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Ronald Inglehart 在他的著作《寧靜革命-後物質主義價值變遷》提到，隨著基本物質生活得到滿足後，個體會開始追求非物質的領域，包括自由公義、公民權利、人道社會，而這也突顯了時代的價值轉變差異。
對戰後嬰兒潮世代來說，由於物資匱乏，追求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成為他們的核心價值，唯有物質的充足，才能得到心靈的安定。但千禧世代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物質基礎上，隨著物質帶來的邊際效應下降，追求再多物質也難以令他們快樂，他們期待一個更多元有趣的生活。
物質主義者長期來的共同認知都是追求「繁榮安定」，他們對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民主化轉變的社會波動感到挫折，更對近年來經濟成長的停滯感到憤怒。尤其當國家領導人一邊喊著拼經濟，卻又忙於處理社會轉型與多元價值時，他們的政治不滿難以被伸張，直至韓國瑜的出現。
比起郭台銘，韓國瑜更懂得如何勾起物質主義者對經濟起飛時代的想念。當韓國瑜從競選高雄市長乃至於爭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都是以「賺大錢、發大財」亦或是「社會安定」，這些物質時代的價值為基調時，就註定他必然得到物質主義世代的支持。
當韓國瑜把自己和支持者緊捆在一起後，他們就已經設下了疆界。在這個群體空間中，若非高度物質發展認同者恐難跨入，因此也就限縮了群體成長的可能。但是當韓國瑜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之後，他將如何面對物質主義者的枷鎖及後物質主義者的挑戰，將會是他最難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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