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台灣銀行家】外交部長林佳龍在首次的媒體茶敘中提出了三大外交方向:價值外交、同盟外交和經貿外交。強調台灣應從「固邦」走向「榮邦」,加強與友邦的合作,共同解決問題。他所謂的「榮邦」即是台灣經驗的輸出,讓友邦在經濟發展中受益,尤其是台灣的經貿外交已在中東歐基金展現投資成果,未來也期待籌組「榮邦基金」,來有效促進台商赴友邦進行產業全球布局,強化我與友邦產業供應鏈。
 
如此倡議若能妥善規劃落實,除可強化我國邦交情誼外,更可為我國金融業的國際佈局開啟全新平台,讓苦尋良善投資目標的超額儲蓄,找到一個全新的投資標的,那就是邦交國的主權價值。
因為檢視近年來國際上跨國經濟援助的主要變化趨勢,除了援助金額增加、援助項目多樣化、關注ESG項目發展等,更重要的,就是將以往單方面的資金援助,改透過貿易援助和投資合作,來協助受援國的產業與基礎建設發展。
換言之,國際趨勢發現單單給錢已經不是最佳援助方式,而是思考改採多元合作模式,來滿足發展所需的資金需求。例如已有相當多的援助計畫是採用專案融資模式,動員不同的資金來源進行投資與融資,並利用政府主權之間的合作協議來強化專案的信用,保障投資者的權益與收益。
 
例如一個工業區開發,過去可能是由援助國出資給受援國興建,但往往因為眾多因素,推動的結果變成資金被侵佔,又或是蓋成閒置的蚊子設施。而今,改為一個投資專案時,除了考慮投資,更要關心資金回收的可能性。而資金來源除了一開始部分來自援助國的援助金額外,其他資金改為來自創投基金或銀行的融資,更在營運期間財務再融資吸引中長期資金(如壽險資金)參與,讓投資計畫永續營運。
只是,這種模式改變的成功很有前提,就是援助國與被援助國的兩國政府必須發揮功能,落實主權擔保的角色,才能夠真正吸引到各類資金的青睞。具體上被援助國要維持政治穩定,保障投資者的財產權,並努力改善經濟表現與投資環境,來提升主權評等,降低資金成本。而投資國與被投資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協議強化專案信用,例如提供信用保證、營運量保證或如「榮邦基金」此類的主權間協議,都將有助於計畫的轉化,讓援助計畫可行性更為提高。
這就如同我在擔任宜蘭縣財政處長時,面對巨額公共債務而苦無財源,最大的發現是縣府所擁有的用地變更權力,竟是縣政府改善財政的合法印鈔機,顯現權力與金錢的關係是如此的直接連結。同樣的思維,儘管我們目前的友邦規模可能不大,但他們都同樣享有主權與國際機構的席位,就等國內金融機構配合政府政策共同努力,開發出這些主權的無限可能商機,讓台灣與各友邦人民共享進步,共享雙贏。
曾經,在「美援」的幫助下,台灣走向了經濟自立,成為世界上重要經濟體之一。而現在應該是時候輪到我們來對其他國家輸出經濟發展經驗,讓更多人享受經濟與民主成果。期待台灣能對鐵桿有情友邦,充分利用榮邦基金的政府資金,再加上台灣民間的充沛資金,一同提升友邦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相信這將是在困難國際環境中,台灣呈現給國際社會的美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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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wanbanker.tabf.org.tw/index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台灣銀行家】外交部長林佳龍在首次的媒體茶敘中提出了三大外交方向:價值外交、同盟外交和經貿外交。強調台灣應從「固邦」走向「榮邦」,加強與友邦的合作,共同解決問題。他所謂的「榮邦」即是台灣經驗的輸出,讓友邦在經濟發展中受益,尤其是台灣的經貿外交已在中東歐基金展現投資成果,未來也期待籌組「榮邦基金」,來有效促進台商赴友邦進行產業全球布局,強化我與友邦產業供應鏈。
如此倡議若能妥善規劃落實,除可強化我國邦交情誼外,更可為我國金融業的國際佈局開啟全新平台,讓苦尋良善投資目標的超額儲蓄,找到一個全新的投資標的,那就是邦交國的主權價值。
因為檢視近年來國際上跨國經濟援助的主要變化趨勢,除了援助金額增加、援助項目多樣化、關注ESG項目發展等,更重要的,就是將以往單方面的資金援助,改透過貿易援助和投資合作,來協助受援國的產業與基礎建設發展。
換言之,國際趨勢發現單單給錢已經不是最佳援助方式,而是思考改採多元合作模式,來滿足發展所需的資金需求。例如已有相當多的援助計畫是採用專案融資模式,動員不同的資金來源進行投資與融資,並利用政府主權之間的合作協議來強化專案的信用,保障投資者的權益與收益。
例如一個工業區開發,過去可能是由援助國出資給受援國興建,但往往因為眾多因素,推動的結果變成資金被侵佔,又或是蓋成閒置的蚊子設施。而今,改為一個投資專案時,除了考慮投資,更要關心資金回收的可能性。而資金來源除了一開始部分來自援助國的援助金額外,其他資金改為來自創投基金或銀行的融資,更在營運期間財務再融資吸引中長期資金(如壽險資金)參與,讓投資計畫永續營運。
只是,這種模式改變的成功很有前提,就是援助國與被援助國的兩國政府必須發揮功能,落實主權擔保的角色,才能夠真正吸引到各類資金的青睞。具體上被援助國要維持政治穩定,保障投資者的財產權,並努力改善經濟表現與投資環境,來提升主權評等,降低資金成本。而投資國與被投資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協議強化專案信用,例如提供信用保證、營運量保證或如「榮邦基金」此類的主權間協議,都將有助於計畫的轉化,讓援助計畫可行性更為提高。
這就如同我在擔任宜蘭縣財政處長時,面對巨額公共債務而苦無財源,最大的發現是縣府所擁有的用地變更權力,竟是縣政府改善財政的合法印鈔機,顯現權力與金錢的關係是如此的直接連結。同樣的思維,儘管我們目前的友邦規模可能不大,但他們都同樣享有主權與國際機構的席位,就等國內金融機構配合政府政策共同努力,開發出這些主權的無限可能商機,讓台灣與各友邦人民共享進步,共享雙贏。
曾經,在「美援」的幫助下,台灣走向了經濟自立,成為世界上重要經濟體之一。而現在應該是時候輪到我們來對其他國家輸出經濟發展經驗,讓更多人享受經濟與民主成果。期待台灣能對鐵桿有情友邦,充分利用榮邦基金的政府資金,再加上台灣民間的充沛資金,一同提升友邦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相信這將是在困難國際環境中,台灣呈現給國際社會的美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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