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開槍時機，大部分的警察都說感受不到法律支持。原因在於，現行的《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警察開槍必須是急迫需要，合理使用要符合比例原則，還得注意不要射擊致命部位，這也是警察不敢開槍的關鍵。目前台灣實施的警械使用條例是民國91年6月修正的版本，已經超過17年沒有修改，2020年5月，行政院終於拍板通過，《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調查小組，警察開槍造成傷亡一律國賠，這也是政府機關首次，為了警察推動修法。
遭警擊斃嫌犯母親翁媽媽(107.04.16)：「他是拒捕而已，你們把人打死就是不對了啦。」
酒駕駕駛陳姓男子(108.12.08)：「我是覺得你打我輪胎就好，不要打駕駛座啦，會死人。」
這些年來，因為開槍吃上官司的員警不計其數，警察用槍怕的不是過程危險，而是得不到法律支持。
刑事警察局國際科研究員李泱輯：「他從我們這邊衝過來，本能反應，其實緊張，再加上覺得對自己生命造成威脅，開槍了，開了三槍，打到腳，還有一槍好像打到肩膀，都中了，其實開槍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開了幾槍。」
19年前這場勤務打中槍擊要犯，李泱輯換來的是漫長的折磨。
刑事警察局國際科研究員李泱輯：「我記得法庭上，他跟我說一句話，他說我就被判無期我關一關，無聊我就是有時間，你要是不把錢拿出來，我就繼續跟你耗，他真的很閒，因為他這輩子都要去關，他有時間、我沒有。」
執行公務導致傷亡，後續調查員警往往得獨自面對，一開始對方要求5萬元和解，李泱輯拒絕，官司拖了8年，最後換來有罪判決，還得賠償嫌犯104萬，5萬元跟8年的青春，如果是你會怎麼選擇？
刑事警察局國際科研究員李泱輯：「我去到法庭，我跟法官說我不願意和解，5萬元我不願意付，一元我都不付，請法官把我們值勤的缺失，如果你認為我有缺失，請你把它寫清楚，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疏失。」
高等法院刑事庭法官黃玉婷：「法官在面對這個，是在做一個權衡平衡，他要去看警察執法的過程，為什麼警械使用條例要做這樣規定，為什麼去這樣要求，在要求的過程中，他在平常的訓練就可以加進去，譬如說在射擊訓練，這些活靶移動的訓練，為什麼要做區分，顯然在執法過程中是可以有選擇的餘地的，是認為一般正常警察在執法過程，在面對危難的時候，是可以受訓而且有選擇餘地，不是隨便打一通。」
依法執行公權力，那條線畫在哪裡，雙方落差的原因或許在於，警察開槍這個決定是生死一線，但法官永遠是坐在法庭上，超然冷靜事後諸葛。
刑事警察局國際科研究員李泱輯：「你看到槍打出來，現場在你面前的同事倒下，那種恐懼跟壓力，其實沒有去過現場，你不會知道，我也不會知道，因為它沒有辦法被模擬。」
新北市現職員警(匿名受訪)：「要等到危害發生，警察才能夠做動作，這樣才可以滿足結果論，當什麼危害都沒有發生的時候，日後在法庭上，不管是辯方律師或者說輿論，都有很多的切入點說，其實危害都還沒有發生，其實你可以怎麼做，警察就像父子騎驢一樣，怎麼做都會有人有話講。」
正因為背負這樣的期待，大部分的員警即使命在旦夕，要使用國家配發的警械還得考慮再三，那沒開過槍的法官又是如何認定開槍時機？
資深司法記者趙國涵：「談到警察開槍的時機，所有法官都會提到比例原則的適用，要怎麼認定呢？刑事庭會看三件事情，第一就是開槍的當時是不是危及到性命，第二就是開槍是不是當時唯一而且必要的手段，最後就是開槍造成的結果，跟一開始的目的是不是相符合，而根據司法院資料庫的檢索結果顯示，從民國85年至今，員警開槍(打死人)的判決一共有30件，裡面有18件判無罪，12件判有罪，比例大約是6比4，而這12件有罪判決當中，有高達9成嫌犯最後都被認定沒有武器、沒有攻擊行為並且試圖逃跑，這種情況下警察開槍就比較難獲得法官認同。」
把開槍的一瞬間格放成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再來計算衡量，畢竟是人命關天，法官希望警察在考慮了所有因素後，才去選擇開槍這個最後手段。
立法委員葉毓蘭：「我曾經把李泱輯的判決書，拿到美國去給華人律師看，他們覺得簡直是，尤其是刑事律師一看就覺得，你們台灣的法官令人嘆為觀止，還有什麼叫做第一槍第二槍，還以為我是在電動玩具，或是在靶場裡可以瞄準，他不了解這些都是在生死一線間。」
刑事警察局國際科研究員李泱輯：「在警械使用的判決中，常常去指責檢察官怎麼可以不挺警察，法官怎麼可以做出恐龍判決，我想這對他們來講也不盡公平，因為其實我在訴訟的過程中，法官希望我找專家證人或鑑定機構，我去研究了，沒有，台灣居然沒有這種東西。」
目前台灣實施的警械使用條例是民國91年6月26日的版本，針對警察開槍的案件不比醫療訴訟或交通事故，有專門的鑑定委員會出具鑑定報告提供給司法機關作為訴訟參考，超過17年沒有修正的法律，危急時刻能夠符合警察勤務需求以及守護治安嗎？
警政署長陳家欽：「所以我們認為是要作一些修改的，第一個就是，我們成立一個公正超然的調查小組，一個委員會，第二個賠償的問題不要讓我們同仁去承擔，由國家來承擔。」
警察心聲政府不是沒有聽見，2020年5月，行政院拍板通過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法增訂警械使用調查小組，因公用槍造成傷亡一律國賠，這是政府機關首次為了警察推動修法，立意雖好但似乎困難重重，攤開立法院法案查詢系統，從民國91年至今，由立法委員提案修改警械使用條例一共提了13次，通通躺在審議跟一讀階段，現實的殘酷讓警察不得不低頭。
立法委員葉毓蘭：「警察的位階實在太低了，有很多的法案，其實在你要出內政部那個門，就已經有相當的難度，然後還要出行政院，用院版的形式進到立法院更困難。」
刑事警察局研究員李泱輯：「為什麼這個案子走到了十七八年才有警械使用的一個修法，其實要負責的是誰，當然是政治人物啊，你們不重視這樣一個基礎法令。」
這些年來，員警值勤傷亡案件不計其數，警察人員的執法分際問題屢屢浮上檯面，抽象的法律規範需要專家證人跟鑑定機構，更細緻的配套替個案說話，當配套機制始終難產，當修法淪為政黨口號，人民保母的執法風險終究只能自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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