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達志影像

（作者／蔡孟峰）

監聽是警察偵辦案件時一種很普遍的手段，早期通信監察法稱之為「惡意追蹤」，雖然早都不是秘密，但警察單位並不希望媒體在撰寫破案新聞時，提到這個名詞，當監聽的對象就是記者時，並不代表記者就是案件的鎖定對象，反而是因為私人公器私用，惡意的濫權行為。

現在通訊監察法聲請監聽票與過去不同，早期是由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由檢察機關審批，所以檢察官具有相當大的權限，有時反過來，是檢察官主動要求警察執行監聽某支電話的通聯及譯文，當然在偵查不公開的保密原則之下，警察也不會過問監聽的原因。

90年代發生一起警察集體貪瀆的重大事件，現職或曾經任職某縣市的警察，不下數十人都被列為監聽對象，層級之高、範圍之廣，歷來罕見，唯恐消息走漏或有內部包庇之嫌，都由同一位檢察官指揮警察以外的司法警察官偵辦此案，整個警界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在尚未採取約談行動之前，記者如常與某些警察因為採訪工作需要，私下保持密切連繫，通聯記錄頻繁也相當正常，但也在不知情當中，成了被懷疑的對象，一併被掛線監聽，這位承辦的檢察官在分析監聽譯文交叉比對時，發現熟悉的記者與眾多被監聽的警察都有連繫，於是透過管道「暗示」。

因為貪瀆案尚未爆發，記者也不知為何也成了監聽對象，每日也如常使用同一支手機對外連繫，除了最多是警察以外，還包括因為幾乎每晚應酬都會接觸的酒店、夜總會業者和小姐們，以及邀約飯局的江湖人士，通話內容廣泛，明知已被監聽但仍不避忌。

在一位高階警官的婚禮上，記者遇上檢察官，除了寒喧敬酒以外，記者還希望從檢察官口中，套出為何要對他進行監聽的原因，檢察官雖然絕口不做正面回答，但從言談中透露記者的通聯對象與內容與案情都無關，並預告謎底即將揭曉，不到兩周，爆發警察集體貪瀆事件，記者才恍然大悟。

不過事後記者對於被監聽之事仍然耿耿於懷，要求檢察官要給個說法被拒，記者就曾經撰文探討檢察官濫權監聽的問題，雖然因為監聽的手段，在偵辦案件中是可以做不能說的秘密，但有侵犯個人隱私權之虞，當初因為貪瀆案的社會囑目性過高，而被忽略，但在後來的通信監察法修正後，也納入考量。

早期的監聽為何稱為惡意追蹤，所有檢警機關的解釋都相當模糊，因為都不希望揭開這個手段的神秘面紗，過去也常聽聞主跑某些路線的記者都會被監聽，是具有政治因素，但對於記者的工作性質而言，監聽的本質就是具有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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