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清龍（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獨立媒體人）
本月4日，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許成鋼在台灣大學發表演講，就中共極權體制根源、特點、當局近期救經濟措施的可行性，以及中共如何崩潰，做出分析和判斷。
許成鋼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學生，擁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也是當今研究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曾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與中國經濟學獎，主要關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今年2月筆者前往美國查閱蔣經國日記，期間曾有機會向許教授請教中國政經相關問題。以下是就當時的訪談及他這次來台演講內容整理分享。
4日在台大題為「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的演講中，許成鋼表示，共產黨極權制特點包括黨控制國、黨統治社會的一切，不允許存在任何獨立於黨的組織、團體、財產；黨國持有或控制社會所有的財產、可暴力剝奪所有私有財產。
許成鋼說，很多人以為現在中國也有私有財產權，所以不是極權制度。但是在沒有法制的社會裡，法律規定的產權並不意味著對資產的全面控制權。因為現在中共是黨領導一切，黨領導司法，司法執行黨的指令。
今年2月訪談時他提到，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中國在保護私有產權上，已經有了進步。2004年把保護私產放入憲法中，是中共首次在憲法下承認私有財產。2007年頒布「物權法」，是具體執行憲法的規定，然後是2017年頒布執行的「中國民法總則」。
但只有白紙黑字的法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執法，而公正的執法依賴的是司法獨立，但是中國的司法獨立有很大的問題，習近平不承認司法獨立，要求黨管司法，中國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經常沒有被執行，發生大量侵犯私有產權的事情。所以現在中國民營企業家，普遍有一種不安的心理，就是跟私產沒有得到確實保護有關。
其次，他也分析為何中國無法靠內需消費撐起經濟。過去20年，中國家庭收入成長，每年都低於GDP成長，造成內需增速低於經濟成長。長期積累下來，就是家庭收入佔GDP比例只有3成多，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成多，這麼低的比例，意謂內需沒辦法給經濟成長足夠的支撐。
在此同時，中國政府財政收入成長比GDP成長快很多，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太高，這還不包括政府從土地獲得的收入。整個經濟大餅，當政府拿走太多，家庭拿到的比例就少了。所以過去20年來，支持成長的，主要是政府的財政刺激和投資，而這也是中國當前政府債務問題的根源。
在現行體制下，中國政府稅收的3分之2給中央，地方只拿到3分之1。但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建設，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做，這導致地方政府需要靠賣地、租地，拿土地向銀行抵押貸款，否則根本沒辦法支持龐大的公共支出，債務就這樣愈堆愈高。
後來中央發現地方槓桿繼續升高會帶來危險，就試圖要減債，但債務一直降不下來。因為債務減少，意味著投資變少了，經濟成長就會有壓力，但繼續投資，債務又會增加，變成兩難。
他說，現在連用財政刺激維持成長，也愈來愈困難。這主要是「國進民退」造成的，最近幾年大量資金進入了效率低的國有部門，愈是往那裡增加投資，就愈看不到結果，效率高的民企反而資源不足，兩個倒退合在一起，就使得經濟效率大幅度下降。
2013年，中共推出的深化改革方案中，曾有一個「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扮演決定性角色」的設想，他說這是對的方向，但10年來並沒有往這個對的方向走，反而變成「國進民退」了。
後來中國副總理劉鶴出面強調民企在中國經濟中的巨大作用，講了「56789」，即50％以上的稅收從民企來、60％以上的GDP是民企貢獻的、70％以上的研發是民企做的、80％以上的就業是民企提供的、90％以上的企業是民企，所以一定要保護他們，讓他們安心工作。這些話講得很好，但話要有用，要靠司法，才能讓大家相信。
許成鋼2021年的著作〈探索的歷程〉，分析中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的發展路線，指出不管是文革時搞階級鬥爭、還是文革後搞改革開放，都是為了同一目標，幫中共體制續命，走向共產主義。
他在演講中也說，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是大躍進死了4千萬人、文化大革命整了1億人，經濟瀕臨崩潰，中共的統治合法性動搖。但外界誤解以爲改革開放好像是天翻地覆、一切都變了，事實不是如此；鄧小平當年一邊搞改開，一邊強調四個堅持，就是最好的說明。最終中共版的經濟改革，就形成所謂「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體制。
許成鋼接著分析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度，就是向「地方分權」，指的是行政和資源向地方分權，但是政治、人事、意識形態等一切都控制在中央手裡：「只要管住你的腦袋，效忠中央即可。」
他強調「地方分權」是中共極權制度的關鍵，地方分權才是讓中共變得如此強大的原因。但是習近平根本不懂中國，上任後日益收權，不想依賴地方行政力量。這是習的「低能表現」，才會去吹噓東升西降，誤認為力量足夠強大、誤認為能自上而下都控制、誤認為能以「一帶一路」控制全球大局。
許成鋼指出，習近平上台後，中共強化社會控制，從稍加鬆散的威權制重返極權制，權力收緊歸回黨中央，警戒任何可能動搖極權制因素，民企壯大發展，尤其引起中共擔憂。習近平關心的不是經濟，是他的政權。從打壓香港反送中，造成香港經濟表現走下坡，也再次佐證中共以穩定政權為優先。
現在中國地方債台高築、房地產企業債務大爆雷，許成鋼指出，中共現在試圖先不讓房地產企業破產，不過擋不住土地、房地產價格下跌等問題，「怎麼弄都不行，現在碰到死結了，中共只能繼續掙扎」。
針對有關中共內部出現的消極抵抗，以及制度崩潰問題，許成鋼表示，極權制度的特點是「非常暴力的全面控制」。消極抵抗能走多遠很難判斷，就像朝鮮極端的貧困，但是靠著全面的暴力統治也能維持，因為社會精英沒有這樣的共識；而蘇聯經過20年改革，社會精英普遍形成共識，制度不能改革只能放棄，所以制度崩潰就到了。
他指出，在中國，經濟長期低迷，社會精英階層有改變共識時，有可能就是制度崩潰時，但中共精英層有多少人能形成共識，外界並不清楚。
關於中國會不會出現制度性崩潰，牽涉到一個核心問題，即「中共」和「中國人」能否區別開來。日前看到香港學者沈旭輝在網誌上分享與資深評論家練乙錚博士的訪談心得，在此做一介紹，提供另一種思考輔證。
練乙錚說很多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以為根據西方對政黨政治的理解，可以分辨「中共」和「中國人」；但其實所有說「中共不等於中國人」的西方人都是出於無知或誤解，根本不可能精準針對中共、而不針對中國人，也不可能有政策對中國人友好、而不會令中共受惠。
練乙錚以一個科學的推論方式，來支撐他的論點，根據中共官方數字（2022年底），黨員總人數是9804.1萬，也就是差不多有1億人。同一時候，共青團總人數是7358.3萬，這些共青團員幾乎大部份都將成為中共正式黨員。共青團之前的兒童階段，中共又有「少先隊」，人數則為1.3億人。這還未包括接受中共領導的「八大民主黨派」，黨員人數大約有130.5萬人。
換句話說，全中國大約有3億人是各種年齡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成員。而一個中共黨員享有的特權，可以惠及自身家庭。以一家四口計算，3億人乘以4，也就是中國有12億人都是中共黨員和直接既得利益者；就算有些家庭有黨員在上述公式被重複計算，中國14億人口當中，起碼有10億是中共利益攸關方，這數字應該是客觀的。有了這樣的數據，還可以怎樣說「中共不等於中國人」？
沈旭輝根據練乙錚的推論進一步指出，當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經和中國共產黨合為一體，自然不會希望中國共產黨倒台，去損害自己的「根本利益」。就算有些中共黨員或利益攸關方對現在政策非常不滿，因為這種利益結構，加上在還有人質物質在國內的情況下，也頂多嘗試自己出走，有什麼不滿，也只會私下發發牢騷。
因此練乙錚認為，西方期望中國的中產階級壯大之後，會好像西方國家、或受西方國家影響的勢力範圍那樣，因為自身受教育後的意識形態、和與西方經濟掛鉤的利益去推動民主化，這不只是一廂情願，還是徹頭徹尾的誤會，現實情況只會是剛好相反。中國中產階級的壯大，只會代表中共的壯大；他們就算有個別覺悟、擁抱自由，也很難徹底離開這個體系，何況這樣的人也不會太多。
結果西方整個的交往路線、和平演變理論，應用到中共身上，就完全失靈了。
本月4日，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許成鋼在台灣大學發表演講，就中共極權體制根源、特點、當局近期救經濟措施的可行性，以及中共如何崩潰，做出分析和判斷。
許成鋼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學生，擁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也是當今研究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曾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與中國經濟學獎，主要關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今年2月筆者前往美國查閱蔣經國日記，期間曾有機會向許教授請教中國政經相關問題。以下是就當時的訪談及他這次來台演講內容整理分享。
中國集權主義的起源
4日在台大題為「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的演講中，許成鋼表示，共產黨極權制特點包括黨控制國、黨統治社會的一切，不允許存在任何獨立於黨的組織、團體、財產；黨國持有或控制社會所有的財產、可暴力剝奪所有私有財產。許成鋼說，很多人以為現在中國也有私有財產權，所以不是極權制度。但是在沒有法制的社會裡，法律規定的產權並不意味著對資產的全面控制權。因為現在中共是黨領導一切，黨領導司法，司法執行黨的指令。
但只有白紙黑字的法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執法，而公正的執法依賴的是司法獨立，但是中國的司法獨立有很大的問題，習近平不承認司法獨立，要求黨管司法，中國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經常沒有被執行，發生大量侵犯私有產權的事情。所以現在中國民營企業家，普遍有一種不安的心理，就是跟私產沒有得到確實保護有關。
中國為何無法靠內需支撐經濟
其次，他也分析為何中國無法靠內需消費撐起經濟。過去20年，中國家庭收入成長，每年都低於GDP成長，造成內需增速低於經濟成長。長期積累下來，就是家庭收入佔GDP比例只有3成多，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成多，這麼低的比例，意謂內需沒辦法給經濟成長足夠的支撐。在此同時，中國政府財政收入成長比GDP成長快很多，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太高，這還不包括政府從土地獲得的收入。整個經濟大餅，當政府拿走太多，家庭拿到的比例就少了。所以過去20年來，支持成長的，主要是政府的財政刺激和投資，而這也是中國當前政府債務問題的根源。
在現行體制下，中國政府稅收的3分之2給中央，地方只拿到3分之1。但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建設，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做，這導致地方政府需要靠賣地、租地，拿土地向銀行抵押貸款，否則根本沒辦法支持龐大的公共支出，債務就這樣愈堆愈高。
後來中央發現地方槓桿繼續升高會帶來危險，就試圖要減債，但債務一直降不下來。因為債務減少，意味著投資變少了，經濟成長就會有壓力，但繼續投資，債務又會增加，變成兩難。
他說，現在連用財政刺激維持成長，也愈來愈困難。這主要是「國進民退」造成的，最近幾年大量資金進入了效率低的國有部門，愈是往那裡增加投資，就愈看不到結果，效率高的民企反而資源不足，兩個倒退合在一起，就使得經濟效率大幅度下降。
2013年，中共推出的深化改革方案中，曾有一個「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扮演決定性角色」的設想，他說這是對的方向，但10年來並沒有往這個對的方向走，反而變成「國進民退」了。
私有財產不受保護 民企人心惶惶
而且，這個深化改革的設想，還缺少了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成分，就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幾年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只是在媒體上發表一篇文章〈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就可以引起全國性的恐慌。後來中國副總理劉鶴出面強調民企在中國經濟中的巨大作用，講了「56789」，即50％以上的稅收從民企來、60％以上的GDP是民企貢獻的、70％以上的研發是民企做的、80％以上的就業是民企提供的、90％以上的企業是民企，所以一定要保護他們，讓他們安心工作。這些話講得很好，但話要有用，要靠司法，才能讓大家相信。
許成鋼2021年的著作〈探索的歷程〉，分析中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的發展路線，指出不管是文革時搞階級鬥爭、還是文革後搞改革開放，都是為了同一目標，幫中共體制續命，走向共產主義。
改革開放是為了幫中共續命
他在演講中也說，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是大躍進死了4千萬人、文化大革命整了1億人，經濟瀕臨崩潰，中共的統治合法性動搖。但外界誤解以爲改革開放好像是天翻地覆、一切都變了，事實不是如此；鄧小平當年一邊搞改開，一邊強調四個堅持，就是最好的說明。最終中共版的經濟改革，就形成所謂「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體制。許成鋼接著分析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度，就是向「地方分權」，指的是行政和資源向地方分權，但是政治、人事、意識形態等一切都控制在中央手裡：「只要管住你的腦袋，效忠中央即可。」
許成鋼指出，習近平上台後，中共強化社會控制，從稍加鬆散的威權制重返極權制，權力收緊歸回黨中央，警戒任何可能動搖極權制因素，民企壯大發展，尤其引起中共擔憂。習近平關心的不是經濟，是他的政權。從打壓香港反送中，造成香港經濟表現走下坡，也再次佐證中共以穩定政權為優先。
現在中國地方債台高築、房地產企業債務大爆雷，許成鋼指出，中共現在試圖先不讓房地產企業破產，不過擋不住土地、房地產價格下跌等問題，「怎麼弄都不行，現在碰到死結了，中共只能繼續掙扎」。
中共極權崩潰的條件
針對有關中共內部出現的消極抵抗，以及制度崩潰問題，許成鋼表示，極權制度的特點是「非常暴力的全面控制」。消極抵抗能走多遠很難判斷，就像朝鮮極端的貧困，但是靠著全面的暴力統治也能維持，因為社會精英沒有這樣的共識；而蘇聯經過20年改革，社會精英普遍形成共識，制度不能改革只能放棄，所以制度崩潰就到了。他指出，在中國，經濟長期低迷，社會精英階層有改變共識時，有可能就是制度崩潰時，但中共精英層有多少人能形成共識，外界並不清楚。
中共等不等於中國？
關於中國會不會出現制度性崩潰，牽涉到一個核心問題，即「中共」和「中國人」能否區別開來。日前看到香港學者沈旭輝在網誌上分享與資深評論家練乙錚博士的訪談心得，在此做一介紹，提供另一種思考輔證。練乙錚說很多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以為根據西方對政黨政治的理解，可以分辨「中共」和「中國人」；但其實所有說「中共不等於中國人」的西方人都是出於無知或誤解，根本不可能精準針對中共、而不針對中國人，也不可能有政策對中國人友好、而不會令中共受惠。
練乙錚以一個科學的推論方式，來支撐他的論點，根據中共官方數字（2022年底），黨員總人數是9804.1萬，也就是差不多有1億人。同一時候，共青團總人數是7358.3萬，這些共青團員幾乎大部份都將成為中共正式黨員。共青團之前的兒童階段，中共又有「少先隊」，人數則為1.3億人。這還未包括接受中共領導的「八大民主黨派」，黨員人數大約有130.5萬人。
換句話說，全中國大約有3億人是各種年齡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成員。而一個中共黨員享有的特權，可以惠及自身家庭。以一家四口計算，3億人乘以4，也就是中國有12億人都是中共黨員和直接既得利益者；就算有些家庭有黨員在上述公式被重複計算，中國14億人口當中，起碼有10億是中共利益攸關方，這數字應該是客觀的。有了這樣的數據，還可以怎樣說「中共不等於中國人」？
沈旭輝根據練乙錚的推論進一步指出，當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經和中國共產黨合為一體，自然不會希望中國共產黨倒台，去損害自己的「根本利益」。就算有些中共黨員或利益攸關方對現在政策非常不滿，因為這種利益結構，加上在還有人質物質在國內的情況下，也頂多嘗試自己出走，有什麼不滿，也只會私下發發牢騷。
因此練乙錚認為，西方期望中國的中產階級壯大之後，會好像西方國家、或受西方國家影響的勢力範圍那樣，因為自身受教育後的意識形態、和與西方經濟掛鉤的利益去推動民主化，這不只是一廂情願，還是徹頭徹尾的誤會，現實情況只會是剛好相反。中國中產階級的壯大，只會代表中共的壯大；他們就算有個別覺悟、擁抱自由，也很難徹底離開這個體系，何況這樣的人也不會太多。
結果西方整個的交往路線、和平演變理論，應用到中共身上，就完全失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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