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年最低工資的月薪調幅多低於時薪，導致兩者差距已經超過15%，讓不少年輕人開始捨棄正職工作，選擇兼差。專家學者憂心，這樣一來會對勞動市場造成衝擊，因為各產業都需要穩定正職勞動力資源，缺工情況恐怕更加嚴峻，尤其服務業、餐飲業，未來恐怕會越來越難請到正職員工。
站在吧台，手腳俐落地忙著調製咖啡，24歲的Alice，在咖啡廳打工近一年，已經熟練掌握每一個動作，她說會選擇打工而不是當正職，是經過深思熟慮做的決定。
打工族Alice：「我之前有當過兩份正職，然後是有坐辦公室的，也有做過餐飲業，覺得做兼職，會比做正職的CP值高一點。」
打工族Alice：「之前兩份工作，約莫在三萬至三萬五左右，然後在兼職，跟我自己在兼職其他工作的時候
，這樣合起來差不多是四萬以上。」
記者劉彥萱：「明年最低工資調漲，若以時薪190元來計算，一天工作8小時，每月工作22天，月收入約3萬3，但最低工資月薪僅約2萬8左右，這恐怕會讓很多年輕人，捨棄正職而選擇打工。」
長年以來，最低工資月薪累計調幅，低於時薪，近9年來，最低工資月薪調漲42.9%，但時薪卻超過五成，兩者差距高達15個百分點，資方擔憂，年輕人偏好兼職工作，尤其服務業餐飲業，人力缺口明顯，未來會越來越難，請到正職員工。
咖啡店老闆周朝偉：「我們的正職人數，大約是落在九位，我們的兼職就差不多有十位以上，其實像我們中小企業為主，我們當然希望還是找到核心幹部，是我們的擴店的條件，如果說我們希望把企業做得更完善，但如果說大部分我們還是，使用兼職的話，我覺得這樣我們在教育訓練上，或者是未來的福利規劃等等，我覺得它的平衡是比較不好的。」
文大勞動系教授李健鴻：「領月薪的正職員工他會覺得，為什麼我的工作責任跟負擔大，加班費也沒有增加很多，那我的換算以後的時薪，卻比兼職要少，所以他們會覺得，我為什麼要繼續待下來，有一些正職勞工就離職了，這個其實七八年，八九年前就開始出現了。」
李健鴻進一步分析，時薪月薪差距擴大，時間得回溯到2012年總統大選，當時候選人競選政見，宣布時薪加成制度，雖然是提升非正職工作者的生活保障，但多年下來卻加劇了，人力市場結構性問題。
文大勞動系教授李健鴻：「2011年的總統大選，當時朝野兩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他們為了要拉所謂，打工族的年輕選票而開的政見支票，七八年前我的理解政府就意識到了，所以過去這兩三年其實，基本工資的調整，時薪已經開始，就已經沒有加成計算，時薪的調幅跟月薪調幅，要慢慢的縮減差距，這還需要一點時間。」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去年我國非典型工作者，共80.6萬人，占全體就業人數約7%，相較2022年增加8000人，學者憂心，現在非典型工作者逐年上升，有企業為了節省勞動成本，會將原本時薪制勞工依照工作時數，按比例改以最低工資月薪來計算。
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你採取月薪制的雇主，如果你每個月的工作時數，比這個正常工資來得少，你可以用月薪的最低工資，然後按工作時數的比例去計算，計算出一個月薪的最低工資，所以換句話說我如果本來是，就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只做20個小時，那麼我要走月薪的最低工資，我就按月薪的最低工資，除以二就減一半給你就好，那這樣算出來的話，我每個小時付給勞工的薪水，是比較少的，所以我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部分，也就是雇主會不會因此去鑽這個漏洞。」
當時薪高於月薪，的確會對勞動市場造成衝擊，但各產業都需要，穩定正職勞動力資源，才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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