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週刊報導】 小時候,課堂活動要討論爸媽的職業,我都坐在位子上,不想找同學討論。我在台中大肚山長大,爸媽都是工地工人,爸爸是工地電銲工,媽媽當助手。她有聽障,還是聽得到,會看嘴型,只是反應慢會聽錯,我從小就要幫她翻譯電話內容,連爸爸在電話裡親一下的聲音,也要翻譯。身心障礙家庭可以減免學雜費,老師在全班面前問:「這學期誰要減免?」我每次都自卑到不敢舉手,下課才私下跑去找老師。
國小時爸爸因上游廠商倒閉,為了付錢給下游,欠債百萬元。為賺錢,爸媽搬到台北工地、住貨櫃車,我跟弟弟獨自在家,每天吃冷凍微波食品。有次吃泡麵,我摔破碗,碎片一刀刮下去,很深,一直流血,找鄰居都不在家,爸媽花2個多小時從台北趕回台中,才帶我去急診,我右手到現在還有一條4公分的疤。
在那之後,爸媽決定讓我跟弟弟轉學到台北。環境突然變了,周遭同學都好強,我從前在鄉下是全班前3名,來台北掉到倒數10名。我變得很排斥讀書,找不到成就感。上課偷喝飲料,下課被老師叫去辦公室念課文,英文考卷全部用猜的,猜完就趴著睡覺。基測完,甚至挖一個洞把課本丟進去全部燒掉。
高中時,我喜歡昆蟲,開始夢想當昆蟲學家,自然科是我的強項,我從10幾名慢慢爬到前幾名。那時家裡經濟轉好,爸爸幫我請了家教,每天念書到凌晨1點,畢業時全校前3名,考上成大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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