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蔡英文總統22日出席「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開幕活動，連日來引發不少討論，說明蔣經國雖已逝世34年，他的影響力仍然存在。
其實當天的畫面就很有啟發性，除了蔡總統出席，前總統馬英九、前副總統連戰、吳敦義、前監察院長錢復，以及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前主席吳伯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兼任民眾黨主席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等人都在場，這是難得也罕見的場面。某種程度代表在台灣，藍綠分歧再大，對蔣經國的肯定還是有一定共識的。
蔡總統致詞時說了幾個重點：
1、蔣經國堅定保台，曾說「中華民國之所以能生存，是因為堅決反共。」兩岸關係的時空環境，雖然已有了很大轉變，但面對當前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及政治施壓，蔣經國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更是我們共同的課題。
2、透過蔣經國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讓台灣社會更深入了解，也能做更公正地評價，有助化解台灣社會的分歧。否則蔣經國永遠只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有些人記得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則記得他所代表的威權體制。
3、如今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台灣社會對蔣經國的歷史定位有許多討論，「每一位總統的歷史定位，都應該由人民來決定」。
2009年蔣經國百歲冥誕時，當時的總統馬英九率高層赴頭寮謁陵，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批評：「民主國家的元首，過度將威權時代的領導人神格化，讓人大感憂心。」兩相對照，不難看出蔡總統的轉變，當然也引來藍綠不同的政治解讀。
藍營指蔡總統表面上肯定蔣經國，卻縱容促轉會批判蔣經國扼殺民主運動，要求北市府研議改名，行政院長蘇貞昌還說：「人民不會因為獨裁者晚年的慈眉善目，就忘記早年的滿手血腥。」批評這是心口不一的兩面手法。
前立委段宜康罵得更兇，不但指蔡此舉「莫名其妙」，令他「無言以對」，還質疑「既然如此，當初何必要我們推動轉型正義？」「難道我們會去肯定希特勒復興德國嗎？」
當然也有人是從政治謀略的角度看待此事，有資深媒體人直言，蔡英文短短的致詞中，把蔣經國形塑成「抗中保台」的先行者與實踐者，而她則是繼承了蔣經國重擔的接班人。「國民黨必須好好問問自己，連經國先生都變成民進黨的資產了，國民黨還有什麼？」
一個蔣經國，引來這麼多元的反應，除了反映台灣政治的複雜外，某種程度上也投射出蔣經國這個人的多面性。事實上，蔣經國在台灣39年，確實曾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之前，他是白色恐怖的執行者與人權的迫害者，1972年後，他是十大建設的推動者，台灣經濟奇蹟的舵手，晚年更有功於台灣的民主開放。
在眾多關於蔣經國的評論中，我對馬英九和吳乃德的說法特別有感受。
馬英九說：「蔣經國出身威權體制，卻以大智慧、大勇氣親手終結威權體制，所以偉大。」
吳乃德說：「蔣經國對臺灣民主的貢獻，是他自動移開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
兩人都肯定蔣經國對台灣民主有貢獻，差別在於蔣的改革貢獻，到底是主動還是被迫的？
針對這個問題，我在前年出版的「蔣經國日記揭密」書中曾寫到：「蔣經國生前最後幾年的改革，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改變，他的改革是被迫的。甚至可以這麼說，如果不是他晚年的身體不行了，如果不是兒子太不成材，他會不會在最後做出同樣的決定，恐怕還是個疑問。」
這段話曾引起馬英九﹑張祖貽的反駁。但其實我說蔣經國「不是改革者」或「改革是被迫的」，並不等同於他「對民主沒有貢獻」。中庸有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如果拿改革來作比喻，蔣經國雖然不是改革者，但他對台灣民主還是有功的。
理由如下：
一、蔣經國並不是一個民主的信仰者，他的出身與留學蘇聯的背景，讓他更傾向於專制獨裁的統治思維。1977年中壢事件爆發前夕，11月19日投票當天他在日記記載：「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能不辦。」這可說是蔣經國本人對民主選舉最露骨的質疑，只因「不能不辦」，否則他對勞民傷財的選舉是寧可不辦的。
不過蔣經國雖然是在情勢所逼之下做出改革，但也因為他晚年採取的寬容政策，讓台灣的民主化能在較短期間內完成，而且沒有造成太多人傷亡，社會沒有付出太大代價，這不能不說是蔣經國留給台灣的政治遺產。
二、蔣經國儘管是在壓力下被迫改革，他對國家方向與何謂國家利益，一直十分清晰而堅定。1970年代後期，蔣經國同時面對美國（斷交）、中共（統戰）和黨外（選舉）的挑戰，對他是極大的考驗。從1978年 12月6日的日記記載，可以看出蔣經國面對危局時的處置，當天他主持中央常會，日記上記載：「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1.決不與共匪妥協；2.決不與蘇俄交往；3.決不讓台灣獨立；4.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以上四點除了最後一點，台灣至今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仍然是藍綠主政者奉行的國家方向。
三、蔣經國應對美國的謀略值得後人引為參考。美國雖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最大依靠，但蔣日記中經常出現怒責美國的記載，毫不掩飾對「美帝」的厭惡。不妨看看1979年2月23日的這段記載：「美國既無遠算又無近謀，尤其被共匪利用上其圈套，步入了新的危局。我們的處境亦日趨複雜嚴重。總之，如何擺脫依賴美國的心理，而能獨立自強，乃是唯一的出路，一切靠自己。」
這就是說他為了國家利益，還是要與美國維持實質關係，但同時也提醒自己必須獨立自強，擺脫對美國的依賴。特別是在國防建設上，自1979年台美斷交後，蔣經國即著手推動新的陸海空建軍方案，並在90年代後期陸續開花結果，於此可見蔣經國治國謀國之遠見。
四、蔣經國應對中共的策略值得借鑑：蔣經國年少時即赴蘇聯，對共產黨的本質知之甚深，茲以1979年 7月13日記為例，日記寫道：「............，目前最為重要的，是在鞏固本身力量，消除船上意識，避免恐慌情緒，培養戰鬥的膽量以顯示充滿信心，借重民間諍言，沈潛以便致遠，近可安台，遠可復國，政治民主化，經濟均富化，社會福利化，教育普及化，文化民族化，我們要打敗敵人，一定要以大膽和智慧來創造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環境，完成以小化大的形態和品質，也就是以台灣光復大陸的基本理論依據，亦是解決統一中國之正當大道。」
40年後重讀這段日記，至少有兩層意義：一、蔣當時同受黨外與中共挑戰，日記中提出一系列應對做法，包括要「消除船上意識」。所謂消除船上意識，指的就是要有同舟一命的共識，不能再存臨危跳船的想法，也就是後來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二、蔣雖然還是將黨外運動與中共陰謀連結一起，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也對他造成壓力，因此要有「近可安台，遠可復國」的國家發展藍圖，兩年後他發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路線，已在此時留下伏筆。
評論家黃年認為，台灣的「兩岸大論述架構」，其實是由蔣經國建立。他的政治解嚴及兩岸交流兩大政策至少發生了五大影響：
一、中華民國實現民主政治，使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軟著陸。二、自此，兩岸關係受到台灣民主運作的制約。三、兩岸關係出現和平競合的可能性。四、由於將民主運作置入兩岸關係，也就形同將民主元素帶進了中南海及大陸人民的政治思考之中。五、彰顯了兩岸問題在民主與專政上的價值對照，可謂使兩岸關係從國共內戰提升至人性與文明的選擇問題。
五、蔣經國對促進族群融合的努力，應予肯定。蔣經國雖然是個威權統治者，卻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喜歡走入民間，與一般民眾話家常，讓許多台灣人民感受到這個「外省人總統」的親切感，無形中消弭了許多省籍上的隔閡。 更不用說國民黨的本土化，就是從他任內開始的。 1987年7月27日，蔣經國邀請12位地方父老茶敘，在會中他說：「我在臺灣住了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話由別人講可能流於虛假，但蔣經國是真心愛這塊土地，以實際行動來「愛台灣」的人，歷史應當給他公道評價。
即此五點，我才會說，蔣經國雖然不是改革者，但他對台灣民主是有功的。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獨家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引用，以免侵權。
蔡英文總統22日出席「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開幕活動，連日來引發不少討論，說明蔣經國雖已逝世34年，他的影響力仍然存在。
其實當天的畫面就很有啟發性，除了蔡總統出席，前總統馬英九、前副總統連戰、吳敦義、前監察院長錢復，以及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前主席吳伯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兼任民眾黨主席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等人都在場，這是難得也罕見的場面。某種程度代表在台灣，藍綠分歧再大，對蔣經國的肯定還是有一定共識的。
蔡總統致詞時說了幾個重點：
1、蔣經國堅定保台，曾說「中華民國之所以能生存，是因為堅決反共。」兩岸關係的時空環境，雖然已有了很大轉變，但面對當前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及政治施壓，蔣經國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更是我們共同的課題。
2、透過蔣經國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讓台灣社會更深入了解，也能做更公正地評價，有助化解台灣社會的分歧。否則蔣經國永遠只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有些人記得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則記得他所代表的威權體制。
3、如今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台灣社會對蔣經國的歷史定位有許多討論，「每一位總統的歷史定位，都應該由人民來決定」。
2009年蔣經國百歲冥誕時，當時的總統馬英九率高層赴頭寮謁陵，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批評：「民主國家的元首，過度將威權時代的領導人神格化，讓人大感憂心。」兩相對照，不難看出蔡總統的轉變，當然也引來藍綠不同的政治解讀。
藍營指蔡總統表面上肯定蔣經國，卻縱容促轉會批判蔣經國扼殺民主運動，要求北市府研議改名，行政院長蘇貞昌還說：「人民不會因為獨裁者晚年的慈眉善目，就忘記早年的滿手血腥。」批評這是心口不一的兩面手法。
前立委段宜康罵得更兇，不但指蔡此舉「莫名其妙」，令他「無言以對」，還質疑「既然如此，當初何必要我們推動轉型正義？」「難道我們會去肯定希特勒復興德國嗎？」
當然也有人是從政治謀略的角度看待此事，有資深媒體人直言，蔡英文短短的致詞中，把蔣經國形塑成「抗中保台」的先行者與實踐者，而她則是繼承了蔣經國重擔的接班人。「國民黨必須好好問問自己，連經國先生都變成民進黨的資產了，國民黨還有什麼？」
一個蔣經國，引來這麼多元的反應，除了反映台灣政治的複雜外，某種程度上也投射出蔣經國這個人的多面性。事實上，蔣經國在台灣39年，確實曾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之前，他是白色恐怖的執行者與人權的迫害者，1972年後，他是十大建設的推動者，台灣經濟奇蹟的舵手，晚年更有功於台灣的民主開放。
在眾多關於蔣經國的評論中，我對馬英九和吳乃德的說法特別有感受。
馬英九說：「蔣經國出身威權體制，卻以大智慧、大勇氣親手終結威權體制，所以偉大。」
吳乃德說：「蔣經國對臺灣民主的貢獻，是他自動移開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
針對這個問題，我在前年出版的「蔣經國日記揭密」書中曾寫到：「蔣經國生前最後幾年的改革，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改變，他的改革是被迫的。甚至可以這麼說，如果不是他晚年的身體不行了，如果不是兒子太不成材，他會不會在最後做出同樣的決定，恐怕還是個疑問。」
這段話曾引起馬英九﹑張祖貽的反駁。但其實我說蔣經國「不是改革者」或「改革是被迫的」，並不等同於他「對民主沒有貢獻」。中庸有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如果拿改革來作比喻，蔣經國雖然不是改革者，但他對台灣民主還是有功的。
理由如下：
一、蔣經國並不是一個民主的信仰者，他的出身與留學蘇聯的背景，讓他更傾向於專制獨裁的統治思維。1977年中壢事件爆發前夕，11月19日投票當天他在日記記載：「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能不辦。」這可說是蔣經國本人對民主選舉最露骨的質疑，只因「不能不辦」，否則他對勞民傷財的選舉是寧可不辦的。
不過蔣經國雖然是在情勢所逼之下做出改革，但也因為他晚年採取的寬容政策，讓台灣的民主化能在較短期間內完成，而且沒有造成太多人傷亡，社會沒有付出太大代價，這不能不說是蔣經國留給台灣的政治遺產。
二、蔣經國儘管是在壓力下被迫改革，他對國家方向與何謂國家利益，一直十分清晰而堅定。1970年代後期，蔣經國同時面對美國（斷交）、中共（統戰）和黨外（選舉）的挑戰，對他是極大的考驗。從1978年 12月6日的日記記載，可以看出蔣經國面對危局時的處置，當天他主持中央常會，日記上記載：「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1.決不與共匪妥協；2.決不與蘇俄交往；3.決不讓台灣獨立；4.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以上四點除了最後一點，台灣至今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仍然是藍綠主政者奉行的國家方向。
三、蔣經國應對美國的謀略值得後人引為參考。美國雖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最大依靠，但蔣日記中經常出現怒責美國的記載，毫不掩飾對「美帝」的厭惡。不妨看看1979年2月23日的這段記載：「美國既無遠算又無近謀，尤其被共匪利用上其圈套，步入了新的危局。我們的處境亦日趨複雜嚴重。總之，如何擺脫依賴美國的心理，而能獨立自強，乃是唯一的出路，一切靠自己。」
這就是說他為了國家利益，還是要與美國維持實質關係，但同時也提醒自己必須獨立自強，擺脫對美國的依賴。特別是在國防建設上，自1979年台美斷交後，蔣經國即著手推動新的陸海空建軍方案，並在90年代後期陸續開花結果，於此可見蔣經國治國謀國之遠見。
四、蔣經國應對中共的策略值得借鑑：蔣經國年少時即赴蘇聯，對共產黨的本質知之甚深，茲以1979年 7月13日記為例，日記寫道：「............，目前最為重要的，是在鞏固本身力量，消除船上意識，避免恐慌情緒，培養戰鬥的膽量以顯示充滿信心，借重民間諍言，沈潛以便致遠，近可安台，遠可復國，政治民主化，經濟均富化，社會福利化，教育普及化，文化民族化，我們要打敗敵人，一定要以大膽和智慧來創造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環境，完成以小化大的形態和品質，也就是以台灣光復大陸的基本理論依據，亦是解決統一中國之正當大道。」
40年後重讀這段日記，至少有兩層意義：一、蔣當時同受黨外與中共挑戰，日記中提出一系列應對做法，包括要「消除船上意識」。所謂消除船上意識，指的就是要有同舟一命的共識，不能再存臨危跳船的想法，也就是後來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二、蔣雖然還是將黨外運動與中共陰謀連結一起，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也對他造成壓力，因此要有「近可安台，遠可復國」的國家發展藍圖，兩年後他發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路線，已在此時留下伏筆。
評論家黃年認為，台灣的「兩岸大論述架構」，其實是由蔣經國建立。他的政治解嚴及兩岸交流兩大政策至少發生了五大影響：
一、中華民國實現民主政治，使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軟著陸。二、自此，兩岸關係受到台灣民主運作的制約。三、兩岸關係出現和平競合的可能性。四、由於將民主運作置入兩岸關係，也就形同將民主元素帶進了中南海及大陸人民的政治思考之中。五、彰顯了兩岸問題在民主與專政上的價值對照，可謂使兩岸關係從國共內戰提升至人性與文明的選擇問題。
五、蔣經國對促進族群融合的努力，應予肯定。蔣經國雖然是個威權統治者，卻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喜歡走入民間，與一般民眾話家常，讓許多台灣人民感受到這個「外省人總統」的親切感，無形中消弭了許多省籍上的隔閡。 更不用說國民黨的本土化，就是從他任內開始的。 1987年7月27日，蔣經國邀請12位地方父老茶敘，在會中他說：「我在臺灣住了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話由別人講可能流於虛假，但蔣經國是真心愛這塊土地，以實際行動來「愛台灣」的人，歷史應當給他公道評價。
即此五點，我才會說，蔣經國雖然不是改革者，但他對台灣民主是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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