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撰文：蘇偉華
【台灣銀行家】從近期一連串新興金融爭議事件中，證明「信任」是金融業的特殊性，更是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
耶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家威廉•戈茲曼（William Goetzmann）在其名作《金融創造文明》（Money Changes Everything：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中指出，從5千年前因金融契約的需要，人類發展出書寫與文字系統開始，一直到近代，金融推動工業革命，而其創造出股份公司、風險量化、金融市場，乃至於社會安全、主權基金及個人存款帳戶等機制，金融可說是人類社會核心中的核心。
然另一方面，金融同時也創造了各種問題：負債、市場泡沫、危機與崩盤、剝削與貧富不均等等，難以盡述。一如科技技術，金融來自於增進效率的創新，用於為善或為惡，存乎金融資源分配者的方寸間。這，就是銀行家的責任。
金融創造文明 銀行家改變社會
然而「做銀行」卻不等於「銀行家」。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經對「銀行家」詮釋道：「銀行家不一定聲名遠播，但他們對世界卻至關重要。」如果以這個角度定義「典範銀行家」，除了共通的特質如誠信、正直外，更多時候，代表的是他們在服務客戶及社會的職涯過程中，對社會正向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般人談到銀行家，多半聯想到大型金融帝國創造者，例如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摩根（JP Morgan）、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或高盛的馬可斯．高曼（Marcus Goldman），他們是優秀的銀行家沒錯，也真的為股東賺了豐厚的報酬，但他們不見得是銀行家的典範。
典範銀行家的真正價值，在於謹守本分，提供金融專業服務予客戶、股東及董事會之外，更透過金融業的影響力，服務利害關係人及造福社會大眾，用公道的心，平衡私利與公益，將金融的力量擴散給大眾，促成社會安定進步。
推動金融關鍵轉折的幕後英雄
例如海姆•索羅門（Haym Salomon），出生波蘭，卻從1781年起，扮演美國獨立戰爭為殖民地提供融資的主要角色，尤其最後一場，也是最關鍵的「約克鎮戰役」（Battle of Yorktown）中，在華盛頓總統山窮水盡、發不出軍餉，軍隊鼓譟譁變的危機逼近之際，索羅門通過出售匯票籌集資金，成為獨立戰爭勝利的關鍵推手。
又如賈尼尼（A.P. Giannini）被稱為「美國的銀行家」、「現代銀行業創新作法的發明者」。本來從事農產批發的Giannini，對那個時代典型的銀行業作法――只向富有的客戶提供服務――感到不平；1904年，他在舊金山創立了義大利銀行（Bank of Italy），也就是今天的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成為世界首位聚焦服務中產以下普羅大眾的銀行家之一。
爾後，賈尼尼還開創了控股公司結構，建立了最早的現代跨國機構。在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之後，他立即成立了一家臨時銀行，收集存款、發放貸款，成為幫助舊金山重建的主要民間力量。
兩屆美國聯準會（Fed）主席伏克爾（Paul A. Volcker），以及兩屆世界銀行行長伍芬桑（James Wolfensohn）則是20世紀從更高層次統合金融力量，渡危救難的傳奇人物。伏克爾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期間，大膽拉高利率，馴服「通膨惡龍」；歐巴馬任內，他極力主張「伏克爾法則」，穩定全球金融體系、恢復世界對中央銀行的信心；伍芬桑任職世界銀行時，成功推動「重債窮國計畫」（HIPC），為高達32個最貧窮的國家提供債務減免，讓這些國家有減債脫貧的機會，被稱為「世界窮人的銀行家」（Banker to the World's Poor）。
陳炘、陳光甫 台灣本土銀行家典範
把鏡頭拉回國內，不能遺忘的還有一代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及民國銀行家陳光甫；陳炘出生於1893年台中大甲社尾，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台後，運用現代商學知識致力於台灣金融業的經營與開拓。
儘管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經濟活動控制之嚴厲，陳炘仍創辦了台灣第一家具有現代性質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考慮時空背景，在日治時期，台灣的金融事業，多半由日人出資，或由日方與台灣地主、商人合資，共同經營，相當具有殖民色彩。陳炘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此舉具非凡歷史地位，更為台灣近代金融史寫下值得歌頌的扉頁。
1881年生的陳光甫，1915年設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當年由資本額10萬元小規模經營起家，至今已超過百年。回顧百年前在錢莊與新銀行銜接年代，陳光甫首創「1元開戶儲蓄存款」、「單一櫃員制」、「小額信用貸款」等等，這些創舉不只為金融機構現代化的基礎扎下根基，更拉近當時金融機構與民眾的距離。
對當時老百姓來說，想要見到銀行分行經理，必須靠特殊關係才能見上一面，不像現在，客戶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銀行大廳與分行經理面對面溝通。但就在一個世紀以前，陳光甫就深深體認到，廣大的老百姓才是銀行的衣食父母。因此，在銀行創辦之初，他就推出在當時想都不敢想的創舉。以現代眼光而言，陳光甫對金融服務的三大理念：「幫助社會」、「協助企業發展」及「擴展國際金融」，仍是驗證一個合格銀行家的尺規標準。
無論Bank XX.0 「信任」是銀行家價值所在
現今的年輕人可能會想，Bank4.0時代，都已經不需要實體銀行了，而且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用更低的成本優勢，提供類似銀行的服務，甚至搶走銀行業務，例如存款、貸款、支付等等。在AI、大數據取代人類智慧的前提下，銀行家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已故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傑拉爾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於《銀行特別嗎》（Are Banks Special？）中指出，銀行的特殊性在於首先是提供交易帳戶，其次是替所有金融機構跟非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需求，最後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遞過程的樞紐。而這一切的基礎，其實都建立在「信任」之上。
非銀行機構，因為受到較少的監管，自然有更寬廣的創新空間；而加密資產的興起，讓現有金融業一度面臨被取代、被繞過的危機。但從最近一連串新興金融所發生的爭議或醜聞事件中，再次證明，即使有一天銀行不再被稱為銀行，但這種「信任」的特殊性，是金融業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典範銀行家或許不會來自銀行，但他們胸中流淌著的，還是一樣的血液。
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與時俱進的能力，包含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具備數位能力的典範銀行家，未來不只帶來創收，更重要的是，透過數位與數據的力量，將銀行的社會價值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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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台灣銀行家】從近期一連串新興金融爭議事件中，證明「信任」是金融業的特殊性，更是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
耶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家威廉•戈茲曼（William Goetzmann）在其名作《金融創造文明》（Money Changes Everything：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中指出，從5千年前因金融契約的需要，人類發展出書寫與文字系統開始，一直到近代，金融推動工業革命，而其創造出股份公司、風險量化、金融市場，乃至於社會安全、主權基金及個人存款帳戶等機制，金融可說是人類社會核心中的核心。
然另一方面，金融同時也創造了各種問題：負債、市場泡沫、危機與崩盤、剝削與貧富不均等等，難以盡述。一如科技技術，金融來自於增進效率的創新，用於為善或為惡，存乎金融資源分配者的方寸間。這，就是銀行家的責任。
金融創造文明 銀行家改變社會
然而「做銀行」卻不等於「銀行家」。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經對「銀行家」詮釋道：「銀行家不一定聲名遠播，但他們對世界卻至關重要。」如果以這個角度定義「典範銀行家」，除了共通的特質如誠信、正直外，更多時候，代表的是他們在服務客戶及社會的職涯過程中，對社會正向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般人談到銀行家，多半聯想到大型金融帝國創造者，例如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摩根（JP Morgan）、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或高盛的馬可斯．高曼（Marcus Goldman），他們是優秀的銀行家沒錯，也真的為股東賺了豐厚的報酬，但他們不見得是銀行家的典範。
典範銀行家的真正價值，在於謹守本分，提供金融專業服務予客戶、股東及董事會之外，更透過金融業的影響力，服務利害關係人及造福社會大眾，用公道的心，平衡私利與公益，將金融的力量擴散給大眾，促成社會安定進步。
推動金融關鍵轉折的幕後英雄
例如海姆•索羅門（Haym Salomon），出生波蘭，卻從1781年起，扮演美國獨立戰爭為殖民地提供融資的主要角色，尤其最後一場，也是最關鍵的「約克鎮戰役」（Battle of Yorktown）中，在華盛頓總統山窮水盡、發不出軍餉，軍隊鼓譟譁變的危機逼近之際，索羅門通過出售匯票籌集資金，成為獨立戰爭勝利的關鍵推手。
又如賈尼尼（A.P. Giannini）被稱為「美國的銀行家」、「現代銀行業創新作法的發明者」。本來從事農產批發的Giannini，對那個時代典型的銀行業作法――只向富有的客戶提供服務――感到不平；1904年，他在舊金山創立了義大利銀行（Bank of Italy），也就是今天的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成為世界首位聚焦服務中產以下普羅大眾的銀行家之一。
兩屆美國聯準會（Fed）主席伏克爾（Paul A. Volcker），以及兩屆世界銀行行長伍芬桑（James Wolfensohn）則是20世紀從更高層次統合金融力量，渡危救難的傳奇人物。伏克爾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期間，大膽拉高利率，馴服「通膨惡龍」；歐巴馬任內，他極力主張「伏克爾法則」，穩定全球金融體系、恢復世界對中央銀行的信心；伍芬桑任職世界銀行時，成功推動「重債窮國計畫」（HIPC），為高達32個最貧窮的國家提供債務減免，讓這些國家有減債脫貧的機會，被稱為「世界窮人的銀行家」（Banker to the World's Poor）。
陳炘、陳光甫 台灣本土銀行家典範
把鏡頭拉回國內，不能遺忘的還有一代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及民國銀行家陳光甫；陳炘出生於1893年台中大甲社尾，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台後，運用現代商學知識致力於台灣金融業的經營與開拓。
儘管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經濟活動控制之嚴厲，陳炘仍創辦了台灣第一家具有現代性質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考慮時空背景，在日治時期，台灣的金融事業，多半由日人出資，或由日方與台灣地主、商人合資，共同經營，相當具有殖民色彩。陳炘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此舉具非凡歷史地位，更為台灣近代金融史寫下值得歌頌的扉頁。
對當時老百姓來說，想要見到銀行分行經理，必須靠特殊關係才能見上一面，不像現在，客戶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銀行大廳與分行經理面對面溝通。但就在一個世紀以前，陳光甫就深深體認到，廣大的老百姓才是銀行的衣食父母。因此，在銀行創辦之初，他就推出在當時想都不敢想的創舉。以現代眼光而言，陳光甫對金融服務的三大理念：「幫助社會」、「協助企業發展」及「擴展國際金融」，仍是驗證一個合格銀行家的尺規標準。
無論Bank XX.0 「信任」是銀行家價值所在
現今的年輕人可能會想，Bank4.0時代，都已經不需要實體銀行了，而且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用更低的成本優勢，提供類似銀行的服務，甚至搶走銀行業務，例如存款、貸款、支付等等。在AI、大數據取代人類智慧的前提下，銀行家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已故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傑拉爾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於《銀行特別嗎》（Are Banks Special？）中指出，銀行的特殊性在於首先是提供交易帳戶，其次是替所有金融機構跟非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需求，最後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遞過程的樞紐。而這一切的基礎，其實都建立在「信任」之上。
非銀行機構，因為受到較少的監管，自然有更寬廣的創新空間；而加密資產的興起，讓現有金融業一度面臨被取代、被繞過的危機。但從最近一連串新興金融所發生的爭議或醜聞事件中，再次證明，即使有一天銀行不再被稱為銀行，但這種「信任」的特殊性，是金融業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典範銀行家或許不會來自銀行，但他們胸中流淌著的，還是一樣的血液。
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與時俱進的能力，包含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具備數位能力的典範銀行家，未來不只帶來創收，更重要的是，透過數位與數據的力量，將銀行的社會價值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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