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願景工程基金會／周妤靜
凌晨五點的首班公車總是空盪盪的，國小五年級的阿泰（化名）在醫院前上了車。他才剛由媽媽的病房醒來，馬上要花一小時車程趕回台中石崗的家，換上制服，上學去。
阿泰是媽媽唯一的家人，也是媽媽的照顧者，縱使他還未成年。媽媽住院時，醫院就是阿泰的家。當同學在家寫功課，阿泰將作業擺一旁，陪媽媽聽醫囑、遞水餵藥；若有空檔，阿泰連上醫院的無線網路，躲進手機遊戲的世界裡。
家扶基金會社工鄭雅文說，阿泰的媽媽患有紅斑性狼瘡，一眼幾乎失明，兩邊乳房因惡性腫瘤切除。媽媽擔心自己不久人世，不時提醒獨子：「我過不久會走，到時候，你就讓社會局安排住進機構。」
「失去媽媽」的恐懼，讓阿泰天天焦慮地咬指甲、咬衣服，將衣領咬出好幾個洞。
該是求學的年紀、人生重要的奠基階段，阿泰卻提早扛著失親的焦慮與照顧的重擔。學業，已不是人生清單裡最重要的事了。這是「年輕照顧者」的寫照。
在「願景工程」採訪的年輕照顧者中，阿泰還不是最年輕的。有的孩子年僅五歲就開始分擔家務、替行動不便的父親擦背；也有孩子從七歲開始替癱瘓的母親更換尿布。
「學業」和「照顧」輪替，構成年輕照顧者的的日與夜；倘若年輕世代逐漸滑向「照顧」的角色，偏離了學校教育，他們的未來會有怎樣的衝擊與損失？
被列國安問題，多國積極介入，台灣無警覺還以孝道綁架
「看長遠的，年輕照顧者犧牲的是未來的人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郭慈安指出，學生為照顧中輟、延後就業，可能從此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澳洲政府認為這是國安問題。」郭慈安說，年輕人就業困難，影響的是國家的生產力與競爭力，且當他們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國家還是得負起責任。
「年輕照顧者」議題已在各國浮現。有遠見的國家看見年幼的照顧身影、提出對策——澳洲教育部確立年輕照顧者的轉介流程：學校發現學生有照顧家人的事實，第一要為學生安排心理輔導、第二是為學生連結長照資源。郭慈安說，「澳洲政府發宏願，要讓年輕照顧者都能從高中畢業、不輟學。」
不只澳洲，英國、日本都做了全國性調查研究。英國諾丁漢大學推估，高達20％在學生正在承擔照顧責任；英國「照顧者信託」（Carers Trust）指出，疫情爆發後，年輕照顧者的人數還在持續增加。
為了保障18歲以下年輕照顧者的權利，英國政府派社工評估年輕照顧者的照顧能力及意願、了解他們的生涯規劃以連結資源，避免年輕照顧者為長照犧牲自己的未來。
日本政府的調查顯示，國、高中平均每個班級就有一個年輕照顧者，且當中有一成的學生，平均每天要花七小時照顧家人。厚生勞動省與文部科學省於是成立「支持年輕照顧者福利、護理、醫療和教育工作小組」，長照部門聯手教育部門，儘早發現年輕照顧者，確保他們的生涯發展不因長照受限。
反觀台灣，政府對於年輕照顧者的困境毫無危機感，不僅沒有基礎人數的調查與對策，還持續舉辦「全國孝行獎」，歌頌未成年兒少對親人的照顧，境遇愈是可憐愈容易得獎，以彰顯「孝行」。
以媒體跟進報導的孝行獎得主事蹟來看：七歲孫得獨力照料八旬全盲祖母；十三歲女孩一人照料病母、斷指弟、高齡祖母，少女就得一打三⋯⋯。有些得獎者為了照顧病倒親人，甚至要半工半讀，維持家庭收入。
「這對先進國家來說，是很丟臉的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強調，兒少是需要被大人、政府照顧的對象，政府應該檢討：為什麼孩子得犧牲受教權、遊戲權，各種「當小孩」的本分來照顧親人？國家該做的不是「頒獎鼓勵小孩受苦」，而是思考如何介入、讓他們好好成長。陳景寧指出，「孩子遇到磨難的當下，如果有人陪伴，也許後面的人生不會這麼辛苦。」
學校是覺察年輕照顧者的首道防線
事實上，年輕照顧者在台灣並不少見。2021年，家扶基金會向全台接受援助的家庭進行調查，結果指出，近兩千個家庭中，約兩成兒童或少年成為「年輕照顧者」；其中，五成以上來自單親家庭——當父母外出工作，孩子就必須照顧弟妹、祖父母，或生病的家庭成員。
學校應是覺察年輕照顧者的第一道防線。但是，多數老師未警覺到年輕照顧者的嚴重性，陳景寧說，「老師把照顧視為家人間的關愛，不會聯想到孩子的權利受到損害、不會覺得這很危急。」
年幼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有權求助、要向誰求助，例如國小五年級的阿泰。阿泰看見相依為命的母親病苦衰弱，感受到長照的壓力，但他沒有語彙、知識能描述及求助，只任由自己焦慮到咬破衣領。
至於青春期的孩子，面對壓力可能選擇逃避——拒學、逃家，或沈迷在電玩遊戲裡。
黃恩惠（化名）15歲那年，父親中風失能，幾年後，同住的外婆得了癌症、外公接著失智，陸續倒下。「看到家裡這麼混亂，一個是不要添亂，自己成長，再來就是忍耐。」今年33歲的黃恩惠回想，那時她不曾向學校老師及同學求助，只是獨自隱忍悲傷。
黃恩惠的母親雖然承擔起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但黃恩惠只要在家，就不敢閒著，必須幫忙照看家人、遞茶水、倒尿壺。「青少年是正愛玩的年紀，怎麼受得了不去玩？」大人眼中安靜乖巧的黃恩惠，拚命忍耐，終究遇到極限。
青春期時，黃恩惠逃避回家，「好險我沒有逃去令人擔心的場所。」當時她不想回家就逃到天主堂，接著逃去外縣市念大學，久久不願回家。
在大人缺乏警覺、孩子不主動求助的情況下，年輕照顧者成為隱形的議題。「我們怎麼找到這些人？然後幫助他？」黃恩惠為其他年輕照顧者感到擔憂：「他們需要更多的陪伴」，一心掛念可能失去的家人，被焦慮淹沒，「怎麼有心上課？」
「第一線工作者的敏感度應該要提升，意識到這是新的問題。」陳景寧說，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照顧者。她認為，教育部首先要建立學校的通報制度，讓老師意識到年輕照顧者需要協助；最重要的是，國家要給予年輕照顧者選擇權——如果有選擇，他們不必為長照交出自己的人生。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年輕照顧者：來不及長大，就為長照交出人生
※本文由願景工程基金會授權報導，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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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泰是媽媽唯一的家人，也是媽媽的照顧者，縱使他還未成年。媽媽住院時，醫院就是阿泰的家。當同學在家寫功課，阿泰將作業擺一旁，陪媽媽聽醫囑、遞水餵藥；若有空檔，阿泰連上醫院的無線網路，躲進手機遊戲的世界裡。
家扶基金會社工鄭雅文說，阿泰的媽媽患有紅斑性狼瘡，一眼幾乎失明，兩邊乳房因惡性腫瘤切除。媽媽擔心自己不久人世，不時提醒獨子：「我過不久會走，到時候，你就讓社會局安排住進機構。」
「失去媽媽」的恐懼，讓阿泰天天焦慮地咬指甲、咬衣服，將衣領咬出好幾個洞。
該是求學的年紀、人生重要的奠基階段，阿泰卻提早扛著失親的焦慮與照顧的重擔。學業，已不是人生清單裡最重要的事了。這是「年輕照顧者」的寫照。
在「願景工程」採訪的年輕照顧者中，阿泰還不是最年輕的。有的孩子年僅五歲就開始分擔家務、替行動不便的父親擦背；也有孩子從七歲開始替癱瘓的母親更換尿布。
「學業」和「照顧」輪替，構成年輕照顧者的的日與夜；倘若年輕世代逐漸滑向「照顧」的角色，偏離了學校教育，他們的未來會有怎樣的衝擊與損失？
被列國安問題，多國積極介入，台灣無警覺還以孝道綁架
「看長遠的，年輕照顧者犧牲的是未來的人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郭慈安指出，學生為照顧中輟、延後就業，可能從此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澳洲政府認為這是國安問題。」郭慈安說，年輕人就業困難，影響的是國家的生產力與競爭力，且當他們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國家還是得負起責任。
「年輕照顧者」議題已在各國浮現。有遠見的國家看見年幼的照顧身影、提出對策——澳洲教育部確立年輕照顧者的轉介流程：學校發現學生有照顧家人的事實，第一要為學生安排心理輔導、第二是為學生連結長照資源。郭慈安說，「澳洲政府發宏願，要讓年輕照顧者都能從高中畢業、不輟學。」
不只澳洲，英國、日本都做了全國性調查研究。英國諾丁漢大學推估，高達20％在學生正在承擔照顧責任；英國「照顧者信託」（Carers Trust）指出，疫情爆發後，年輕照顧者的人數還在持續增加。
為了保障18歲以下年輕照顧者的權利，英國政府派社工評估年輕照顧者的照顧能力及意願、了解他們的生涯規劃以連結資源，避免年輕照顧者為長照犧牲自己的未來。
日本政府的調查顯示，國、高中平均每個班級就有一個年輕照顧者，且當中有一成的學生，平均每天要花七小時照顧家人。厚生勞動省與文部科學省於是成立「支持年輕照顧者福利、護理、醫療和教育工作小組」，長照部門聯手教育部門，儘早發現年輕照顧者，確保他們的生涯發展不因長照受限。
反觀台灣，政府對於年輕照顧者的困境毫無危機感，不僅沒有基礎人數的調查與對策，還持續舉辦「全國孝行獎」，歌頌未成年兒少對親人的照顧，境遇愈是可憐愈容易得獎，以彰顯「孝行」。
以媒體跟進報導的孝行獎得主事蹟來看：七歲孫得獨力照料八旬全盲祖母；十三歲女孩一人照料病母、斷指弟、高齡祖母，少女就得一打三⋯⋯。有些得獎者為了照顧病倒親人，甚至要半工半讀，維持家庭收入。
「這對先進國家來說，是很丟臉的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強調，兒少是需要被大人、政府照顧的對象，政府應該檢討：為什麼孩子得犧牲受教權、遊戲權，各種「當小孩」的本分來照顧親人？國家該做的不是「頒獎鼓勵小孩受苦」，而是思考如何介入、讓他們好好成長。陳景寧指出，「孩子遇到磨難的當下，如果有人陪伴，也許後面的人生不會這麼辛苦。」
學校是覺察年輕照顧者的首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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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是覺察年輕照顧者的第一道防線。但是，多數老師未警覺到年輕照顧者的嚴重性，陳景寧說，「老師把照顧視為家人間的關愛，不會聯想到孩子的權利受到損害、不會覺得這很危急。」
年幼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有權求助、要向誰求助，例如國小五年級的阿泰。阿泰看見相依為命的母親病苦衰弱，感受到長照的壓力，但他沒有語彙、知識能描述及求助，只任由自己焦慮到咬破衣領。
至於青春期的孩子，面對壓力可能選擇逃避——拒學、逃家，或沈迷在電玩遊戲裡。
黃恩惠（化名）15歲那年，父親中風失能，幾年後，同住的外婆得了癌症、外公接著失智，陸續倒下。「看到家裡這麼混亂，一個是不要添亂，自己成長，再來就是忍耐。」今年33歲的黃恩惠回想，那時她不曾向學校老師及同學求助，只是獨自隱忍悲傷。
黃恩惠的母親雖然承擔起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但黃恩惠只要在家，就不敢閒著，必須幫忙照看家人、遞茶水、倒尿壺。「青少年是正愛玩的年紀，怎麼受得了不去玩？」大人眼中安靜乖巧的黃恩惠，拚命忍耐，終究遇到極限。
青春期時，黃恩惠逃避回家，「好險我沒有逃去令人擔心的場所。」當時她不想回家就逃到天主堂，接著逃去外縣市念大學，久久不願回家。
在大人缺乏警覺、孩子不主動求助的情況下，年輕照顧者成為隱形的議題。「我們怎麼找到這些人？然後幫助他？」黃恩惠為其他年輕照顧者感到擔憂：「他們需要更多的陪伴」，一心掛念可能失去的家人，被焦慮淹沒，「怎麼有心上課？」
「第一線工作者的敏感度應該要提升，意識到這是新的問題。」陳景寧說，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照顧者。她認為，教育部首先要建立學校的通報制度，讓老師意識到年輕照顧者需要協助；最重要的是，國家要給予年輕照顧者選擇權——如果有選擇，他們不必為長照交出自己的人生。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年輕照顧者：來不及長大，就為長照交出人生
※本文由願景工程基金會授權報導，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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