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撰文:蘇偉華
【台灣銀行家】從近期一連串新興金融爭議事件中,證明「信任」是金融業的特殊性,更是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
 
耶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家威廉•戈茲曼(William Goetzmann)在其名作《金融創造文明》(Money Changes Everything: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中指出,從5千年前因金融契約的需要,人類發展出書寫與文字系統開始,一直到近代,金融推動工業革命,而其創造出股份公司、風險量化、金融市場,乃至於社會安全、主權基金及個人存款帳戶等機制,金融可說是人類社會核心中的核心。
然另一方面,金融同時也創造了各種問題:負債、市場泡沫、危機與崩盤、剝削與貧富不均等等,難以盡述。一如科技技術,金融來自於增進效率的創新,用於為善或為惡,存乎金融資源分配者的方寸間。這,就是銀行家的責任。
金融創造文明 銀行家改變社會
 
然而「做銀行」卻不等於「銀行家」。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經對「銀行家」詮釋道:「銀行家不一定聲名遠播,但他們對世界卻至關重要。」如果以這個角度定義「典範銀行家」,除了共通的特質如誠信、正直外,更多時候,代表的是他們在服務客戶及社會的職涯過程中,對社會正向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般人談到銀行家,多半聯想到大型金融帝國創造者,例如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摩根(JP Morgan)、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或高盛的馬可斯.高曼(Marcus Goldman),他們是優秀的銀行家沒錯,也真的為股東賺了豐厚的報酬,但他們不見得是銀行家的典範。
典範銀行家的真正價值,在於謹守本分,提供金融專業服務予客戶、股東及董事會之外,更透過金融業的影響力,服務利害關係人及造福社會大眾,用公道的心,平衡私利與公益,將金融的力量擴散給大眾,促成社會安定進步。
推動金融關鍵轉折的幕後英雄
例如海姆•索羅門(Haym Salomon),出生波蘭,卻從1781年起,扮演美國獨立戰爭為殖民地提供融資的主要角色,尤其最後一場,也是最關鍵的「約克鎮戰役」(Battle of Yorktown)中,在華盛頓總統山窮水盡、發不出軍餉,軍隊鼓譟譁變的危機逼近之際,索羅門通過出售匯票籌集資金,成為獨立戰爭勝利的關鍵推手。
又如賈尼尼(A.P. Giannini)被稱為「美國的銀行家」、「現代銀行業創新作法的發明者」。本來從事農產批發的Giannini,對那個時代典型的銀行業作法――只向富有的客戶提供服務――感到不平;1904年,他在舊金山創立了義大利銀行(Bank of Italy),也就是今天的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成為世界首位聚焦服務中產以下普羅大眾的銀行家之一。
 爾後,賈尼尼還開創了控股公司結構,建立了最早的現代跨國機構。在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之後,他立即成立了一家臨時銀行,收集存款、發放貸款,成為幫助舊金山重建的主要民間力量。
兩屆美國聯準會(Fed)主席伏克爾(Paul A. Volcker),以及兩屆世界銀行行長伍芬桑(James Wolfensohn)則是20世紀從更高層次統合金融力量,渡危救難的傳奇人物。伏克爾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期間,大膽拉高利率,馴服「通膨惡龍」;歐巴馬任內,他極力主張「伏克爾法則」,穩定全球金融體系、恢復世界對中央銀行的信心;伍芬桑任職世界銀行時,成功推動「重債窮國計畫」(HIPC),為高達32個最貧窮的國家提供債務減免,讓這些國家有減債脫貧的機會,被稱為「世界窮人的銀行家」(Banker to the World's Poor)。
陳炘、陳光甫 台灣本土銀行家典範
把鏡頭拉回國內,不能遺忘的還有一代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及民國銀行家陳光甫;陳炘出生於1893年台中大甲社尾,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台後,運用現代商學知識致力於台灣金融業的經營與開拓。
儘管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經濟活動控制之嚴厲,陳炘仍創辦了台灣第一家具有現代性質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考慮時空背景,在日治時期,台灣的金融事業,多半由日人出資,或由日方與台灣地主、商人合資,共同經營,相當具有殖民色彩。陳炘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此舉具非凡歷史地位,更為台灣近代金融史寫下值得歌頌的扉頁。
 1881年生的陳光甫,1915年設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當年由資本額10萬元小規模經營起家,至今已超過百年。回顧百年前在錢莊與新銀行銜接年代,陳光甫首創「1元開戶儲蓄存款」、「單一櫃員制」、「小額信用貸款」等等,這些創舉不只為金融機構現代化的基礎扎下根基,更拉近當時金融機構與民眾的距離。
對當時老百姓來說,想要見到銀行分行經理,必須靠特殊關係才能見上一面,不像現在,客戶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銀行大廳與分行經理面對面溝通。但就在一個世紀以前,陳光甫就深深體認到,廣大的老百姓才是銀行的衣食父母。因此,在銀行創辦之初,他就推出在當時想都不敢想的創舉。以現代眼光而言,陳光甫對金融服務的三大理念:「幫助社會」、「協助企業發展」及「擴展國際金融」,仍是驗證一個合格銀行家的尺規標準。
無論Bank XX.0 「信任」是銀行家價值所在
現今的年輕人可能會想,Bank4.0時代,都已經不需要實體銀行了,而且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用更低的成本優勢,提供類似銀行的服務,甚至搶走銀行業務,例如存款、貸款、支付等等。在AI、大數據取代人類智慧的前提下,銀行家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已故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傑拉爾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於《銀行特別嗎》(Are Banks Special?)中指出,銀行的特殊性在於首先是提供交易帳戶,其次是替所有金融機構跟非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需求,最後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遞過程的樞紐。而這一切的基礎,其實都建立在「信任」之上。
非銀行機構,因為受到較少的監管,自然有更寬廣的創新空間;而加密資產的興起,讓現有金融業一度面臨被取代、被繞過的危機。但從最近一連串新興金融所發生的爭議或醜聞事件中,再次證明,即使有一天銀行不再被稱為銀行,但這種「信任」的特殊性,是金融業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典範銀行家或許不會來自銀行,但他們胸中流淌著的,還是一樣的血液。
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與時俱進的能力,包含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具備數位能力的典範銀行家,未來不只帶來創收,更重要的是,透過數位與數據的力量,將銀行的社會價值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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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台灣銀行家】從近期一連串新興金融爭議事件中,證明「信任」是金融業的特殊性,更是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
耶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家威廉•戈茲曼(William Goetzmann)在其名作《金融創造文明》(Money Changes Everything: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中指出,從5千年前因金融契約的需要,人類發展出書寫與文字系統開始,一直到近代,金融推動工業革命,而其創造出股份公司、風險量化、金融市場,乃至於社會安全、主權基金及個人存款帳戶等機制,金融可說是人類社會核心中的核心。
然另一方面,金融同時也創造了各種問題:負債、市場泡沫、危機與崩盤、剝削與貧富不均等等,難以盡述。一如科技技術,金融來自於增進效率的創新,用於為善或為惡,存乎金融資源分配者的方寸間。這,就是銀行家的責任。
金融創造文明 銀行家改變社會
然而「做銀行」卻不等於「銀行家」。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經對「銀行家」詮釋道:「銀行家不一定聲名遠播,但他們對世界卻至關重要。」如果以這個角度定義「典範銀行家」,除了共通的特質如誠信、正直外,更多時候,代表的是他們在服務客戶及社會的職涯過程中,對社會正向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般人談到銀行家,多半聯想到大型金融帝國創造者,例如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摩根(JP Morgan)、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或高盛的馬可斯.高曼(Marcus Goldman),他們是優秀的銀行家沒錯,也真的為股東賺了豐厚的報酬,但他們不見得是銀行家的典範。
典範銀行家的真正價值,在於謹守本分,提供金融專業服務予客戶、股東及董事會之外,更透過金融業的影響力,服務利害關係人及造福社會大眾,用公道的心,平衡私利與公益,將金融的力量擴散給大眾,促成社會安定進步。
推動金融關鍵轉折的幕後英雄
例如海姆•索羅門(Haym Salomon),出生波蘭,卻從1781年起,扮演美國獨立戰爭為殖民地提供融資的主要角色,尤其最後一場,也是最關鍵的「約克鎮戰役」(Battle of Yorktown)中,在華盛頓總統山窮水盡、發不出軍餉,軍隊鼓譟譁變的危機逼近之際,索羅門通過出售匯票籌集資金,成為獨立戰爭勝利的關鍵推手。
又如賈尼尼(A.P. Giannini)被稱為「美國的銀行家」、「現代銀行業創新作法的發明者」。本來從事農產批發的Giannini,對那個時代典型的銀行業作法――只向富有的客戶提供服務――感到不平;1904年,他在舊金山創立了義大利銀行(Bank of Italy),也就是今天的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成為世界首位聚焦服務中產以下普羅大眾的銀行家之一。
兩屆美國聯準會(Fed)主席伏克爾(Paul A. Volcker),以及兩屆世界銀行行長伍芬桑(James Wolfensohn)則是20世紀從更高層次統合金融力量,渡危救難的傳奇人物。伏克爾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期間,大膽拉高利率,馴服「通膨惡龍」;歐巴馬任內,他極力主張「伏克爾法則」,穩定全球金融體系、恢復世界對中央銀行的信心;伍芬桑任職世界銀行時,成功推動「重債窮國計畫」(HIPC),為高達32個最貧窮的國家提供債務減免,讓這些國家有減債脫貧的機會,被稱為「世界窮人的銀行家」(Banker to the World's Poor)。
陳炘、陳光甫 台灣本土銀行家典範
把鏡頭拉回國內,不能遺忘的還有一代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及民國銀行家陳光甫;陳炘出生於1893年台中大甲社尾,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台後,運用現代商學知識致力於台灣金融業的經營與開拓。
儘管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經濟活動控制之嚴厲,陳炘仍創辦了台灣第一家具有現代性質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考慮時空背景,在日治時期,台灣的金融事業,多半由日人出資,或由日方與台灣地主、商人合資,共同經營,相當具有殖民色彩。陳炘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此舉具非凡歷史地位,更為台灣近代金融史寫下值得歌頌的扉頁。
對當時老百姓來說,想要見到銀行分行經理,必須靠特殊關係才能見上一面,不像現在,客戶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銀行大廳與分行經理面對面溝通。但就在一個世紀以前,陳光甫就深深體認到,廣大的老百姓才是銀行的衣食父母。因此,在銀行創辦之初,他就推出在當時想都不敢想的創舉。以現代眼光而言,陳光甫對金融服務的三大理念:「幫助社會」、「協助企業發展」及「擴展國際金融」,仍是驗證一個合格銀行家的尺規標準。
無論Bank XX.0 「信任」是銀行家價值所在
現今的年輕人可能會想,Bank4.0時代,都已經不需要實體銀行了,而且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用更低的成本優勢,提供類似銀行的服務,甚至搶走銀行業務,例如存款、貸款、支付等等。在AI、大數據取代人類智慧的前提下,銀行家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已故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傑拉爾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於《銀行特別嗎》(Are Banks Special?)中指出,銀行的特殊性在於首先是提供交易帳戶,其次是替所有金融機構跟非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需求,最後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遞過程的樞紐。而這一切的基礎,其實都建立在「信任」之上。
非銀行機構,因為受到較少的監管,自然有更寬廣的創新空間;而加密資產的興起,讓現有金融業一度面臨被取代、被繞過的危機。但從最近一連串新興金融所發生的爭議或醜聞事件中,再次證明,即使有一天銀行不再被稱為銀行,但這種「信任」的特殊性,是金融業亙古不變的價值。未來,典範銀行家或許不會來自銀行,但他們胸中流淌著的,還是一樣的血液。
未來的典範銀行家,除了具有誠信、正直、永續及社會責任等特質外,更需要兼具與時俱進的能力,包含數位轉型的思維與能力。具備數位能力的典範銀行家,未來不只帶來創收,更重要的是,透過數位與數據的力量,將銀行的社會價值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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