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週刊報導】佩璇媽說：「我的感覺，其實就是重新養一個小孩。」腦傷前，她向家人重述當下，「只說很可怕。她不敢跑，好多人一直跑，她都不敢跑，也不知道是好是壞。她很貼心，才不敢說太多吧。那時在醫院，她還說她不痛，不用擔心。但那換藥過程，一看就是很痛。」
真的很痛。朱爸爸形容，是一看到護士又要來換藥，孩子們就忍不住發抖的痛。但更痛的，恐怕是夢想的路坍方中斷，2年過去了，再次啟程的日子還看不到。
下一步怎麼辦 身心面臨考驗
陽光基金會台北重建中心社工總督導曠裕蓁說：事情發生的當下，除了幾乎每個人都會問的「為什麼？」接著就是「然後呢？」像帶著佩璇出院回家的林媽媽就說：「其實出院時我很害怕，因為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還好陽光一直聯絡我們，就去做復健。」
我們一早到陽光探訪，傷者陸續抵達，到了就自己拉筋、跑步、拿剪刀剪免洗筷，熟門熟路，彷彿第2個家。不過以上這些，佩璇都做不了，她就是趴在床上，勉力地動動手、抬抬腳。
所謂的「然後呢？」真的才是最大難關。住院半年後回家，朱俐每天還是得花6到9個小時換藥，爸媽一人一邊，換下來的紗布天天一大袋。不只朱俐，2年了，朱媽媽到現在都還經常哭泣，朱爸爸說：「我只能安慰她們，你看有一個叫黃博煒的，四肢剩下半肢，也是好好活下來了。」
確實，黃博煒給了許多人勇氣，5月底一則在臉書上「覺得感恩」的發文有近6000個分享。他無暇受訪，但寫下一段話給我：「截肢不是悲歌，而是新的開始。我不知道未來的路是什麼，也不知道能為社會帶來什麼貢獻，我知道的是：我會更勇敢、更努力向前邁進！我的人生才正要開始。」我問他怎麼打字的？他說用觸控筆敲出來。生活裡最難的是「以前會的一切，都要重新學，要想辦法運用現在的身體。」
他是傷勢評估最嚴重者，陽光基金會北區中心諮商心理師牛慕慈卻說：「他算是心理建設做得比較好的。」
復健長路迢遙 心理創痛浮現
在採訪的個案裡，最不願再回想此事的，是罹難者家屬。5個家屬中，2個在請其他家屬協助聯絡時直接表明不願受訪，另外3名通上話的，都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有至今不敢走進兒子房間的，「他入院到過世，都沒醒來，我們連告別的機會都沒有。」也有對家屬間不同意見感到無奈的：「有人說真相能幹嘛？但我們死者家屬，現在能要的也只有公平和真相啊。」電話裡聊著就落淚了，最終仍以簡訊表示不願再多談，婉拒了拍攝。
詢問心理師，旁人能給的支持究竟是什麼？「其實就是陪伴。同哭，同樂。傷友們有出門復健的必要，這也是和人互動的機會，但罹難者家屬有時就自我封閉了。」她特別提醒我：「如果可以，就別再打擾，尤其避免無預警打電話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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