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Born in Auschwitz)，記錄了政治暴力的跨代延續。一名懷孕的猶太女性，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生下女兒後，把經歷過納粹大屠殺的恐懼傳遞給了自己的女兒，接著這份創傷又再傳給孫女的故事。導演透過多年、跨國跟拍，讓觀眾看見政治迫害對三代女人的影響。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些字是情緒，我只知道『生氣』，就這樣而已。」
凱娣從小被媽媽安琪以「倖存者」的模式扶養長大；三歲時被訓練自己上街採買，十歲得學會搭乘公車和地鐵，因為必須隨時為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危機做好準備。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我不認為有必要，無時不刻跟妳說『我愛妳、我愛妳、我愛妳』，還是在那邊親來抱去的。」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那不是什麼壞事情，說我愛妳不是壞事情，擁抱彼此也不是，人需要這些東西，它會存在是有原因的。」
從布達佩斯到以色列，導演透過鏡頭多年跟拍，記錄安琪和凱娣母女倆踏上從未想過返回的地方，碰上意料之外的人，陪伴她們揭開沉寂多年痛苦的陰影。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最糟糕的部分是持續不斷的罪惡感，我無法忍受，我感到內疚，因為我過得很好。」
母親的創傷留給女兒，再傳給孫女，匈牙利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記錄了政治暴力的跨代延續。不擅長表達情緒，不願意展現脆弱的一面，並用同樣的方式教育女兒，是納粹大屠殺為她們留下的共同成長傷疤。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妳並沒有讓我變得堅強，妳也沒有讓我更不害怕，剛好相反，妳讓我很恐懼，不幸可能隨時都會發生。我沒辦法自己一個人入睡，因為我會做惡夢，夢見德國人跟坦克車在追我。」
安琪的母親在懷孕兩個月時，被抓進奧斯威辛集中營，甚至還被當成人體實驗的對象。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門格勒做許多(人體)實驗，我還在(媽媽)子宮裡時，他朝子宮注射針劑，我們不知道裡頭是什麼。他進行了一些實驗，我媽媽說十分疼痛，那些注射讓她非常疼痛。」
因此安琪出生時，體重只有1公斤重，根本沒有力氣哭鬧，不過卻也因禍得福，奇蹟似的沒被發現，最後更是幸運地在快被槍決前逃過一劫。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我們去參觀奧斯威辛時，我整趟路都在跟我女兒說『她怎麼做到的』、『她究竟怎麼活下來的』」
紀錄片《我不是倖存者》：「我希望妳能夠了解一件事，我一直一直都很愛妳，即使我無法表達出來。」
政治暴力過去了，卻以創傷的形式持續蔓延在倖存者家庭中。公視主題之夜SHOW映後論壇以《政治暴力創傷的孤獨繼承人》為題，邀請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精神科醫師，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一同探討。
映後論壇《政治暴力創傷的孤獨繼承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彭仁郁：「白色恐怖在台灣很難被談，因為一般人就會說，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去跟德國比跟南非比，可是這個反而讓創傷很難好像很難正當化。我們很難在面對別人的時候，把這個很細節的傷的感受說出來。」
施又熙和王芃母女倆，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和三代，她們都表示成長過程中的經歷，多少影響了她們自由表達情緒的能力，也經常會有一種像是「局外人」一樣的解離狀態。
映後論壇《政治暴力創傷的孤獨繼承人》/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 施又熙：「其實受難者的家屬，其實是等同於受難者，可是在台灣它其實分得有點清楚，就是說好像，這好像是一個不一樣的關係。但事實上，我覺得他們的經歷，雖然沒有在獄中的那一段，可是他面臨的是在社會的那一段。」
不論是失語，還是心理創傷突然襲來，許多受難者當事人以及家屬，承受的是一般大眾難以想像的一種孤獨。
映後論壇《政治暴力創傷的孤獨繼承人》/精神科醫師 鄧惠文：「我想政治暴力創傷造成最大的傷害是，因為過去那種說法，其實是不符合真相的，而我們要說出這個真正的東西的時候，的說法跟語言是要自己重新再建構。而像我自己在臨床的心理工作當中，我覺得最深沉的傷痛，其實都講不出來。」
讓一代傳一代的傷痕，被正視、理解和釐清，是國家和社會需要一起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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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3/01/06 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