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立程、曾韋智
忙於解難的中國經濟不再耀眼
中共二十大後，政局大致底定，中國轉向「輕經濟、重安全」的調性，在習近平強勢領導下，「一個矛盾、兩個困境、五大挑戰」下的經濟發展，未來幾年恐難逃四處救火的窘境。中國的未來，全球正拭目以待。
隨著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二十大）於2022年10月22日落幕，政局大致底定後，市場期待中南海重新將目光轉向穩經濟，好讓中國經濟成長與活力能擺脫過去2年的低迷。但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10月中旬19屆七中全會的談話，與二十大開幕式的演講，都可以明顯發現「輕經濟、重安全」的調性。
這樣的轉變並非突然，過去幾年習近平與中共高層的談話，已陸續傳達相關思維，其所謂的安全由上至下的三層面分別為國家安全、政權安全，以及習近平核心的安全。這意味著在中共二十大之後，近2年「不惜經濟代價，也要進行改革」與民族主義導向的政策路線，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一個矛盾 解決不均弊病為首要政務
事實上，近年以「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或稱「習思想」）為主的政策思維轉變及改革［圖1］，均有脈絡可循。回顧鄧小平在第11屆三中全會中，將引導中國政策思維或目標的主要矛盾［BOX1］，定調為「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並以此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才創造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奇蹟，且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但隨著中國跨過人均GDP1萬美元，進入小康社會後，習近平在十九大重新定調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由「不足」轉為「不均」，是以未來經濟發展不再以成長為優先，而是以解決不均的種種弊病為主要目標。因此，習近平主推的「共同富裕」政策，以及過去2年的反壟斷改革，絕不是單純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為了終生執政而已，而是習近平對當前中國發展問題根深柢固的認知。
兩大困境之一 人口危機令經濟動能阻滯
除了主要矛盾的根本政策思維轉變外，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兩個發展困境――人口老化與美中脫鉤，也共同形塑成「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政策的核心理論。
在眾多的國內問題中，人口危機可說是影響最嚴重、長遠，最難解決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得不由投資、出口轉向消費與創新的關鍵主因。
由於長期一胎化政策，產生了勞動力人口提早衰退、總扶養比過高、生育率過低的三重副作用。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勞動人口較2014年的高峰時期減少近4,000萬人，總扶養比更升至45.9%［圖2］。在勞動力人口撫養負擔加劇之下，間接拖累了中國民眾的生育意願，2020年中國生育率僅有1.3，低於國際公認的警戒線1.5，「未富先老」成為中國急需改善的難題。
更嚴重的是，人口紅利不再與薪資成本不斷成長，使過去依靠大量且便宜人力吸引投資，大量生產並出口以推動經濟成長的模式出現疲乏，難以提供中國足夠的經濟成長動能。因此，如何透過創新提高勞動生產力，以及刺激內需消費進一步釋放，將是習近平政府對抗人口老化的政策挑戰。
兩大困境之二 與西方脫鉤成莫大挑戰
再者，自2018年美國時任總統川普（D. Trump）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起，美中脫鉤已經走向現實與必然。因為，對習近平而言，國家安全及共產黨政權的延續是不可退讓的底線，而美國所指控之黨國體制下的不公平競爭，乃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計畫經濟的一部分，也是其經濟崛起的關鍵。所以，西方要求北京當局的公平競爭條件或市場經濟全面改革，不僅涉及經濟之爭，更是體制之爭，甚至是政權保衛戰。
在雙方觀點不可調和之下，北京當局面對西方在各領域的持續挑戰及壓抑，去美國化或「與西方脫鉤」便成為習近平的另一個重要施政邏輯，這也帶出了「內循環」及「科技強國」的戰略思維，也是貫穿「十四五規劃」及「2035遠景目標」的主旋律。只是，在當前美國一手建立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習思想的經濟政策與改革必定不受歡迎，相關政策風險也影響中國經濟成長與金融市場表現。例如為解決不均矛盾的「共同富裕」戰略，以及反壟斷措施對科技巨頭的新規，都直接衝擊中國企業獲利表現；又或是平均教育權的補教業雙減新規，對演藝圈、直播業整改等等，也都令相關產業發展嚴重受阻。
此外，科技自主戰略的中國製造或中國標準，在中國政策引導下的投資，必讓企業大量投資在中國相對國際落後、沒有比較利益，但對國家而言是關鍵產業與技術的領域。例如大量投資在半導體產業，短時間必然是低收益或賠錢的投資項目，致使未來如紫光集團破產的案例恐層出不窮。
中國經濟的五大挑戰 經濟體制轉向與產業整改的後座力堪憂
在中國的主要矛盾轉為「不均」，以及內外兩大困境抑制人口成長與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會重現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因「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經濟衰退的局面，還是藉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打造另一個中國例外論成果，成為全球關注議題。這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著全球經濟成長，更將造成全球地緣政治及經貿規則的重塑。然而，目前有五大經濟挑戰，橫亙在中國往
「共同富裕」理想邁進的路途上：
第一，「共同富裕」及國進民退的經濟體制轉向、經濟發展走向左傾。面對國內外經濟結構的困局，以及國家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過去的成長引擎已無以為繼。因此，為了釋放因不均而壓抑的人口問題，遂必須做深刻的體制轉型。但無論是「共同富裕」或美中對抗，習近平都需要更強大的資源與領導威信方可貫徹其思想，這也是在二十大人事布局上，習近平及共產黨領導高層更加集權的原因。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由數十年緩步向右走，突然向左轉，短時間國內企業與民眾必會水土不服，且國家加大對市場及產業發展的干預，將導致不公平且無效率的市場環境，國進民退的情形加劇，過去10年引以為傲、充滿創造力與活力的科技資訊業，更是首當其衝。
第二，「脫虛入實」的強硬操作，傷及中國經濟活力。習近平另一個經濟方針是「脫虛入實」，即轉為推崇製造業、農業、商品貿易和實際消費服務的「實體經濟」，並認為不產生物質價值的「虛擬經濟」是不好的，近2年來對科技業（如螞蟻金服）、補教業（如新東方）、叫車服務（如滴滴出行）等產業進行整改，便源於此。然而，無論是共同富裕或脫虛入實，都等同於中國經濟體制又回到政府的指導，政府的手將從各方面伸入經濟的每個環節，傷害經濟的活力與創造力。
清零政策將進入開放 與控制的往返循環
第三，清零政策拉低經濟成長率。根據牛津大學編製的政府管制力道指數（Government Response Stringency Index）可知，當前主要國家對疫情相關的管控措施已放寬至與疫情前相當，但中國卻仍維持強力管控。如再進一步將中國相對全球的管制指數，與彭博（Bloomberg）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共識預測比較，可發現管制程度越高，經濟成長表現預期越差［圖3］，顯見北京當局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對經濟成長有相當的抑制效果。
不過，11月11日，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簡稱「通知」）。其中，對優化防控工作的20條措施中，將原本「7+3」管理措施調整為「5+3」，以及宣示不再進行以行政區為單位的大規模全員核酸檢測。此舉雖被視為北京當局將逐步放棄動態清零政策的先行作業，但各界對動態清零政策的鬆綁仍不應過度樂觀。
畢竟，北京為此投入的經濟與政治成本已然過高，以及中國平均醫療水準仍相對低於已開發國家，如疫情全國性的大規模爆發，死亡數恐難以估計，或將危及習核心地位，甚至政權穩定。因此，這份「通知」或應視為新防控工作試點的操作守則，如果疫情在管理措施調整後，出現大範圍升溫，防疫走回頭路也不無可能，而持續階段性的開放與控制循環，可能是接下來中國政府面對疫情的劇本。
房地產債務 灰犀牛最快將於2023年來襲
第四，房地產債務危機連帶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艱困。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引擎是人口紅利驅動著土地財政，但長久下來，房地產企業累積出高額債務，嚴重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北京當局遂自2019年起推出各種規範，其中又以2020年8月，對房企財務體質施以的「三條紅線」規範影響最鉅。此舉不僅讓房市低迷不振、地方財政收入劇減與拖累經濟成長，也引發恆大集團債務危機，衝擊中國金融體系穩定。
若針對中國營收前50大房企的財務指標及債務資料進行分析，可發現前50大房企中，有過半數踩了至少一線紅線，顯見整體房企財務情況相當不穩健。如以金額計算，踩線房企總債務金額達到人民幣近1,500億美元，已達美國次貸風暴期間房貸違約金額75％水準。如再進一步對前述50大房企已發行的所有債務進行償債期限分析，發現中國房企償債高峰落在2023年至2025年，且以2023年風險最大，債務到期金額將近390億美元，使房企危機成為衝擊未來幾年中國經濟表現的灰犀牛。
美國發起的西方科技團體戰 恐不易突圍
第五，美國的科技封鎖將拖住中國經濟前行腳步。目前看來，中美脫鉤恐是不可逆的過程，「內循環」、「科技強國」、「自立自強」的戰略思維，將是中國的自保之道。只是，高技術產業供應鏈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如台積電即便製程技術與良率居世界第一，但過程中仍不能缺少荷蘭艾斯摩爾（ASML）的機台、美國的技術、日本的材料等等，不然台積電恐怕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拜登（J. Biden）上台後，拉攏日本等盟國對中國發動團體戰，一同加強限制出口晶片技術到中國，這樣的戰略操作勢必會徹底拖垮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而且，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經濟成長極需要透過技術進步以提升單位勞動生產力。因此，中國能否在關鍵技術封鎖的夾縫中，透過加大自主技術的研發實現彎道超車，抑或能以大市場優勢突破國際技術封鎖，為習近平能否抗衡美國圍攻的關鍵。
綜上所述，在「一個矛盾、兩個困境、五大挑戰」下的中國經濟，未來幾年恐難逃四處救火的窘境。至於，集權力於一身的習近平，能否帶領中國以大國之姿強勢前行，既與西方相抗衡，又彰顯中國式體制優勢，各界將睜大眼睛高度檢視。（本為作者林立程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曾韋智為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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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忙於解難的中國經濟不再耀眼
中共二十大後，政局大致底定，中國轉向「輕經濟、重安全」的調性，在習近平強勢領導下，「一個矛盾、兩個困境、五大挑戰」下的經濟發展，未來幾年恐難逃四處救火的窘境。中國的未來，全球正拭目以待。
隨著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二十大）於2022年10月22日落幕，政局大致底定後，市場期待中南海重新將目光轉向穩經濟，好讓中國經濟成長與活力能擺脫過去2年的低迷。但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10月中旬19屆七中全會的談話，與二十大開幕式的演講，都可以明顯發現「輕經濟、重安全」的調性。
這樣的轉變並非突然，過去幾年習近平與中共高層的談話，已陸續傳達相關思維，其所謂的安全由上至下的三層面分別為國家安全、政權安全，以及習近平核心的安全。這意味著在中共二十大之後，近2年「不惜經濟代價，也要進行改革」與民族主義導向的政策路線，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一個矛盾 解決不均弊病為首要政務
事實上，近年以「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或稱「習思想」）為主的政策思維轉變及改革［圖1］，均有脈絡可循。回顧鄧小平在第11屆三中全會中，將引導中國政策思維或目標的主要矛盾［BOX1］，定調為「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並以此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才創造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奇蹟，且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但隨著中國跨過人均GDP1萬美元，進入小康社會後，習近平在十九大重新定調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由「不足」轉為「不均」，是以未來經濟發展不再以成長為優先，而是以解決不均的種種弊病為主要目標。因此，習近平主推的「共同富裕」政策，以及過去2年的反壟斷改革，絕不是單純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為了終生執政而已，而是習近平對當前中國發展問題根深柢固的認知。
兩大困境之一 人口危機令經濟動能阻滯
除了主要矛盾的根本政策思維轉變外，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兩個發展困境――人口老化與美中脫鉤，也共同形塑成「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政策的核心理論。
在眾多的國內問題中，人口危機可說是影響最嚴重、長遠，最難解決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得不由投資、出口轉向消費與創新的關鍵主因。
更嚴重的是，人口紅利不再與薪資成本不斷成長，使過去依靠大量且便宜人力吸引投資，大量生產並出口以推動經濟成長的模式出現疲乏，難以提供中國足夠的經濟成長動能。因此，如何透過創新提高勞動生產力，以及刺激內需消費進一步釋放，將是習近平政府對抗人口老化的政策挑戰。
兩大困境之二 與西方脫鉤成莫大挑戰
再者，自2018年美國時任總統川普（D. Trump）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起，美中脫鉤已經走向現實與必然。因為，對習近平而言，國家安全及共產黨政權的延續是不可退讓的底線，而美國所指控之黨國體制下的不公平競爭，乃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計畫經濟的一部分，也是其經濟崛起的關鍵。所以，西方要求北京當局的公平競爭條件或市場經濟全面改革，不僅涉及經濟之爭，更是體制之爭，甚至是政權保衛戰。
此外，科技自主戰略的中國製造或中國標準，在中國政策引導下的投資，必讓企業大量投資在中國相對國際落後、沒有比較利益，但對國家而言是關鍵產業與技術的領域。例如大量投資在半導體產業，短時間必然是低收益或賠錢的投資項目，致使未來如紫光集團破產的案例恐層出不窮。
中國經濟的五大挑戰 經濟體制轉向與產業整改的後座力堪憂
在中國的主要矛盾轉為「不均」，以及內外兩大困境抑制人口成長與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會重現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因「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經濟衰退的局面，還是藉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打造另一個中國例外論成果，成為全球關注議題。這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著全球經濟成長，更將造成全球地緣政治及經貿規則的重塑。然而，目前有五大經濟挑戰，橫亙在中國往
「共同富裕」理想邁進的路途上：
第一，「共同富裕」及國進民退的經濟體制轉向、經濟發展走向左傾。面對國內外經濟結構的困局，以及國家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過去的成長引擎已無以為繼。因此，為了釋放因不均而壓抑的人口問題，遂必須做深刻的體制轉型。但無論是「共同富裕」或美中對抗，習近平都需要更強大的資源與領導威信方可貫徹其思想，這也是在二十大人事布局上，習近平及共產黨領導高層更加集權的原因。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由數十年緩步向右走，突然向左轉，短時間國內企業與民眾必會水土不服，且國家加大對市場及產業發展的干預，將導致不公平且無效率的市場環境，國進民退的情形加劇，過去10年引以為傲、充滿創造力與活力的科技資訊業，更是首當其衝。
第二，「脫虛入實」的強硬操作，傷及中國經濟活力。習近平另一個經濟方針是「脫虛入實」，即轉為推崇製造業、農業、商品貿易和實際消費服務的「實體經濟」，並認為不產生物質價值的「虛擬經濟」是不好的，近2年來對科技業（如螞蟻金服）、補教業（如新東方）、叫車服務（如滴滴出行）等產業進行整改，便源於此。然而，無論是共同富裕或脫虛入實，都等同於中國經濟體制又回到政府的指導，政府的手將從各方面伸入經濟的每個環節，傷害經濟的活力與創造力。
清零政策將進入開放 與控制的往返循環
第三，清零政策拉低經濟成長率。根據牛津大學編製的政府管制力道指數（Government Response Stringency Index）可知，當前主要國家對疫情相關的管控措施已放寬至與疫情前相當，但中國卻仍維持強力管控。如再進一步將中國相對全球的管制指數，與彭博（Bloomberg）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共識預測比較，可發現管制程度越高，經濟成長表現預期越差［圖3］，顯見北京當局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對經濟成長有相當的抑制效果。
不過，11月11日，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簡稱「通知」）。其中，對優化防控工作的20條措施中，將原本「7+3」管理措施調整為「5+3」，以及宣示不再進行以行政區為單位的大規模全員核酸檢測。此舉雖被視為北京當局將逐步放棄動態清零政策的先行作業，但各界對動態清零政策的鬆綁仍不應過度樂觀。
畢竟，北京為此投入的經濟與政治成本已然過高，以及中國平均醫療水準仍相對低於已開發國家，如疫情全國性的大規模爆發，死亡數恐難以估計，或將危及習核心地位，甚至政權穩定。因此，這份「通知」或應視為新防控工作試點的操作守則，如果疫情在管理措施調整後，出現大範圍升溫，防疫走回頭路也不無可能，而持續階段性的開放與控制循環，可能是接下來中國政府面對疫情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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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房地產債務危機連帶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艱困。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引擎是人口紅利驅動著土地財政，但長久下來，房地產企業累積出高額債務，嚴重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北京當局遂自2019年起推出各種規範，其中又以2020年8月，對房企財務體質施以的「三條紅線」規範影響最鉅。此舉不僅讓房市低迷不振、地方財政收入劇減與拖累經濟成長，也引發恆大集團債務危機，衝擊中國金融體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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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起的西方科技團體戰 恐不易突圍
第五，美國的科技封鎖將拖住中國經濟前行腳步。目前看來，中美脫鉤恐是不可逆的過程，「內循環」、「科技強國」、「自立自強」的戰略思維，將是中國的自保之道。只是，高技術產業供應鏈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如台積電即便製程技術與良率居世界第一，但過程中仍不能缺少荷蘭艾斯摩爾（ASML）的機台、美國的技術、日本的材料等等，不然台積電恐怕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拜登（J. Biden）上台後，拉攏日本等盟國對中國發動團體戰，一同加強限制出口晶片技術到中國，這樣的戰略操作勢必會徹底拖垮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而且，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經濟成長極需要透過技術進步以提升單位勞動生產力。因此，中國能否在關鍵技術封鎖的夾縫中，透過加大自主技術的研發實現彎道超車，抑或能以大市場優勢突破國際技術封鎖，為習近平能否抗衡美國圍攻的關鍵。
綜上所述，在「一個矛盾、兩個困境、五大挑戰」下的中國經濟，未來幾年恐難逃四處救火的窘境。至於，集權力於一身的習近平，能否帶領中國以大國之姿強勢前行，既與西方相抗衡，又彰顯中國式體制優勢，各界將睜大眼睛高度檢視。（本為作者林立程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曾韋智為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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