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去年首度出現人口負成長，專家指出，今年恐面臨16萬新生兒保衛戰，要延緩人口老化，更該回頭關注結婚率下降的原因，除了發補貼，更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感受政策的穩定性，例如穩定、優質的公托環境。
台灣總生育率（平均每位婦女生育量）在2003年跌破1.3人，進入所謂的「超低生育率階段」，政府在2010年把生育問題視為國安議題。不過，台灣去年首度邁入人口負成長，2020年人口總數2356萬1236人，比2019年減少4萬1885人，年減0.18%。
專家們針對生育率、高齡就業，提出可能解方與挑戰。
曾任政務委員、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直言，比較台灣2000年與預測2040年的人口總數，大致都在2200萬人左右，總數差異不大，但人口結構差很多。2040年後將面臨雙重危機，一個是人口結構持續老化，另一個則是人口基數下降，形成老化與人口數量急遽下滑的雙重循環壓力，「未來可能每100年台灣人口總數會減半3次」。
多數人認為台灣少子化問題癥結點在於已婚夫妻「生太少」，應該致力提高生育率減緩高齡化速度。薛承泰認為，台灣從戰後嬰兒潮每年平均40萬新生兒，到1980年代約20萬人，2000年之後則在16到20萬人。
薛承泰認為，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會維持在一個水平，但因為基數下降，生育數仍會繼續下滑，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民眾晚婚、晚生，結婚時間連帶影響生第一胎時間，第一胎如果太晚生，就很難再催出第二胎。大環境經濟因素雖然是充分條件，但要想辦法拉抬結婚率才行。
薛承泰指出，台灣去年人口首度出現負成長，加上台灣2020年累計結婚對數為12萬1702對，比2019年減少1萬2822對，結婚率僅千分之5.16。預期結婚對數會連帶影響今年的新生兒人數，「今年是16萬新生兒保衛戰」。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雁馨認為，從數據來看，結婚者平均生育水準都達到2個子女，出生率下降問題，背後的關鍵是愈來愈多人沒結婚，更該思考結婚率下降背後的2個關鍵議題。
第一、了解為何這麼多人不願意結婚或沒有結婚，是徹底的不婚主義，還是理想跟現實有落差，或缺乏社交技能找不到對象，也就是釐清不婚的結構。第二，如果已經有伴侶的人，碰到什麼困境無法結婚。
鄭雁馨解釋，台灣在生育政策上太過直線思考，「不是直接效仿其他國家作法，1年就能生出30萬新生兒」。除了發補貼，更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感受政策的穩定性，例如穩定、優質的公托環境。
鄭雁馨表示，祭出政策前，更要思考台灣有沒有這個土壤可以執行。舉例來說，日本和韓國都投入很多資源推動男性育嬰假政策，育嬰假期間可長達1年，但使用比例都是個位數百分比，關鍵在於企業文化並沒有改變。也就是說，除了可以想到的婚育補貼與做法外，政府也要往產業面思考，有沒有可能改善既有企業文化與職場歧視。
另外，相比於歐盟平均非婚生育率41%，亞洲地區像是南韓、日本、香港、台灣都是非婚生育率非常低的國家，幾乎可描述為「沒結婚就沒小孩」，台灣非婚生比例僅4%。
鄭雁馨表示，很多生育率相對高的地區，婚生子女比例不見得高，反過來也該思考，非婚生子女的污名有其歷史脈絡，放在21世紀後工業化的台灣是否仍合理？
「台灣社會無法容忍非婚生子女的狀況下，年輕人遲婚遲育到最後不婚不育，某種程度也不是太出乎意料的狀況。」鄭雁馨直言不婚不生的原因。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則認為，雖然可以努力提高生育率減緩高齡化速度，但現實是再怎麼刺激生育率，都無法補回戰後嬰兒潮1年40萬人的情況。
林宗弘指出，更實際作法應該是政府開始調整勞動力政策，推動「樂齡就業」，讓高齡者健康老化，透過延後退休年齡，這群人可以持續在職場貢獻所長。
林宗弘解釋，戰後嬰兒潮世代1年約出生40萬人，2000年後出生數一年大約是16萬到20萬人左右。如果可以讓年長者有4成願意繼續留在勞動力市場，大約為16萬人，他們不會只依靠退休金生活，也能減緩撫養比日漸沉重的問題。
不過，要達到樂齡就業，林宗弘指出，很多制度都得一併調整，才能達到永續發展。林宗弘表示，不僅要消除職場的高齡歧視，法定退休年齡、年金制度也要調整，目前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的年齡已經延至62歲，2026年會提高到65歲，2026到2036年間可能還要延後到68到70歲才行。
薛承泰認為，延後退休是可行方向，但不能忽略可能造成的世代間的擠壓效應，建議可以透過年長者最後10年分階段退休的方式，讓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可以逐漸接軌。
薛承泰建議，延後退休不是所有職種都適合，民間部門會務實考量勞工實際產出狀況，判斷是否繼續聘用，但公部門年資和薪資成正比，屆齡退休者的薪資或許可以聘用1.5個年輕人，未必適合延長退休時間的方式。反之，如果年長者參與勞動市場，採取開闢新創事業或提供經驗傳承等方式，當然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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