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即將來臨，美中關係正顯現出日益緊張的態勢。無論是在經貿和知識產權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還是在南海和台灣等地緣政治問題上的分歧，抑或是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上的觀點不合，這些因素均導致雙方的矛盾逐步擴大。
儘管如此，美中雙方仍在持續進行溝通。美國務卿布林肯表示，雙邊溝通的目的是確保雙方對彼此的立場保持清晰，並就存在的分歧進行深入交流。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雙方的分歧既真實存在，又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然而，除了現有的必然衝突外，雙方仍有合作的空間。雖然仍面臨挑戰，但這種持續的對話可能有助於增進全球的安全。近期出版的《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一書，將帶領讀者重新回顧過去五十年美中之間的互動，幫助理解這段關係如何塑造了當前局勢，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以下內容摘錄自《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
〈第14章 與中交流—悼詞與風暴的反思〉（節選）
在美中關係的後交流時代，未來互動的性質仍不明確，不過目前看來其方向與兩國及其人民長遠、全面的利益背道而馳。這種趨勢可能會持續下去，因為兩國對彼此的安全焦慮都日益加深，而且先前保持正面態度的選民或者支持者也逐漸疏離，種種原因推動著國內政治，致使兩國關係愈走愈遠。分道揚鑣的代價將不斷累積，直到在未來某個時刻，那些更具有建設性及冷靜思考能力的人有機會—或是有勇氣—發揮，或者重新發揮影響力。
傳統上，美中關係就像一張三腳凳，安全、經濟、文化與外交各為一隻腳。直到二○一○年左右，當其中一隻腳疲軟無力時，其他兩隻腳須有能力承重。但在二○一○年後，安全問題從作為交流與建交關係的支柱，逐漸轉變對兩國充滿摩擦的主因，正如馮稼時（第二章）、傅立民（第十一章）、高龍江（第三章）及趙文詞（第五章）在各自章節所詳述。大多數的社會更傾向於優先考慮安全，將其置於其他考慮因素之上，因此在安全問題日益嚴峻的情境之下，北京與華府去化解各種針對美中關係的牢騷或者不滿的動機或理由，也日益減少。
在華府與北京，貿易、金融及教育關係逐漸深陷安全焦慮之中（參見本書戴博的第十章），更別提這些領域本身也早已變得衝突不斷。兩國的整體政策，都與支持雙邊關係的對方支持者愈走愈遠。在美國，北京逐漸疏遠美國商界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到二○一六年，美中關係中的安全、經濟、文化與外交三隻腳同時變得不穩定，這是過去近三十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接著，從二○二○年第一季起，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巨幅放大對中國負面的看法，因為美國咸認中國是疫情的起源地。一開始北京試圖掩蓋並淡化這一點，後來才勉強與世衛組織合作。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對北京最初新冠病毒反應的批評，被解讀為華府企圖羞辱中國及其人民。
在美國，美中關係三支柱削弱的背景是眾人根深柢固的成見：兩國經濟關係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公平的、缺乏互惠性；展望未來，中國成為法治、人道主義國家的前景也似乎愈來愈黯淡，而美國商界也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開倒車（本書由艾倫撰寫的第六章與諾頓的第七章皆直接談論了此問題）。北京當局愈來愈擔心美國可能永遠不會將中國視為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國，甚至會試圖破壞中國政權之穩定—歐巴馬政府二○一一年的「重返亞洲」政策，還有拒絕接受當時新上任的習近平關於「新型大國關係」之呼籲，成為北京理解美國檯面下目的的典型代表。這種負面觀點在中國十分普遍，中國人民認為：中國如今更強大且更值得尊重，美國須表現一定程度的敬重；相對地，美國的衰落（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暴露了出來，華府也需要因應和調整。在美國，中國的虛張聲勢使得美國民眾更加擔心北京將會考驗華府的決心。隨著川普與習近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掌權，這一切都達到了頂峰。兩位都是民粹主義型領導人，都不像他們的前任那般熱衷於交流；兩者都減少對專家與技術官僚的依賴，取而代之的是集權式的強人政治管控。
本章的重點並非美中兩國究竟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這一步，而是著重於：有哪些跡象顯示美中交流時代—如我們過去四十多年來一直在談論—在許多重要的面向已經結束？隨著美中兩國走向衝突頻仍、合作減少的未來，過去交流所得的益處，有什麼將會逐漸減少甚或遭受完全摒棄？我們從那漫長而在許多方面皆有豐碩成果的交流時代中，能學習到什麼可以幫助我們處理美中關係，並應對未來挑戰的課題？最後，新的後交流時期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冷戰時期（一九四六至一九九一年）有何相似與不同之處？面對未來，這些差異將會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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