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關於「臺灣有事」的發言，讓北京對日本採取多層次、高密度的施壓：從限制留學、觀光的「軟性」警告、再到動畫電影延期與中斷各種民間交流、甚至是暫停日本水產品與牛肉的進口、乃至於強化以「反間諜法」逮捕在陸日本人的操作，幾乎就是「全方位騷擾套餐」。
北京壓力與日俱增
日本經濟評論家朝香豐分析認為，北京對日本施加壓力的核心，並非為了懲罰日本，而是試圖在日本國內製造「都是高市惹怒中國」的輿論氛圍，藉此動搖高市政權民意基礎，並逼迫高市內閣垮台。北京的邏輯很清晰：把中國的怒氣具象化到「高市早苗這個人」，讓日本經濟界、親中派與恐中輿論等國內壓力，一齊對高市政權施壓。
這次衝突的源頭，固然是高市早苗將「臺灣有事」，視同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而來。但是衝突擴大的關鍵，還是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社群平台上用近乎暗殺恫嚇的語句，暗示「隨時可以讓插手的人，人頭落地」。朝香豐認為，這句話的殺傷力，在於向日本社會宣告「安倍晉三被暗殺」的事，還是可能再發生，這不僅是釋放政治訊號，更是針對日本人的心理恐嚇。儘管薛劍在事態擴大後刪文，但北京不只沒有與其切割，甚至加碼各種施壓手段，這也是對外宣示：「這並非個人失言，而是對日政策的一環」。
正因為北京做出「護航薛劍」的表態，所以如果高市政權在此時，以「不受歡迎人物」為由驅逐薛劍出境，看似出了一口氣，卻也可能掉入北京設定的陷阱：以「中國外交官被羞辱」為名，升級對日本的制裁，並進一步利用經濟手段，反向捏住日本命脈。
北京對日打「稀土牌」恐遭反噬
說到制裁日本經濟，可能很多人會先想到的就是稀土；畢竟中國如果限制稀土出口，可能會對日本汽車等關鍵產業，帶來巨大破壞。但日本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峯村健司卻認為，日本汽車大廠在中國的投資，其實正支撐中國下行中的經濟，所以如果制裁太過頭，可能會導致日本企業撤資。
除此之外，美國前貿易官員，也是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的卡特勒(Wendy Cutler)也說，如果將日本踢出稀土供應鏈，也可能促使日本的稀土相關產業，加速與中國「脫鉤」，減少對中國稀土依賴，反而會傷害中國稀土相關產業。換句話說，北京的制裁，就如同川普關稅一般，是傷敵也損己的「七傷拳」，讓北京在矛盾中無法輕易做出制裁的決定。
不過日本經濟，也並非無敵，比方說醫藥的供應鏈，就可能承擔風險。朝香豐指出日本大量藥品原料，其實仰賴自中國進口，部分原因就在於日本國內環保與化工管制較中國嚴厲，把相關生產外包給管制較寬鬆的中國，再以進口方式來滿足日本國內需求。如果北京在藥品原料上動手腳，日本不只是醫藥產業受衝擊，還有可能造成「藥物短缺」的社會性混亂，這種壓力也很容易被轉化為對執政黨與高市早苗領導能力的不滿。
日憂「親中派」挖高市牆角
所以，問題的本質，或許不在於「中國會不會制裁」。而是日本企業在過去數10年，在經濟效率與成本考量下，一點一滴堆疊出來的結構性脆弱。就和美國製造業一樣，這種過度依賴，成為北京可以把經濟手段，化為即時可用的戰略武器。當然，如果日本社會在這樣的壓力下，反而凝聚出「寧可承受代價也要支持高市」的輿論氛圍，就會是對中國的重要反擊。只是不可諱言，日本「親中派」勢力，早已深植政商兩界，對高市政權來說，這樣的賭注風險極大，也容易在壓力傳導過程中，反而先將政權壓垮。
正因如此，高市政權一方面要面對北京在經濟與外交上的施壓，另一方面又必須承受來自黨內與財經界的壓力，要求「不要把事情鬧大」。如果這股內外夾擊，導致內閣崩解，那更將正中北京下懷：中國不需要擊敗日本，只要換掉一個「對中鷹派」的首相即可。
對日本來說，更棘手的或許是，這些所謂的「親中派」，在國家安全保障的論戰上，刻意扭曲高市早苗的論述。部分在野黨人士竟然配合北京說法，試圖將「高市談話」，詮釋為「中國攻擊臺灣，日本會主動為臺灣行使集體自衛權」，藉此指控高市違反日本政府的一貫主張。不過更為完整的脈絡，應該是美軍在協防臺灣時，如果遭到共軍攻擊，日本自衛隊無法假裝事不關己，因為這是以日美安保為前提的現實判斷。
刻意將「美軍被共軍攻擊」的前提捨棄，再去指責「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逾越集體自衛權框架，正是北京擅長的輿論戰技巧。朝香豐認為，一旦日本政壇和輿論，被導向「臺灣有事，日本無須為美軍提供實質支援」的方向，等同默認中國可以用武力改變臺海現狀，這也將會實質性削弱整個民主陣營的嚇阻力量。
德國對中「軟硬兼施」可當範本
面對中國施壓，日本並非沒有可以參考的國際範本。朝香豐指出，德國近月來的對中路線的轉換，就是最佳示範。德國外長瓦德福(Johann Wadephul) 公開點名，指中國和俄羅斯企圖改寫國際秩序，還批評北京以支持莫斯科來正當化自身霸權企圖。儘管北京拒絕瓦德福訪華，企圖施壓；不過德國卻進一步允許前總統蔡英文前往德國發表演講，主題更是直指「民主國家如何在威脅下維繫韌性」的中國痛腳；對北京而言，德國的作法，幾乎就是將「紅線」踩到極致。
更具指標性的是，德國副總理兼財長克林拜爾(Lars Klingbeil)，在德中衝突後訪華，在上海受訪時，直接點明對中國在鋼鐵、太陽能與電動車等領域，產能過剩的憂慮，甚至暗示歐盟將不排除採取保護措施。換言之，德國一方面在民主價值與安全議題上，強化與臺灣的合作；另一方面繼續以「務實而帶壓力」的姿態與北京接觸，不讓雙邊關係全面失控，但也不願單方面噤聲。
「戰狼外交」不適合民主國家
朝香豐認為，像德國這樣「不屈從、不失控、也不自我孤立」的韌性，是日本政府在面對北京威脅時，極具參考價值的路線。
光是口頭強硬的「戰狼外交」，並不適合民主國家；如果能在政策上，貫徹不畏外部威脅、堅持本國安全與價值判斷，同時同步推動分散供應鏈的經濟安全戰略，將成為應對中國威脅的最佳解答。就像日本經濟安保擔當大臣小野田紀美說的，過度依賴一個習慣動用經濟威脅的國家，終究只是風險，而非「正常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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