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拉攏盟友抗衡中國　供應鏈重組與友岸外包成顯學

撰文：葉國俊

【台灣銀行家】歐美與中方在供應鏈風險、人權保障、使用奴工、體制差距等方面的歧異不易化解，因歐美等國對於中共對外發展戰略與因應之道已有定見，除非後者改弦更張，否則前者也沒有更動的必要，甚至還得加快腳步以有效制衡。

供應鏈重組與友岸外包，已是眾所週知且緊密連結的兩個概念。後者於2020年被提出，進而在2022年由美國財政部確立成為政策，旨在要求企業撤離跟美國有地緣政治衝突的國家，轉而優先與盟國或價值觀相近者發展貿易關係，建立彼此互助的供應鏈。然而，許多人未必理解的是，此一理念與政策的形塑過程，並非由幾個高階政治人物所主導，而是經歷過一段主流學界與媒體的反思醞釀，繼之對於歐美各國政經產業發展思維、選舉結果以至於實際政策產生影響。

學者大聲疾呼籲政府正視中方擘劃大戰略

2007年至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一向倡議自由貿易的學者，例如2008年甫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克魯曼（Paul Krugman）以及哈佛大學的羅德里克（Dani Rodrik），便質疑美國的制度安排，是否真能使其在這個全球化的長期過程中獲益。奧特（David Autor）這位麻省理工學院的主流經濟學者，更成立了「中國貿易衝擊」網站（China Trade Shock），持續發表實證研究進行追蹤，自2013年起多篇論文為學術等級最高的《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接受刊登，其論述強調美中貿易導致美方各產業喪失大量工作機會，且永久無法回復，並為傾向自由主義的《紐約時報》，以「美國如何才能在貿易上打垮中國」為題大篇幅報導。當然，這並非一家之言，其他學者的追蹤資料研究也逐漸累積前述論證的正面支持力量：雖不能否定與中方經貿往來對於歐美各國生產力的貢獻，但對於就業的負面影響則殆無疑義。在這樣的產業、主流學術界以至於傳播媒體的共識之下，不論是任一政黨執政，都要能進行規劃且保持政策一致性。

之後，不論是保守派代表人物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或是現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的「長期博弈」，內容都極其近似地描述中國針對美國與世界所規劃的大戰略。尤其是後者進一步聲稱，中共「削弱對手（1989年至2008年）→建立區域架構（2009年至2016年）→全球擴張（2017年〜）」的戰略規劃已到最後階段，且西方已接連遭遇金融海嘯、英國脫歐、新冠疫情、民主政體脆弱性等衝擊。面臨一個由中國領導國際秩序的威脅，美國與其耗費鉅資與之展開對抗，不如「師華之計以制華」展開「不對稱作戰」。中國經濟規模並非前蘇聯可比，採取對稱手段，諸如提出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計畫抗衡所費不貲的「帶路倡議」並非上策。相反的，應該借鏡過去中國削弱西方並逐步建立區域架構的經驗，以不對稱方式遏阻中國擴張，同時強化美國自身實力，因應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及其主導的自由開放世界秩序。簡言之，「仿效而非對抗中方策略」，尤其是2013年起習近平念茲在茲的供應鏈自主與安全，才是歐美各國必須亟思因應且積極建構的要務。


供應鏈變遷、友岸外包、近岸外包 帶動一波工業建設熱潮

在歐、美、日等具備近似價值觀國家面臨類似處境，且地緣政治環境急速變化之下，一旦將觀念逐漸化為縝密厚實的政策，就會取得顯著進展。除了友岸外包，也逐漸出現諸如「近岸外包」（Nearshoring）等，在宏觀戰略或是微觀企業策略意義接近的情勢發展：過去幾十年，歐美客戶將自己購買的許多商品，外包給中方與其他低成本製造業中心來生產，惟近期世界經濟局勢雖呈低迷，製造商因地緣政治和供應鏈方面的擔憂，漸將業務遷至離客戶較近之處，導致廠房需求增加但庫房需要則反之。雖然各有消長，但以歐洲為例，工業地產整體成交量於2022年增長近30%。通膨增加製造商投資新廠房成本是一個現實，且在能源價格考量下，並非所有企業都在退出中國大陸市場，但目前許多企業優先考慮者，是確保營運不受下一次供應鏈衝擊影響。在地緣供應與公平貿易觀念改變，以及政策補貼引導下，不少傳統產業移回歐美，或是與盟國及制度觀念一致的國家地區進行分工，導致較高的成本與售價，被部分人士戲稱為「成本外包」，但在「中國製造」由成本效益而逐漸沾染人權污名且成為品牌負擔，供應鏈變遷與友岸外包也帶動了一波工業建設熱潮。

觀察產業調整趨勢 歸納經濟面對五大挑戰

接下來，我們應該要回頭來看看，在前述情勢發展過程中，我國產業的調整趨勢。近3年（2020年至2022年）在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各國紛紛推出各種產業政策等國內外總體經濟衝擊下，作者與研究共同作者使用廠商問卷調查，輔以財報數據與實證模型分析，，影響其成本與獲利，進而推論我國經濟未來所將面對的挑戰。初步發現簡述如次：
首先，2020年及2021年，新冠疫情走勢是影響供應鏈調整最重要的議題，能源及原物料價格次之。

其次，立即促使我國產業進行供應鏈調整的因素，2020年是國際能源與原物料價格、匯率波動、美中貿易紛爭，而國內房地產走勢則可能對廠商進行調整造成阻礙。2021年則分別為勞動成本與人力資源短缺、電力供應穩定性、主要國家與台灣的利率政策。

第三，若使用廠商預期採購價格、事後財報實際營業費用與營業收入等3個變數進行比較，發現面對國際政經重大衝擊且進行供應鏈重組調整，並未明顯改善廠商採購成本控制與營收。但廠商本身的投資遷廠策略效果，在2020年及2021年有明顯差異。這隱含在前所未見的疫情與地緣政治衝擊下，2020年後的供應鏈重組與投資遷廠，目的在穩定原料來源，而非降低單位採購成本；另因供貨穩定，反而使實際營業費用與營收增加。

第四，2022年後資料雖未及納入實證，但後續問卷追蹤發現，76.9%的半導體供應鏈廠商，認為供應鏈重組對公司未來發展帶來風險，其中超過7成認為將使成本攀升。82.2%的製造業廠商認為供應鏈重組對公司未來發展帶來風險，其中超過8成認為將使成本攀升。其他風險還有符合各國法規不易、組織分散管理困難等。這些廠商主要以「開發供應商或供貨來源」與「成立生產中心」方式分散供應鏈風險，例如近期半導體景氣趨緩情勢，75%相關供應鏈廠商面對不確定性，仍規劃新增產線產能。

第五，2021年以來，約82.7%製造業者已經新增產線或產能，其中投入新產能地點仍以台灣為主（80.6%）、中國大陸（17.4%）與東協（16.7%）則次之。半導體產業自2021年以來有85.7%已經新增產線或產能，其中投入新產能地點亦以台灣為主（85.7%）、中國大陸（28.6%）與東協（10.7%）次之。在美國與歐盟分別提出印太戰略與晶片法案之後，都有超過10%的半導體相關產業回應願意前往設廠，只是目前看來，赴美投資已逐步實現，赴歐投資則仍有待觀察。


「脫鉤」改為「去風險」 應順應時勢適度調整

最後，金融業為特許行業且具「逐水草而居」的特性，新設據點需時長，主要在配合廠商營運設點考量下進行規劃。東協在供應鏈重組目標的重要性，僅次於台灣與中國大陸。

綜合上述且可預期，歐美各國會順應時勢逐漸調整辭令與政策，例如將脫鉤（De-coupling）改為去風險（De-risking），或是進行適度調整，例如延長南韓與我國頂尖晶片企業投資中國大陸的豁免時間，使之能夠兼顧晶片法案的投資與技術管制需要，以及盟國在中國大陸既有的先進製造產能，避免計畫執行期間因中國大陸零組件生產不順，反過來對自身研發與經濟造成傷害，進而導致同盟間的歧見。但仍可確認的是，歐美與中方在供應鏈風險、人權保障、使用奴工、體制差距等方面的歧異不易化解，習近平近期甚至在中共二十大以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提出「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等罕見用語進行精神動員。如同前述，由於歐美等國對於中共對外發展戰略與因應之道已有定見，除非後者改弦更張，否則前者也沒有更動的必要，甚至還得加快腳步以有效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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