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忘了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染上了躁症。倒不是正式地被醫生診斷、宣判，而是自己和周圍的人感受到的那股壓力。
 
經紀人以為是工作壓力造成。她們卻不知道，其實只有在談工作時我的狀態是平靜的。當這個工作被排入行程時，我就開始焦慮。
 
越接近工作日越嚴重。
 
真的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急躁，應該是進入這個娛樂圈以後。貴圈啊，真是操碎了我的心。
 
首先，第一場苦難便是大一簽了唱片合約，一直讓我等到大四才發片。
 
那時我不過是個大學生，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網路、沒有社群媒體的大學生。
 
日子就是上課、趕公車，和同學騎機車上貓空、去動物園。所以，簽了唱片合約真是件大事，感覺生命突然變成金色的，感覺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浮在雲端的大城堡，一段奇幻旅程。

同學們聽說了這樣的事，又聽說我成了張雨生的同門師妹，眼睛發亮地將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地詢問著、好奇著，彷彿她們的同學就要一炮而紅，變成大明星。

這樣的情形並沒有維持太久。
 
單純的我們，並不了解演藝圈的節奏和生態，我們的想像很簡單︰簽約、出唱片、上電視、紅。

實際面是，我一等就是三年。
 
同學們興奮的程度慢慢減低，從「你什麼時候要發片？」變成「你真的有要發片嗎？」

那時，我最大的壓力便是同學的眼神。他們從好奇、羨慕，到懷疑，然後漸漸忘了聊這件事。

他們大概覺得我在騙人，而我，也覺得自己受騙了。

他們不知道的是，每個月，我都換了一把零錢。在學校側門旁，一排餐廳的騎樓下，打著公共電話。

那電話是淡藍色加上銀色線條，胖胖的，如果不是心情低落，它應該有些Tiffany品牌的優雅可愛，但在記憶裡，我撥著公共電話的畫面，都是黑色的。

有時候我一個人撥打，有時候有同學陪。我打給簽約的製作人，他說，快了、快了。後來，他說，應該是下個月吧。

第一年我是相信的，所以掛了電話我是雀躍地離開。

後來，每個月我都被告知是下個月，這樣聽了2年，24個月之後，我才算有一點點了解這個行業。

多年後，進了演藝圈才知道，我當時簽的是製作公司，不是唱片公司in-house。

唱片公司面對的是不同的經紀公司、製作公司推出的新人名單，他們會看中較有潛力，或是較符合當時商業市場的來發片，更遑論他們還有自己簽約的重量級歌手要定期發片。

多年後，我看到唱片公司主管牆上的大白板才了解︰上面一個個大牌的名字，寫著何時拍MV、何時要上那個最熱門的綜藝節目，他們的名字是在軌道中的巨星，有的是太陽，有的是金星、水星。而我，連冥王海王都不是，感受不到任何引力，我被遠遠拋在外太空，不過是那億萬繁星的小亮點，寂寞地漂浮著。

等到大四下，終於進錄音室，唱歌、發片。又因為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女，所以，只能當一個被奚落的丑角。

我拚命搶話、搶發言機會、搶鏡頭。立刻就被亟需新人的主持界網羅。

第一個合作的大哥是倪敏然先生。他對節目很有想法，一想到立刻就要做，常常激烈地與工作人員溝通，那時飛進我世界中的爭吵、對立，和三個字或以上的髒話，撼動了我的宇宙。

第二位合作的大哥是曹啟泰先生。他的嘴巴總是連珠炮似地沒停過。一開機，他叭啦叭啦地串流程、介紹獎品，當時，我們從中午到晚上，一天可以錄遊戲節目《好采頭》五集。下了節目，啟泰哥還是不停地講——講他的老婆小孩、他的人生、他的婚顧公司，和他起了幾個會。

第三位合作的大哥是徐乃麟先生。一樣是個人未到聲先到的急性子。常常在化妝室就聽見他由遠而近的︰「快！快！快！」這三個字搭上他拍手掌的節奏，像極了清晨批發的漁市場，節奏刀起刀落之間，生意成交。

我後來的幾年也常常用乃哥的節奏說快！快！快！

或許也不用催促，因為沒有多久，我就做起現場Live直播。下午5:30播娛樂新聞到7:00，然後趕去廣播，做另一個現場，8:00~10:00的直播。

那是一段沒有朋友、沒有人生，只有工作的日子。

常常趕得連好好吃個便當的時間也沒有。一次，發現便當裡有隻小蟑螂，只能先把它挑開，然後不吃那個格子裡的菜，仍然把便當吃完。因為我連去找一份新食物的時間也沒有。

我要上現場了啦！快快快！

於是，工作人員遞資料慢了我急，新聞還沒剪好我變臉，每天急的下場是——猛爆型肝炎。

躺在病床上，我被迫思考人生的輕重緩急，那時的生死交關嚇醒了我，因為，我才30歲。

出院付帳單時，看著那數字，可以換算成無數峇里島陽光燦爛的日子，或是紐約、倫敦、巴黎看不完的秀，我知道我人生接下來的選擇了。

後來，我盡量不急，盡量開心。

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只是把那份焦慮內化，不讓別人看出來。不想影響別人、不想給周遭工作人員壓力。
 
於是我在等待的小空檔玩「Angry Bird」，看那橫眉豎眼的鳥兒比我還氣，心裡便好受一點。或者玩「Candy Crush」，消糖果，一排排、一列列，兩眼發直，忘記時間。要是大一點的空檔，我就去附近的商場，什麼「Z」牌、「U」牌、「F」牌、「B」牌、「G」牌的快速時尚都逛，翻翻看看，好過在棚裡枯坐。

遠一點的人看不出來我心裡急，近一點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經紀人、助理怕我不開心，下載夯劇讓我看，準備零食、泡麵開趴，有時候甚至在後台布置了微微酒精、各種水果酒，讓等待變成了姊妹聚會。

等待本來就是人生中必定會遇見的事，在演藝圈更是充滿了各種磨人的等待。

等太陽等海浪等霧散、等飛機過等垃圾車走等火車來、等遲到的大牌、等弄錯的道具、等沒出現的導演……

通常若是不可控的意外，我的心是平靜的，無奈地接受著。但若是因為不專業的因素，我的心就開始不平靜。先是驚訝於看見的荒謬，內心小劇場在海邊的大石頭上對天大喊︰「為什麼？為什麼？」然後有一群憂國憂民的文青圍坐一桌，討論這個圈子人才流失到底有多嚴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云云。最後，心急如焚的母親登場了，這樣就不能接小孩了，荳明天還要考試，誰幫她複習？

然後就山洪爆發。然後就想著退休，去種田、去看雲看海啊什麼的。

但奇妙的是，在私領域的我，卻有無比的耐心。對孩子、對老公、對朋友。

公和私的我，在兩個極端的狀態。

工作時，像高鐵、像殺手。追求速度、效率。回家後，像是在南洋路邊米粉小攤旁悠閒的狗，時而懶洋洋，時而追逐著雞，或向小孩搖尾巴。

多年前，日本男子偶像團體當道，一批批的花美男出唱片兼巡迴演唱會，還能拍廣告演偶像劇，我好奇地問了一個在日本工作的圈內人，為什麼他們能同時做這麼多產品卻仍神采奕奕、皮膚身體都是最佳狀態？

那工作人員說，因為這些當紅偶像都時間緊迫，所以，其他配合的幕後小組都先自己排練好了。
 
？！！？

他解釋，比如說發專輯的同時仍要同步拍偶像劇，那麼他們便會在偶像本人出現前找替身，把走位、台詞順幾遍，現場攝影師也跟著走幾遍，燈光道具早已定位，導播也熟悉節奏後，預定拍攝時間一到，偶像出現。他已經背好他的台詞，待替身示範他的走位後，拍攝便順利進行。

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國境界啊。

我看過眾家一線演員等臨演的情形，因為劇組不肯多花錢，只發臨演來半天，但眾家演員早已把前面戲分演完，執行製作說，那你們聊聊天等臨演吧！

也聽過拍了一整天的臨演覺得太累，一群人開始吵鬧要走人，最後甚至報警的鬧劇。

也有節目準時開錄，卻因為送道具的人睡過頭，全棚空等。

還有遲到慣了的美豔女星，好不容易只遲到半個小時，正當節目組暗自慶幸時，那女星開始補妝，一補，就補了2個小時。

她的妝好了，我們的妝全等花了。

也碰過製作單位發我6點通告，因為江湖傳聞他們很會延遲，當天也有一場日本大師的音樂會，我心存僥倖地問製作人︰「可以晚一個小時嗎？」製作人斬釘截鐵地說︰「今天一定會準時！一定要六點到！」

悻悻然把票送給朋友去聽。那朋友聽完整場，再加上安可曲，然後很有良心地來棚裡探班，發現我還沒錄影。那天原本六點的通告，一直到半夜十二點半才開錄。

經過這麼多摧殘後，我發誓，只要我長大，一定要減少這種事發生，一定不讓工作人員或其他藝人在棚裡浪費生命、虛度光陰。憑什麼讓不專業影響專業？

但人性是很奇怪的，積習難改、積非成是。

電視台內的工作人員習慣了過去的工作節奏，有些人一開始還會私下抱怨︰「錄那麼快幹嘛？連抽根菸喝咖啡的時間都沒有……」

但這種高鐵速度一上軌道，怨言變成了驚喜的贊同︰「哇！下班了還可以和家人吃晚飯！」或是「下班了還可以去玩欸！」

於是，在能力範圍內我加緊速度、提升效率。在我還是得無盡、無意義地等待時，我練修養。

看劇、寫書、練字、聊八卦、看書，也順便練演技。

演我很快樂、演不在乎，演了解這就是演藝圈的常態。我的演技很表面，所以遠的人看不出來我的焦慮，近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我以前看過大哥級主持人打或踢工作人員的，這麼比起來，我還算是忍得不錯。

不過我還是不聰明，畢竟有些人還是察覺得到，可見我壓的還是不夠深。就不能微笑優雅地說，沒關係啊！大家加油哦！臣妾做不到啊！

可能是那忿忿不平的種子已深埋在心裡。為什麼不專業可以影響、干擾專業？

每個人對職業道德的要求不同，又或者，這已經不只是工作心態的問題，而是人生哲學的問題？

體諒。

體諒別人偶有的風雨；體諒別人驚慌時的不知如何判斷；體諒他人正在學習；體諒他人力有未逮。

如果可以溫柔地等待孩子的嘗試錯誤，那麼，也應該這麼對待別人的孩子。
 
學，我也正在學。
 
學著和我的躁，說再見。

（作者 / 陶晶瑩：在電視圈工作了20年，但對音樂和寫作的熱情未曾稍減。終生信仰愛情，會以最大的能量去愛她所愛的人事物。畢生最大願望是著作等身，更希望將來能練就以影像說故事的功力。)

>>本文出自《╳！為何我又站在雪地上》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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