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蘇偉華
從輸入到輸出、西進到南進 台灣金融海外布局版圖移動
【台灣銀行家】銀行業擴大對國際金融布局的執行計畫，已轉為深耕業務，其中的利器就是數位轉型。遠距工作與內部資訊雲端化，讓人力有效精簡，另一方面，供應鏈金融數位化，更容易整合銀行業務的專業及海內外據點的力量，滿足顧客需求。
在金融高度全球化的今日，海外布局成為金融機構創造成長動能的重要引擎。除了本身的成長、獲利，金融海外業務推動甚至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命運。許多人不知道，台灣現代金融的濫觴，其實來自日本金融機構設立的海外分行；而台灣從早期殖民地金融，一路走來，到如今遍布全球的632家海外據點，見證了台灣金融能量從輸入轉為輸出的軌跡。而在台灣金融海外拓展的過程中，ECFA一度讓不少金融機構將西進中國當作新的肥美沃土；然而面臨中國經濟本身問題重重，金融政策飄忽不定，以及美中貿易戰造成供應鏈遷移潮的因素交織下，台資銀行在中國其實吃了不少苦頭。如今台灣金融朝向「南進」、「東進」發展，海外布局呈現新貌。
首批現代化銀行 自日本輸入
回顧歷史，台灣金融現代化的發展，事實上也受惠於當時日本金融海外布局，即「南進」政策的衍生結果。1895年，日本大阪中立銀行在基隆設立「大阪中立銀行基隆出張所」，成為台灣第一家現代化銀行。後來為進一步推動南進政策，於1897年通過《台灣銀行法》，1899年成立「臺灣銀行」。其後，在台日資也跟著集資成立「台灣貯蓄銀行」，這是台灣金融史上的第一家民營銀行，也是現今第一商業銀行的起源。日治期間，台灣共有7家銀行，包括臺灣銀行、台灣商工銀行、彰化銀行、華南銀行、株式會社台灣儲蓄銀行、日本三合銀行以及日本勸業銀行在台分行。
日治時的臺灣銀行，在成立的第2年，就設立海外分行。第一家海外分行是廈門分行，同年在上海、香港也設立代表處，後來陸續在海外有20個分行據點；日本之外，倫敦、紐約都有分行。自此，台灣開始從「金融輸入」邁向「金融輸出」。
1990年代起 海外拓點遍地開花
1990年代，隨著開放多家新銀行設立加入金融市場營運，本國銀行申設海外分支機構政策鬆綁，再加上國內金融市場競爭激烈、利差低，促使銀行紛紛尋求海外發展機會。國內商業銀行積極地赴海外設置分支機構，有三大主要考量，一是追隨台商腳步，滿足台商在海外的資金需求；二是開拓新客源，分散風險；三是海外市場利差較高，對資產報酬率的提升有明顯幫助。從「圖1」即可看出，近10年來，銀行海外業務營收（含OBU）占整體營收的比率大約在10%至20%左右，最高為2006年的26%，但以獲利（稅前損益）占比來看，卻有25%至35%的水準以上，2020年甚至達40%。明顯看出，海外業務的增加，的確長期對於獲利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西進退燒 東協成耀眼明星
國銀對大陸曝險占比最高出現在2014年第4季，當時曝險金額高達新台幣1兆7,766億元，占淨值比68％，其後占比逐年下滑「圖2」。在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爆發後，國銀西進更為謹慎，2022年第1季占淨值比僅33.6％，續創歷史新低，僅剩全盛時期的不到一半。金管會也持續緊盯國銀的對中曝險，對中國分行、OBU及海外分行對中授信、投資及同業拆借總額，訂下「對陸曝險淨值比」門檻。單一銀行對陸曝險占淨值比若逾80％，就會被列入「警示」，將被金管會高度關切。回顧過去10年，整體而言，金融業西進困境頻頻，不少金融機構吃盡苦頭，而近年中國國進民退潮擴大，企業監管力道加大及房地產市場風暴、疫情封城等諸多不利影響下，本國銀行陸續對中國投資也快速縮手。
但另一方面，近10年來，東協市場成為越來越耀眼的明星。東協於2015年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後，整合成為一個總人口大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的全球第三大市場；目前人口約有6.5億人（占全球近10%），並持續成長中；經濟處於高成長階段，動能強勁，且中產階級平均所得逐漸提高，擁有超過5成的年輕勞動力及人口紅利，具年輕族群消費力。《經濟學人》即預測，AEC在2030年可望躍升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台商前往東協國家投資，原先是著眼於追求當地所擁有的天然資源及廉價勞工的低成本，但隨著東協國家消費能力逐漸受到各國重視，外人投資金額逐年增加，外資企業大舉進駐，造就新一波快速成長。東協龐大的市場需求是現在式，而成為全球工廠則為現在進行式。
新南向遍地開花 成海外獲利重要來源
在考量市場規模、經營環境、發展潛力、收益／風險等關鍵發展因素後，台灣金融業紛紛強化東協新據點。據金管會統計，截至2022年首季止，國內16家金控集團增加新南向國家放款逾新台幣千億元，增加投資亦逾1,384億元；整體在海外共632個分支機構中，設在新南向國家的據點高達336個，占整體海外據點逾5成。包括「東南亞10國」、「南亞6國」及「紐澳兩國」共18國，目前已逐漸成為國銀獲利金雞母：國銀在新南向市場首季稅前盈餘新台幣44.2億元，創下近5年同期新高，除了緬甸呈現小虧，其餘皆獲利，獲利前五大分別為柬埔寨的10億元、新加坡9.2億元、越南7億元、澳洲6.7億元、泰國5.9億元。以據點多寡排列，國銀最多為泰國，共有112個分支機構；其次為越南的59個據點、柬埔寨54個。近3年國銀海外最熱門申設據點分別為越南、印尼、澳洲、新加坡、泰國及柬埔寨等。整體來看，儘管國銀海外整體獲利有所起伏，但新南向地區獲利占比多呈穩步提升態勢「圖3」。
實體據點成本高 靠數位力破疆界限制
台灣金融最終還是想「走向國際」，但國際化本身並非戰略目標。在新南向政策下讓銀行業進軍東南亞，理想的作法當然是建立一家國際知名品牌，或者是和東南亞的業者建立良好關係。然而目前各國監理及法規日趨嚴格繁雜，如反洗錢、個資保護、資訊安全及移轉定價等，大幅增加銀行法令遵循成本，也讓跨境經營面臨更多合規的要求，同時墊高實體分行設立的成本。
銀行海外分支機構並非越多越好，而是要能夠配合銀行整體發展的策略方向與營運戰略。有些據點可以帶來短期的獲利，有些據點是可以產生長期的效益，因此由點、線、面的整合思維來思考海外布局，由點連成線，再由線連成面，結合海內外的資源與平台。而台灣銀行業必須要學習如何跨文化管理和跨區域資源整合，發揮更大的力量，協助顧客在海內外拓展業務，並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有優秀的表現。
因此，許多銀行目前擴大對國際金融布局的執行計畫，已由據點的布局，轉為業務的深耕，其中的利器就是數位化轉型。一方面，遠距工作與內部資訊雲端化，讓海外據點的人力有效精簡，騰出更多資源從事海外業務的深耕。另方面，供應鏈金融的數位化，更容易整合銀行各項業務的專業及海內外據點的力量，滿足顧客的需求，提供顧客更完整的金融服務，發揮金融平台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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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不代表TVBS立場。
從輸入到輸出、西進到南進 台灣金融海外布局版圖移動
【台灣銀行家】銀行業擴大對國際金融布局的執行計畫，已轉為深耕業務，其中的利器就是數位轉型。遠距工作與內部資訊雲端化，讓人力有效精簡，另一方面，供應鏈金融數位化，更容易整合銀行業務的專業及海內外據點的力量，滿足顧客需求。
在金融高度全球化的今日，海外布局成為金融機構創造成長動能的重要引擎。除了本身的成長、獲利，金融海外業務推動甚至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命運。許多人不知道，台灣現代金融的濫觴，其實來自日本金融機構設立的海外分行；而台灣從早期殖民地金融，一路走來，到如今遍布全球的632家海外據點，見證了台灣金融能量從輸入轉為輸出的軌跡。而在台灣金融海外拓展的過程中，ECFA一度讓不少金融機構將西進中國當作新的肥美沃土；然而面臨中國經濟本身問題重重，金融政策飄忽不定，以及美中貿易戰造成供應鏈遷移潮的因素交織下，台資銀行在中國其實吃了不少苦頭。如今台灣金融朝向「南進」、「東進」發展，海外布局呈現新貌。
回顧歷史，台灣金融現代化的發展，事實上也受惠於當時日本金融海外布局，即「南進」政策的衍生結果。1895年，日本大阪中立銀行在基隆設立「大阪中立銀行基隆出張所」，成為台灣第一家現代化銀行。後來為進一步推動南進政策，於1897年通過《台灣銀行法》，1899年成立「臺灣銀行」。其後，在台日資也跟著集資成立「台灣貯蓄銀行」，這是台灣金融史上的第一家民營銀行，也是現今第一商業銀行的起源。日治期間，台灣共有7家銀行，包括臺灣銀行、台灣商工銀行、彰化銀行、華南銀行、株式會社台灣儲蓄銀行、日本三合銀行以及日本勸業銀行在台分行。
日治時的臺灣銀行，在成立的第2年，就設立海外分行。第一家海外分行是廈門分行，同年在上海、香港也設立代表處，後來陸續在海外有20個分行據點；日本之外，倫敦、紐約都有分行。自此，台灣開始從「金融輸入」邁向「金融輸出」。
1990年代起 海外拓點遍地開花
1990年代，隨著開放多家新銀行設立加入金融市場營運，本國銀行申設海外分支機構政策鬆綁，再加上國內金融市場競爭激烈、利差低，促使銀行紛紛尋求海外發展機會。國內商業銀行積極地赴海外設置分支機構，有三大主要考量，一是追隨台商腳步，滿足台商在海外的資金需求；二是開拓新客源，分散風險；三是海外市場利差較高，對資產報酬率的提升有明顯幫助。從「圖1」即可看出，近10年來，銀行海外業務營收（含OBU）占整體營收的比率大約在10%至20%左右，最高為2006年的26%，但以獲利（稅前損益）占比來看，卻有25%至35%的水準以上，2020年甚至達40%。明顯看出，海外業務的增加，的確長期對於獲利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西進退燒 東協成耀眼明星
國銀對大陸曝險占比最高出現在2014年第4季，當時曝險金額高達新台幣1兆7,766億元，占淨值比68％，其後占比逐年下滑「圖2」。在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爆發後，國銀西進更為謹慎，2022年第1季占淨值比僅33.6％，續創歷史新低，僅剩全盛時期的不到一半。金管會也持續緊盯國銀的對中曝險，對中國分行、OBU及海外分行對中授信、投資及同業拆借總額，訂下「對陸曝險淨值比」門檻。單一銀行對陸曝險占淨值比若逾80％，就會被列入「警示」，將被金管會高度關切。回顧過去10年，整體而言，金融業西進困境頻頻，不少金融機構吃盡苦頭，而近年中國國進民退潮擴大，企業監管力道加大及房地產市場風暴、疫情封城等諸多不利影響下，本國銀行陸續對中國投資也快速縮手。
但另一方面，近10年來，東協市場成為越來越耀眼的明星。東協於2015年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後，整合成為一個總人口大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的全球第三大市場；目前人口約有6.5億人（占全球近10%），並持續成長中；經濟處於高成長階段，動能強勁，且中產階級平均所得逐漸提高，擁有超過5成的年輕勞動力及人口紅利，具年輕族群消費力。《經濟學人》即預測，AEC在2030年可望躍升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台商前往東協國家投資，原先是著眼於追求當地所擁有的天然資源及廉價勞工的低成本，但隨著東協國家消費能力逐漸受到各國重視，外人投資金額逐年增加，外資企業大舉進駐，造就新一波快速成長。東協龐大的市場需求是現在式，而成為全球工廠則為現在進行式。
新南向遍地開花 成海外獲利重要來源
在考量市場規模、經營環境、發展潛力、收益／風險等關鍵發展因素後，台灣金融業紛紛強化東協新據點。據金管會統計，截至2022年首季止，國內16家金控集團增加新南向國家放款逾新台幣千億元，增加投資亦逾1,384億元；整體在海外共632個分支機構中，設在新南向國家的據點高達336個，占整體海外據點逾5成。包括「東南亞10國」、「南亞6國」及「紐澳兩國」共18國，目前已逐漸成為國銀獲利金雞母：國銀在新南向市場首季稅前盈餘新台幣44.2億元，創下近5年同期新高，除了緬甸呈現小虧，其餘皆獲利，獲利前五大分別為柬埔寨的10億元、新加坡9.2億元、越南7億元、澳洲6.7億元、泰國5.9億元。以據點多寡排列，國銀最多為泰國，共有112個分支機構；其次為越南的59個據點、柬埔寨54個。近3年國銀海外最熱門申設據點分別為越南、印尼、澳洲、新加坡、泰國及柬埔寨等。整體來看，儘管國銀海外整體獲利有所起伏，但新南向地區獲利占比多呈穩步提升態勢「圖3」。
實體據點成本高 靠數位力破疆界限制
台灣金融最終還是想「走向國際」，但國際化本身並非戰略目標。在新南向政策下讓銀行業進軍東南亞，理想的作法當然是建立一家國際知名品牌，或者是和東南亞的業者建立良好關係。然而目前各國監理及法規日趨嚴格繁雜，如反洗錢、個資保護、資訊安全及移轉定價等，大幅增加銀行法令遵循成本，也讓跨境經營面臨更多合規的要求，同時墊高實體分行設立的成本。
銀行海外分支機構並非越多越好，而是要能夠配合銀行整體發展的策略方向與營運戰略。有些據點可以帶來短期的獲利，有些據點是可以產生長期的效益，因此由點、線、面的整合思維來思考海外布局，由點連成線，再由線連成面，結合海內外的資源與平台。而台灣銀行業必須要學習如何跨文化管理和跨區域資源整合，發揮更大的力量，協助顧客在海內外拓展業務，並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有優秀的表現。
因此，許多銀行目前擴大對國際金融布局的執行計畫，已由據點的布局，轉為業務的深耕，其中的利器就是數位化轉型。一方面，遠距工作與內部資訊雲端化，讓海外據點的人力有效精簡，騰出更多資源從事海外業務的深耕。另方面，供應鏈金融的數位化，更容易整合銀行各項業務的專業及海內外據點的力量，滿足顧客的需求，提供顧客更完整的金融服務，發揮金融平台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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