
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上，中國也是如此操作。台灣現在唯一成為正式會員的國際組織就只有WTO，當初入會的名稱叫「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儘管台灣已是全球前15大貿易國，人均GDP名列前茅，但只要國際體系以主權國家作為入會門檻的架構存在一天，台灣就不可能在中共反對之下有機會進入。
所以葛羅斯曼主張，台灣應當在正式外交關係上鬆手，致力於推動與美國、日本、南韓、澳洲、印度、加拿大、英國、德國等等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外交關係，藉由非官方關係的互動，促進其他國家對台灣問題的理解。
問題是台灣能否承受零邦交的打擊？畢竟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主權要件，需要其他主權國家的承認，邦交關係就是「承認」的關鍵。但葛羅斯曼認為這根本不是台灣真正應該在意的事，因為台灣就算斷絕所有外交關係，處境也不會比現在更壞。
他強調，當台灣不斷在區域政治及國際社會中尋找安身立命之處時，唯有強權及中型國家能夠幫助台灣實現目標。因此台灣應當從沒有勝算的「邦交國爭奪戰」解脫出來，將焦點重新放在那些真正能給台灣幫助的國家身上。
確如葛羅曼斯所言，台灣不論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都不願承擔邦交國歸零所帶來的政治風險。但現在全世界民主先進國家反共抗中已成為新的典範，台灣獲得空前的關注及支持，已有較大能量承受斷交的衝擊。尤其台灣擁有一個世上少有的經驗，那就是在美中的夾縫中生存的經驗，著名政論家范疇稱之為「台灣學」（Taiwanology），是現在各國絕對需要借重的特殊經驗。
范疇形容，台灣原本是很孤獨的，夾在兩塊巨岩之中，一塊叫中國，一塊叫美國，往右長一點，碰到中國的岩壁，往左長一點，碰到美國的岩壁。兩塊岩石間沒有土壤，生長只靠陽光和雨水。這種境況，他稱為「台灣的困境」。結果台灣不但沒被巨岩壓垮，還在夾縫中發展出民主自由的苗子，猶如岩石縫中竟然長出小樹，令人驚嘆。
台灣這種特殊的歷史經驗以及民主的掙扎史，過去較少被國際關注，但隨著全球病毒疫情的追責，以及北京強推香港版國安法，使得全球200多個國家同時落入了「類台灣困境」--美國和中國，都要求各國選邊站！哪怕是歐盟各國、英國、日本這樣的大國，也得選邊。不選，美國不答應，中國也不答應。
他說對任何國家，這都是個世紀抉擇。而對台灣，在這兩塊岩壁之間掙扎的經驗，已經有70年了，各種利益衡量、因之而起的社會衝突、心理的調適過程，台灣都經歷過了。什麼疑難雜症、難看的場面、難聽的指責，台灣都扛過來了。現在許多國家都落入了台灣似的困境—必須在兩塊岩壁中求生存，此刻，台灣學就益顯珍貴了。
面對惡劣的國際處境，葛羅斯曼主張台灣外交部應轉型為「半官方外交」或「民間外交」的指揮中心，致力於推動與與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外交關係。范疇則建議組織一個「台灣學 Taiwanology」的國際宣傳項目，推出一個說帖，標語就是大大的「You Are Taiwan Too！」，直通通的對各國政府、議會、大企業指出，台灣是夾縫生存的老師傅，願意分享各種經驗。這要比英國分享脫歐經驗，更有價值，更有急迫性。
事實上，這次台灣受邀參與美國總統號召的第一屆民主峰會，便是非官方互動拓展外交關係的成功案例。美國這次邀請與會對象，巧妙地不以主權國家作為唯一標準，就傳統的國際關係框架來說，也具有劃時代意義，可能比民主峰會本身影響還要深遠。
傳統國際關係格局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美國本來是這套「全球體系」的創建者，擁有無人能比的影響力。但近來中國透過「一國一票」的機制，越來越在聯合國及國際組織掌握優勢，美國反有淪為邊緣化的危險。川普時期高唱美國優先，主動退出若干國際組織及協議，某種程度就反映美國對現有國際體系的無力感。
拜登上任後向國際宣示「美國回來了」，但很快就發現美國在現有國際體系已是有心無力，因此他要重新打造一個以美國為首、具有共同價值與利益的跨國體系。在經濟層面上，美國不考慮重返CPTPP，而是尋求建立新的印太經濟架構；在政治層面上，拜登曾多次提到反專制的民主抗爭，是二十一世紀無可避免的地緣政治挑戰，而美國給出的應對方案，就是發起主辦全球民主峰會。這就是台灣重返國際體系的契機。因為不再以主權國家為唯一門檻，就可以擺脫來自對岸無所不在的封鎖。
台灣或許沒必要主動斷絕與所有邦交國的外交關係，但以中共目前在國際的影響力，讓台灣邦交國歸零已不是能不能，而是要不要的問題。換言之，台灣「零邦交」過去只是假設性問題，現在逐漸變成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零邦交」真的到來，對台灣來說雖不是世界末日，但我們現在就應做好準備才行。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獨家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引用，以免侵權。
疫情籠罩下，這兩年台灣經濟表現不俗，進出口迭創新高，2021年人均GDP可望達到32787美元，不但擠進全球人口兩千萬以上國家排名前10，2022年還有機會超越韓國，甚至在6到8年內超越日本。
台灣經濟表現傲人，半導體產業更是獨步全球，但台灣被排除在幾乎所有重要國際組織之外，邦交國也寥寥無幾，大都是又小又窮的國家。最近尼加拉瓜突然宣佈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讓台灣的外交窘境再次引起討論，但我們能怎麼辦呢？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資深國防分析師葛羅斯曼本月23日投書《日經亞洲》建議，台灣應考慮主動斷絕與所有邦交國的外交關係，從這場毫無勝算的「邦交國爭奪戰」中解脫，把重心放在深化與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連結，藉此削弱中國對台灣的打壓。
這個問題所以存在，是因中共與所有國家建交時，都設有「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迫使他們在中國與台灣之間只能選邊，全世界除了美國有能力抗拒來自中國的挾制，絕大多數國家都被迫屈從。
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上，中國也是如此操作。台灣現在唯一成為正式會員的國際組織就只有WTO，當初入會的名稱叫「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儘管台灣已是全球前15大貿易國，人均GDP名列前茅，但只要國際體系以主權國家作為入會門檻的架構存在一天，台灣就不可能在中共反對之下有機會進入。
所以葛羅斯曼主張，台灣應當在正式外交關係上鬆手，致力於推動與美國、日本、南韓、澳洲、印度、加拿大、英國、德國等等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外交關係，藉由非官方關係的互動，促進其他國家對台灣問題的理解。
問題是台灣能否承受零邦交的打擊？畢竟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主權要件，需要其他主權國家的承認，邦交關係就是「承認」的關鍵。但葛羅斯曼認為這根本不是台灣真正應該在意的事，因為台灣就算斷絕所有外交關係，處境也不會比現在更壞。
他強調，當台灣不斷在區域政治及國際社會中尋找安身立命之處時，唯有強權及中型國家能夠幫助台灣實現目標。因此台灣應當從沒有勝算的「邦交國爭奪戰」解脫出來，將焦點重新放在那些真正能給台灣幫助的國家身上。
確如葛羅曼斯所言，台灣不論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都不願承擔邦交國歸零所帶來的政治風險。但現在全世界民主先進國家反共抗中已成為新的典範，台灣獲得空前的關注及支持，已有較大能量承受斷交的衝擊。尤其台灣擁有一個世上少有的經驗，那就是在美中的夾縫中生存的經驗，著名政論家范疇稱之為「台灣學」（Taiwanology），是現在各國絕對需要借重的特殊經驗。
范疇形容，台灣原本是很孤獨的，夾在兩塊巨岩之中，一塊叫中國，一塊叫美國，往右長一點，碰到中國的岩壁，往左長一點，碰到美國的岩壁。兩塊岩石間沒有土壤，生長只靠陽光和雨水。這種境況，他稱為「台灣的困境」。結果台灣不但沒被巨岩壓垮，還在夾縫中發展出民主自由的苗子，猶如岩石縫中竟然長出小樹，令人驚嘆。
台灣這種特殊的歷史經驗以及民主的掙扎史，過去較少被國際關注，但隨著全球病毒疫情的追責，以及北京強推香港版國安法，使得全球200多個國家同時落入了「類台灣困境」--美國和中國，都要求各國選邊站！哪怕是歐盟各國、英國、日本這樣的大國，也得選邊。不選，美國不答應，中國也不答應。
他說對任何國家，這都是個世紀抉擇。而對台灣，在這兩塊岩壁之間掙扎的經驗，已經有70年了，各種利益衡量、因之而起的社會衝突、心理的調適過程，台灣都經歷過了。什麼疑難雜症、難看的場面、難聽的指責，台灣都扛過來了。現在許多國家都落入了台灣似的困境—必須在兩塊岩壁中求生存，此刻，台灣學就益顯珍貴了。
面對惡劣的國際處境，葛羅斯曼主張台灣外交部應轉型為「半官方外交」或「民間外交」的指揮中心，致力於推動與與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外交關係。范疇則建議組織一個「台灣學 Taiwanology」的國際宣傳項目，推出一個說帖，標語就是大大的「You Are Taiwan Too！」，直通通的對各國政府、議會、大企業指出，台灣是夾縫生存的老師傅，願意分享各種經驗。這要比英國分享脫歐經驗，更有價值，更有急迫性。
傳統國際關係格局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美國本來是這套「全球體系」的創建者，擁有無人能比的影響力。但近來中國透過「一國一票」的機制，越來越在聯合國及國際組織掌握優勢，美國反有淪為邊緣化的危險。川普時期高唱美國優先，主動退出若干國際組織及協議，某種程度就反映美國對現有國際體系的無力感。
拜登上任後向國際宣示「美國回來了」，但很快就發現美國在現有國際體系已是有心無力，因此他要重新打造一個以美國為首、具有共同價值與利益的跨國體系。在經濟層面上，美國不考慮重返CPTPP，而是尋求建立新的印太經濟架構；在政治層面上，拜登曾多次提到反專制的民主抗爭，是二十一世紀無可避免的地緣政治挑戰，而美國給出的應對方案，就是發起主辦全球民主峰會。這就是台灣重返國際體系的契機。因為不再以主權國家為唯一門檻，就可以擺脫來自對岸無所不在的封鎖。
台灣或許沒必要主動斷絕與所有邦交國的外交關係，但以中共目前在國際的影響力，讓台灣邦交國歸零已不是能不能，而是要不要的問題。換言之，台灣「零邦交」過去只是假設性問題，現在逐漸變成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零邦交」真的到來，對台灣來說雖不是世界末日，但我們現在就應做好準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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