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台灣銀行家】因「防疫成功」與「關鍵半導體」讓國際資本市場終於看見台灣，但台灣金融業長期努力國際化的過程中，常常只能被動承接國際商品的宿命。在此難得的轉型契機中，建議金融業應以「金融出口擴張」思維，積極努力開展下個世代的全新發展面貌。就像大雨後的清爽街道，一場疫情，洗出了台灣積塵許久的品牌價值，因為「防疫成功」與「關鍵半導體」而看見台灣的國際資本市場，正重新評估著台灣在國際市場應有的價值與定位。
面對這場難得的契機，台灣的製造業已經準備銜接世界趨勢，讓最先進的製程與模式，扎根於台灣土地。作為支撐實質產業發展的金融業，又該如何做好準備？在台灣金融業長期努力國際化的過程中，總是很難擺脫只能被動承接著國際商品的宿命。如何趁此難得台灣經濟轉骨發展契機，本文倡議以「金融出口擴張」思維，官民一體，讓台灣金融產業也能伴隨實體產業，走出更好的未來。
從邊陲生產到核心製造 台灣經濟轉骨成長
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陷入寒冬停頓，但台灣卻逆勢成長，傲視全球。更難能可貴的，配合優異的防疫成績，讓世界認識台灣，也讓台灣製造的品牌價值，有了全然不同的意涵。因為長期以來，不論是「雨傘王國」、「鞋帽王國」、「電腦王國」等台灣製造封號，都是以物廉價美為最主要的印象，核心生產項目都是成熟市場所發展，只是利用台灣優質的勞動生產品質，再經由製程的改良作為世界市場競爭的主要優勢。
但在美中貿易戰與疫情發展下，包括台灣的半導體關聯產業與醫療防疫產品，都凸顯出其他國家於疫情衝擊下缺乏的生產品質與韌性，吸引著全球產業投資者的眼光，紛紛來台進行投資生產。此外，各主要資訊公司也紛紛設置研發中心以吸納全球人才，讓全世界最高端的半導體製程以及人工智慧（AI）等下世代產業趨勢開始茁壯於台灣。可謂在這次的變局中，從製造邊陲到全球核心，台灣已經完成步入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猶如青年轉骨而長，傲迎世界挑戰變局。
在這場美中爭霸與疫情中，各國央行為紓困所超發的貨幣，在連動的全球資本市場滿溢轉移，尋找合適安穩的投資標的。而防疫成功、財政穩健、經濟持續成長的台灣更成為目光聚焦的所在，使台灣外匯存底大幅成長，在幾無外債的情況下，大舉攀升至5,000億美元歷史水準〔圖1〕，展現了台灣在國際劇烈變局中的避風港角色。而逐步攀升的新台幣匯率，更讓台灣資產價值水漲船高，使更多元的運用變成可能，也使台灣終於達到3萬美元的人均所得門檻，晉身已開發國家水準之林。
只是，對照這批因為台灣「防疫成果」與「台積電」所吸引而看見台灣的全球熱錢，台灣似乎還沒有一個定論方向，能夠妥善運用難得的國際經貿新局，讓大幅增值的台灣資產有一個更具效率的配置方案。如果再觀察2020年將正式超過3兆的超額儲蓄，為了避免資產泡沫，研議更高戰略高度的資金引導政策，更是刻不容緩的必要措施。
讓「金融出口擴張」的進取 替代「金融進口替代」
事實上，為因應台灣大量的超額儲蓄問題，2014年金管會即成立金融進口替代專案小組以來，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政策，希望透過債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法規鬆綁，來鼓勵保險公司直接在國內有營業據點的銀行、券商辦理交易，以增加國內金融市場商機與就業機會創造，也就是稱為「人財兩留」的目標。
相對之下，由於利率的持續走低與國內投資標的不足，國際債與寶島債的蓬勃交易，反而讓有些人批評這些國際版債券成為保險業眾多投資標的中的「化外之地」，空有「國際」之名卻無「國際化」之實，充其量只能說是「外國發行人」因應台灣政府政策而為台灣投資人「量身訂做」發行條件的債券市場。
嚴格來說，如果真能落實鼓勵本土金融機構設計開發商品，並鼓勵保險業投資國內金融機構發行可轉讓定存單（NCD）及衍生性商品等各類金融商品的初衷，這樣進口替代的思維，仍是相當值得肯定。只是，就推動成果而言，法令的放寬僅是加速了壽險資金流向海外的速度，為了微薄的利差而進口替代，對於本土金融開發商品的能量提升，成效極為有限。因此，配合在疫後台灣實質經濟表現與台灣品牌價值的提升，將「金融進口替代」思維，一步到位「金融出口擴張」，或許更是應行之道。
以壽險業近年投資國外資金比重逐年增加的因應對策為例，單單2018年壽險業已有68%的資金投資在國外，這種結構化的結果，如果單以進口替代思維與成果，僅能將手續費作為金融產業收益來源。但我們也看到，如果藉由如國家離岸風電產業的投資，綠債的發行與銷售，讓本土資金與國家信用相互搭配，佐以政府應行的政策保證，促使國內金融機構設計出具國際競爭力的金融商品，吸引全球短中長期資金，槓桿運用，建設台灣更具競爭力，則是「金融出口擴張」的具象表現。
又例如，這兩、三年來，看到Google、微軟、FB、Amazon等國際大廠在台灣投資，甚至是Apple也在龍潭設立Mini LED廠等重要趨勢；如果結合國際債的發展基礎，搭配法令的引導，例如就發債投資於台灣本土生產的部分提供法令優待，則可讓這些國際大廠除了將台灣視為金主之外，更結合將台灣作為生產力提升的主要來源，也同時與台灣共生共榮。其中的關鍵，也是金融業從「進口替代」思維，轉型為「出口擴張」服務。
所謂金融的出口擴張服務，就是不同於僅著眼於部分取代國外金融機構對本土金融機構的服務功能，相對的，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向國際市場，建立以國際資金市場供需為標的的發展目標，廣泛利用國際資源，結合國際發展趨勢，充分參與國際資金流區域分工的金融發展模式。
在這樣的思維下，結合全球ESG與供應鏈重組發展趨勢與台灣價值的提升，台灣廣大資金將有更多的發展可能。讓資產的運用不再只單看「報酬率」或「價格」，更要看「價值」與國際影響力。
舉例而言，離岸風電是蔡英文總統重要財經政策，但在資金面卻碰到國內金融機構因為不熟悉專案融資架構，籌組不易的問題。就單以最大筆總額近新台幣900億元的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融資而言，儘管有了丹麥、荷蘭、挪威、韓國、日本、英國等出口信貸機構進行信用擔保，保證成數高達7成。但在參貸的25家機構中，本土金融機構卻參與有限，以至於讓台灣海峽長遠風力搭配國家購電保證所創造的廣大金融商機，無法回饋於台灣的超額儲蓄報酬，更失去台灣資金貢獻於世界減碳的趨勢之中。
未來，若政府設置一定指標，例如ESG參與評估報告或本國影響評估（包括環境與基礎建設發展等），用該指標來提供誘因引導台灣資金參與國際資本市場，這樣將得以在寬鬆資金使用管制的同時，也讓資金的ESG戰略與本土發展可以更為契合，如此的金融出口擴張思維，或許將是台灣真正應該思考的發展之道。
於此同時，更應建構 具韌性的金融社會安全網
但也不該忘記，在後疫情的金融世界裡，貧富並存的平行世界問題將更為嚴重，曾經以均富發展作為傲人成績的台灣經驗，更需要將此項課題視為最重要的挑戰。當大量的游資充斥於市場之中，如何有效引導資金流量而不致墊高了中產階級與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或者是由於風險與報酬的不對稱認知，導致財富管理產業滋生惡意，造成金融信任破口，將是政府在思考金融產業發展的最優先問題。
對此，關注普惠金融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雖然台灣的資產增值、品牌價值提升，但針對原本較無資源或希冀藉由努力達成社會階級流動的底層民眾，金融產業應該要更有創意、更有包容心的提供新世代金融服務。
這次的疫情紓困貸款，在政府的指導下，我們已經看到許多金融機構的活力創新。但除此之外，改變既有擔保放款當鋪思維，在創業投資與社會安全網的架構中，面對年輕世代月光瓶頸、青壯人口居住正義呼聲、高齡者銀髮金融需求、甚或都市更新再造，都是在政府政策的有效引導下，可以善用台灣廣大的金融累積，以及更有創意活力的金融從業人員，讓金融發揮社會為善機能，槓桿廣大善意對抗各項風險的最佳發展場域。
在這樣的發展下，台灣典範將進一步闡揚，結合疫後轉骨經濟所帶來的製造業新面貌，金融產業的前景更是令人期待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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