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與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雅加達會談時,王毅喊話印度以「共同利益」為重,和中國「相向而行」。近年兩國因為邊界問題,雙方關係不但轉冷甚至惡化,包括互相驅逐彼此的記者,印度政府也對當地的中企頻頻出手。面對王毅喊出「相向而行」,蘇傑生則回應為了下階段高層交往創造良好條件,願意用開放心態、妥善面對分歧,並且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軌。
劉德海進一步分析指出,印度的崛起情況與台灣、中國大陸不同,並未從勞力密集產業開始,而是直接由服務業起飛。其中,英語是印度一大優勢,超過一億的印度人英語能力堪比英美人,擁有近三億的中產階級也可用英文溝通、工作。在這種背景下,印度直接由服務業切入經濟發展,尤其是在90年代網路普及之後,印度進一步發展成為服務業貿易的世界領先國家,特別在IT軟體工程師領域,印度已成為國際品牌。
然而,劉德海強調,雖然印度的精英人才推動了國家經濟的飛躍,但如何讓大量貧窮人口一同受益,是印度面臨的重大挑戰。他認為,印度在經濟發展上可能需要做出調整,尤其重視科技業的同時,也要注意到勞力密集產業的重要性。因為僅有的科技服務業工作機會無法滿足眾多人口的就業需求,而勞力密集產業則可以提供更多人就業機會,也可讓不識字或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有工作機會。對此,印度政府與社會需要重視製造業的發展,讓經濟成長能惠及更多人民。
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對印度經濟造成重擊,究竟當下印度經濟數據的反彈是否僅為技術性,或表示印度具有實力和潛力?劉德海點出,印度的經濟結構對於其經濟發展有三大馬車頭:出口、內需和外資。他解釋,印度的出口主要依靠交易服務而非製造業。然而,這種結構受到兩大問題的困擾,人力的移動性和外部市場保護主義,「服務業需要到外面去工作才能賺到錢」,劉德海強調。
至於內需,印度面臨的問題在於消費人口可能只有三億多、集中在精英族群,但剩餘的11億人口消費有限,難帶動內需更往上衝。談到外資方面,雖然印度在美中僵局的衝擊下吸引到一些外資,但並非所有產業都走入印度。印度傾向於選擇他們需要的產業,像是手機產業。然而,對於其他的勞力密集型產業,印度則顯得保守。
劉德海特別提到,印度儘管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智慧型手機市場,且試圖成為半導體和電動車的世界中心,但這些目標並不容易實現。同時,印度的外資相對於中國仍有相當大的落差,這不僅與印度的經濟結構有關,也和印度的經濟制度以及相關的民族性部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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