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tthew Fulco 傅長壽（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
【台灣銀行家】香港的角色正在轉變，雖然北京對香港的管控及影響越來越大，但在成本的考量上，許多金融機構仍未放棄香港，而新加坡和日本則急起直追，積極爭取成為金融中心。各地區之間的競爭越劇烈，對亞洲的發展將越有利。
香港的衰落其實沒有人們說得那麼嚴重，雖然中國實施了嚴苛的《國安法》，但這座前英國殖民地如今依然是亞洲首要金融中心。金融資本與人才的外流，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離開香港 成本遠大於收益
因為慣性的力量很大，對許多金融機構來說，離開香港的成本都遠大於收益。
雖說好幾家對沖基金將在新加坡設點， 但它們都沒放棄香港。對沖基金研究機構Eurekahedge指出，香港的對沖基金金額遙遙領先其他亞洲國家，管理的資產總額超過910億美元，超越新加坡、日本、澳洲的總和。
香港在2020年的IPO市場是全球亞軍，僅次於以那斯達克為首的紐約。2020年有145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募資總額達3,973億港幣（折合約512億美元）。雖然IPO件數比2019年的164宗低12%，募資額卻增加了26%。即便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景氣低迷，香港股市依然亮眼。
這些2020年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大多來自中國，占了募資額的98%。德勤中國（Deloitte China）的數據顯示，16支股票平均至少各募到了78億港幣，其中有6支是二次發行。
如果中國沒有突然中止螞蟻集團的IPO，香港2020年的募資總額甚至可能會再增加185億美元。當時螞蟻集團預計募集370億美元，一半在上海，一半在香港進行。
但這也正是香港的困境：它的資本市場任由位於北京的中共擺布，必須隨著政治起舞。而對中國統治者來說，螞蟻集團已經大到開始侵蝕銀行業的地盤，會讓國家更難掌控金融體系，所以需要出手縮小它的規模。
近來的香港逐漸轉型為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不再著力於獨霸亞洲。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北京干預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性。司法一旦不再獨立，那些想要跨國經營的金融科技公司就不會把亞洲總部設在香港，而會轉向新加坡。
獅城崛起 打造東南亞數位金融系統
新加坡即將取代香港，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科技中心。東南亞的數位金融正在快速成長，廠商很適合在新加坡統括全局。因此，以轉帳聞名的Transfer Wise和新型銀行Revolut這些英國金融科技巨頭，都把總部設在新加坡，而非香港。研究機構奧緯（Oliver Wyman）的資料顯示，經營東南亞業務的金融科技公司有40%把總部設在獅城，該地2015至2019年的金融科技投資總額占了東南亞的65%。
金門創投（Golden Gate Ventures）創始人之一Vinnie Lauria在奧緯與新加坡金融科技協會2020年12月共同出版的報告中表示，「新加坡的監理制度、人才、稅制、所有權、股權結構全都很適合；而且該國與其他國家的政治關係都很好，是孕育新苗的理想地點。」
事實會說話，新加坡自己的金融科技巨頭已經開始打造東南亞的數位金融系統。從叫車業務起家的Grab如今開始經營送餐服務和數位銀行，市值成長到150億美元。新加坡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冬海集團（Sea Group）則在紐約證交所上市，買下了大型遊戲公司和電子商務公司，金融科技部門也在不斷成長。Grab與冬海在東南亞每個主要國家都設有分部，並雙雙在2020年12月拿到新加坡的純網銀執照（Digital Full Bank Licenses, DFB），可以同時服務企業與個人客戶。如果它們的數位銀行能夠蓬勃發展，新加坡身為亞洲金融科技樞紐的地位就會更穩固。
中國的金融科技巨頭也想從新加坡進入東南亞市場，螞蟻集團拿到了新加坡的純網銀執照，可以在新加坡服務企業客戶，如果它能在新加坡打出江山，之後就會繼續進軍其他東南亞國家。至於騰訊則因為握有冬海集團40%的股份，目前已經可以從東南亞數位銀行市場中獲利。
新加坡甚至還可以另外頒發一種數位銀行執照（Digital Wholesale Bank License, DWB），讓沒有在第一波開展這類業務的中國科技公司，例如智慧手機商小米以及科技巨頭字節跳動（Byte Dance）一起來經營網路銀行。
日本優勢 虛擬貨幣利基市場
不過有件事新加坡很少提起：如今它的金融科技業會這麼發達，其實跟許多業者不選擇香港有關。新加坡政府非常小心地不讓自己看來像是搶了香港的寶座，以免觸到北京的虎鬚。
但日本就不必擔心這個，日本首相菅義偉2020年11月表示，「日本要引進海外金融人才，成為亞洲與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首選地點當然是東京，但大阪與福岡也都很有興趣。
中國《國安法》的出現讓日本加緊力道打造金融中心，瑞穗金融集團高階主管今井正二2020年11月在《日經》全球線上論壇中表示，「日本企業擔心《國安法》會阻礙它們獲取重要資訊。」
當然，日本可以用獎勵措施，把一些目前位於香港的日本金融公司吸引回國，但光靠如此方式，搶不走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寶座。畢竟日本相當官僚，而且稅率比香港和新加坡都高。
但日本有另一個優勢：它目前已經是虛擬貨幣中心。日本的虛擬貨幣監理機制一直走在世界最前線，在絕大多數國家還在無謂地討論要不要監理虛擬貨幣的時候，日本已經建立了相關的監理基金會。
它在2017年修訂了《資金決濟法》（Payment Services Act），承認數位貨幣為合法的支付方式，並開放登記虛擬貨幣交易所。在那之後，日本已經頒發了22張虛擬貨幣交易所執照。
區塊鏈支付業者瑞波公司（Ripple）執行長Brad Garlinghouse 2020年10月強調，日本將成為虛擬貨幣重鎮。他說，「日本是我們成長最快的市場之一」，甚至在考慮要把總部從美國搬到這個旭日之國。
在瑞波最大的外部投資者思佰益（SBI Group）2020年7月買下了一些B2C2的股票，12月又收購了這家公司之後，日本似乎即將成為虛擬貨幣交易重鎮。B2C2的總部位於倫敦，是全球頂級的虛擬貨幣交易商，客戶從券商、證交所、基金管理公司都有。
這些交易將使思佰益成為第一家經營數位資產交易的大型金融集團，它與B2C2未來可能還會開始交易虛擬貨幣期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
反諷的是，日本的數位金融之所以蓬勃發展，正是因為北京擔心虛擬貨幣可能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不久之前還是全球最大的虛擬貨幣市場，2017年年中的比特幣交易量占全球的80%。但在北京認為，分散式虛擬貨幣會帶來無法接受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之後，這股熱潮瞬間消失。雖說虛擬貨幣的確像中國監理單位擔心的那樣，可能造成資本外流並助長洗錢，但為此就把它踢出中國金融體系還是過於小題大作。
日本監理機關也擔心虛擬貨幣帶來同樣的問題，但正在嘗試用更細緻的手法，逐步建立一個能夠不斷改良的監理機制。因此大部分的虛擬貨幣都離開了中國，來到了日本。
至於香港呢？投資者要記住，北京對這座金融中心未來命運的影響力，如今已經升到了史上最高點。（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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