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在香港警方過度使用武力之後，香港的局勢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如果回頭檢視本次香港反送中運動，所謂的「無大台」式的去中心化無疑是一大特色。傳統的社會運動中，無論是環保、勞工或甚至是政治運動，都有中心組織擔任發動、催化或是主導的角色，學者稱之為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但是在本次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卻不存在一個具有中心地位的運動組織，這種去中心化的運動，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舉例而言，去年七月在舊金山灣一艘名為Alcatraz Prison Transport的船緩緩駛過港灣，船上聳立高達33英呎的巨型川普氣球，川普被製成小雞狀並身穿囚衣，目的在抗議川普稅務不清。令人驚訝的是這場運動的發起人Anne Pruett，不過是年僅25歲在大學修生物學、並在實驗室工作的一般民眾，在此之前她從未組織過類似的抗議活動，僅僅依賴網路上的號召就發動了近年舊金山最大的抗議川普運動。過去台灣的洪仲丘運動也是由素人發起，但是這次香港反送中運動則更進一步成為去中心化的全民參與運動，當然這樣的運動形式並非一蹴而就，若無之前的佔中與雨傘運動，也就難以有今日的反送中運動。這樣的運動形式是如何發生的呢？
史丹佛大學的Mark Granovetter曾經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有時候在酒吧兩人之間的爭執很快就能平息，有時卻演變為全酒吧的大亂鬥呢？原因在於每一個人會因多少旁人打鬥而被激怒至加入戰局的門檻高低不同，有人只要身旁兩個人打架就立刻加入（參與門檻低），有人要其他所有人都群毆了才會加入（參與門檻高），假設有100個人從門檻低到高排成一列，這時門檻最低者打了起來，影響到隔壁門檻次低的人也參與其中，然後逐漸感染下去，最終就成為所有人參與的大亂鬥；但是如果我把門檻最高的人排在最低的人身旁，門檻最低者的怒火無法激起身旁的人的參與，所以衝突就侷限在桌邊很快停止。也就是說，當不同人的行為會彼此互動產生影響時，每個人參與示威抗議的門檻高低不同，這時社會結構會影響運動的結果。例如在導致東德瓦解的最大群眾運動過後，Karl-Dieter Opp和Christine Gern為此訪問了參與示威的群眾，發現最能夠預測一個人是否參加該次大型示威的因素，便是這個人是否有親朋好友一起參加示威。
就示威或革命而言，每個人的門檻高低，就是在你的人際網路中，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參與行動，你才會採取行動。因此我們知道，要產生像香港反送中這樣去中心化的大型運動，必須建立在先前社會上已經存在許多公民團體的基礎之上，這些公民團體提供了彼此連結與信任的社會資本。
但是反送中運動更進一步，超越了這些原先存在的公民團體，而成為全港集體參與的大型運動，這又與通訊科技、人口密度與香港人先前存在的社會規範有關。我們可以從先前對於其他社會的研究中得到啟發。以1966年對於巴西11個農村692名農夫採用混合玉米，以及1973年對於韓國25個村莊1047位婦女採行家庭計劃的兩個研究為例，研究者希望知道混合玉米與家庭計劃是如何在兩個不同的社會中擴散。他們發現，這不僅取決於每個人的門檻高低與人際關係，也與外界的影響有關。外界的影響包括媒體、人員拜訪與社區運動（campaign），他們發現門檻越低者，越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而成為早期參與者。更有意思的是，外界影響會使得個人的行動，受到社會影響力會超過對個人人際網路的影響，也就是外界影響會使得個人的行動社會化，超脫出原有的人際關係，更受到其他集體因素的影響。
比起來在香港地狹人稠的環境中，這種行為的外部性更加容易擴散。這兩個研究是在行動科技興起前所做的，而今隨著行動科技的興起，使得香港人得以建立更廣泛的信任，這種信任能夠超越於個人人際網路，但又不受到單一運動團體的指揮，避免了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中，領袖一旦被通緝逮補，革命就無以為繼的尷尬。
如今香港局勢在崩潰邊緣，所有愛好民主自由的台灣人，都應該給予更高的關注與支持，香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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